围观的负面风险大于正面意义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6年11月23日 05 版）

围观群众永远需要“看热闹”。这个社会也从来不缺热闹，尤其是八卦，“明星老婆出轨，联合经纪人卷走大批资产”“豪门宫斗，娱记干掉女博士”“老婆尚在孕期，男星密会嫩模”……瓜子、花生、矿泉水，另有小板凳出租，围观群众每天都过得十分满足——看到成功人士也这么惨，我就放心了。

“围观具有合理性，比如，可以让人在对比中减轻精神压力。但在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围观的负面风险大于正面意义。”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彭凯平说。

英国牛津大学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在1992年提出，人类维持稳定交际往来的最大人数是150人。在这150个人的社群里，人由于担心丑闻传播而会变得谨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围观有维持道德的作用。

然而，时代进步了，以前还要走家串户说悄悄话，今天动动手指，八卦就瞬间铺天盖地，围观的成本越来越低，围观的风险和负担越来越小，但对社会的伤害越来越大。

首先，是责任分散效应，当有他人在场，个体在面对紧急情境时所需承担的责任相应减少。围观的人群越多，越容易忽视自己的责任与道德。“我们从别人的行动中得到确认，大家都这样，我也这样。互相确认，本来可能是几个人的反常倾向，但慢慢就被放大到整个群体的偏激现象。”彭凯平说，“所以在围观过程中，最后一定是非理性的、极端的、煽动性特别强的言论占上风。”

其次，是旁观者效应，旁观者越多，能提供帮助的反而越少。围观群众并非生来无所事事，他们本身也是有责任感的，但随着围观者纷至沓来，愿意出来解决问题的人就越来越少。所以，嗑嗑瓜子、聊聊八卦、其乐融融，站出来帮助当事人维权的寥寥。

再次，是道德执照效应，围观群众对被围观者往往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道德优越感”，比如，虽然我穷，可我的钱还在我银行卡里；虽然我丑，可是我没出轨，等等。站在道德制高点就像拥有了一本执照，仿佛自己这样，就肯定不会做出不道德的事情。很多围观群众最初只是看热闹，后来变成起哄，最终可能产生集体迫害行为，比如谩骂、人肉，甚至扬言“奈伊做特（把他干掉）”之类。围观群众自身的行为其实也应该有一个度，一旦过度就变成了犯罪。

最后，是社会促进效应，他人在场促进了个体的行为能力或水平。“有围观群众在场时，人本能地会把自己的习惯性行为放大，而且是好的更好，坏的更坏。”彭凯平说，“围观群众自身也处于被人围观的环境中，人最原始、最简单的行为会极化出来。最后往往就变成了比谁的嗓门大、谁的行为更加粗野极致，也就是群体极化。”

彭凯平说：“在强调集体主义的社会，围观的风险更大，因为我们有一种互相确认的习惯和相信集体道德至高的倾向，容易放大潜在的风险，形成群体暴力。”

围观群众往往是这样的人群：无事干、无责任、无道德自律。而且，围观群众往往需要八卦的剧本按照自己熟悉的套路去走，如果当事人不按常理出牌——大家都盼着“正室”出来斗小三，“正室”却淡然一句“风雨同舟”，他们便感受到强烈的愤怒与反感，以至于都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干卿何事？

“这是他们的私事，涉及个人隐私的事情，应该受到法律保护，这是人权法特别重要的原则”。彭凯平说。但在围观的情况下，在道德至上的情况下，没有人谈法律问题，人人都是道德判官。

不过，公众人物似乎也早已熟悉了这样的套路，被人曝光后的第一反应都是出来道歉，表示愿意“承担责任”，低眉顺眼、文辞恳切。围观群众感觉到自己伸张了社会正义，也就纷纷作鸟兽散，毕竟，八卦那么多，很忙的！“我们都怕群众，都怕社会舆论，我们都是自己文化的囚徒。但非理性的风来得快、去得也快，顺从一下、示弱一下，风就平息了”。

最后，彭凯平指出，围观群众毕竟还是关心他人、关心社会的，至少不是冷漠的人。“你如果还在围观，就说明你的心还没死，只是要小心陷入围观的众声喧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