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样3专题系列（一）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树立优秀共产党员楷模，发挥先进典型示范作用，根据河北大学党委组织部《关于认真做好<榜样3>专题节目学习宣传工作的通知》要求，现推出榜样3系列专题内容。

榜样故事①宋书声：执着翻译家

宋书声，1928年出生于河北新河。1980年至1996年期间担任中央编译局局长。曾参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等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审稿工作，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研究。

“如果没有党，还不知道我今天又在何处”

鲐背之年的宋书声向共产党员网《同学》工作室记者回忆起年轻时候的情形。1942年，那个时候很艰难，华北地区旱灾、虫灾严重，常常吃不饱，穿不暖。为了生存，宋书声选择到自行车铺当了学徒，修自行车。1946年，共产党的部队把他带离了自行车铺，让他有机会进入北方大学学习俄文。大学毕业后，宋书声就被分配到位于辽宁大连的实话报社工作，成为了一名翻译，就在这里，他向实话报社党支部提交了入党申请书，成为了一名党员。他在自己的申请书里动情写下：“党为我找到了出路，如果没有党，还不知道，我今天又在何处。党就是我的家，让我感到更大的力量。”1951年实话报社停刊之后，组织安排宋书声到中宣部翻译室工作，后来又成立了中央编译局，在那里，宋书声待了一辈子，直到退休。

用一辈子做一件事

从1949年起，宋书声一直从事俄语、德语翻译工作，主要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除组织领导工作外，他直接参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等经典著作部分卷次的翻译、定稿和审稿工作。翻译《马克思主义论国家》，重校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第2编（大部分）、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几篇重要书信，主持编辑第一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等。其中，他带领重校的德文版《共产党宣言》，除少数地方需要修补外，一直沿用至今。除了将国外的马列著作翻译至国内使用，源源不断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力量外，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翻译成外文，在国际上传播出去，也是宋书声的一项重要工作。

做马克思主义的坚定实践者

在从事马列主义著作学习翻译研究过程中，宋书声形成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并以此指导自己的一生。宋书声认为，在编译局这几十年没有虚度年华。有人问他，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精神支柱是什么？宋老说，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信念，二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三是对所从事的工作的无限热爱和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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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故事②贺星龙："80后”村医

骑坏7辆摩托车，用烂12个行医包，行程40多万公里、足以绕地球10圈……与许多年轻人不同，1980年出生的贺星龙从卫校毕业后选择回乡当村医，守着黄土，守护乡亲，一守就是18年。

初心

大宁是山西出了名的贫困县，乐堂是大宁出了名的贫困村。贺星龙回来前，村里没出过一个专业医生。

“小病拖成大病，大病夺去性命”。贺星龙12岁时，最疼他的爷爷去世了，那时爷爷才50岁出头，一场重感冒引发了肾衰竭。

“如果及时治疗，爷爷肯定能活下来。”从那时起，贺星龙就萌生了当医生的念头。

1996年，贺星龙考上了卫校，但三千多元的学费让全家犯了愁，母亲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才找出302元钱。就在贺星龙以为求学梦要破灭时，善良的村民们伸出了援手，你家三十，我家五十，把他送进了学校。

三年后，成绩优异的贺星龙主动放弃留城机会，回到村里当了一名医生。

守护

每年腊月，贺星龙都是村里最忙的人。村民们讲究“正月不看病”，“老病号”要赶在年前把病看了，把药备上。

对贺星龙来说，除夕夜出诊不只一次。因为那句“24小时上门服务”的承诺，他没有拒绝过一次出诊，风里雨里，随叫随到。

山大沟深，村落分散，明明看见了羊群和炊烟，找到窑洞却要翻山越梁。每次出诊，贺星龙都要往摩托车上绑上“三件套”：自制的医药包、蓝色药箱和一根长扁担。在摩托车无法通行的地方，那条扁担是用来挑药箱和医药包的。

最多时一天要出诊30次！长年劳累和生活不规律，让他落下了一身病，摔伤擦伤更是家常便饭。有一次摔得差点儿没命，一位大婶扶着浑身是血的贺星龙，心痛得直掉泪：“你这个娃，究竟有多急的病人呀，连自己命都不要啦？”

每到过年，在外务工的人总喜欢到星龙家里坐坐。“平时我们顾不上，老人孩子你就替咱多招呼着。”一句“替咱多招呼着”，贺星龙把它看作信任，当成责任。

“老人们眼神不好，也记不住，我就给他们把手机设定好，按一个键就能拨通我。”说话间，贺星龙有些“小得意”。

扎根

其实，贺星龙很缺钱，每年的行医收入不过万元。为了补贴家用，他家养了两头驴，四亩旱地上种点玉米和向日葵。妻子靠在县城打工的收入，勉强维持两个孩子上学的开销。

但这些年他免去的出诊费、医药费和不好意思要的账，加起来少说也有三四十万元。有人劝他，好歹收点汽油钱啊，有钱不挣，不是傻子吗？

“当年要不是乡邻们帮衬，哪有我的今天？”贺星龙说，要想挣大钱，当初就不会回来。

他开药都选最便宜实用的，有的药只要三两元。一来二去，上门送药的都不愿到村里来。“太贵的药老百姓哪用得起啊！”贺星龙赶紧陪着“说好话”。

贺星龙已经好几年没添新衣服了，开摩托车店的同学送他几身工服，他就倒换着穿，破了就补一下，衣服上满是粗粗的针脚。妻子陈翠萍狠狠心花了200元钱给他买了件新棉衣。

“没想到，他一出门就送给了上村的残疾五保户。”当时陈翠萍有些生气，但很快就想开了，丈夫就是这样的人，心软着呢。

村里13户无儿无女的五保户，是贺星龙主动照顾的对象，免费治病不说，还时常捎一袋面，带几个馍。过年时，还会请他们来家里吃顿团圆饭，添件新衣裳。

村里留守老人多，大事小情都喜欢找贺星龙。平时，他作为村里的年轻党员，带着大伙引水、修路、栽果树，村里的事儿样样离不开他。

“逆行”

2003年，贺星龙参加了一次同学聚会。多年不见的同学，有开诊所的，也有在大医院上班的，生活体面。而他就像个“外星人”，衣着简单，面容沧桑。

有同学数落他死心眼：“当年让你到城里发展，你非要回山窝窝当医生，自己受苦不说，你对得起老婆孩子吗？”

贺星龙百感交集，无言以对，躲进卫生间哭了。聚会还没结束，他就悄悄离开了。

妻子心疼丈夫，自然明白他的心思。“当初嫁给他就看他人老实，对病人都能这么好，肯定会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

“可还是有两次吵得差点闹离婚。”陈翠萍说。

2008年，丈夫瞒着她借钱在黄河边上买了两孔窑洞，想作第二诊所。陈翠萍知道后火冒三丈：现在年轻人都到城里买房子，哪有回村买窑洞的呀？

2009年，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陈翠萍费了好大劲在城里谈妥了一间门面房，准备“逼”丈夫进城开诊所，同时方便照顾孩子。可贺星龙知道后坚决不同意，夫妻俩为此吵翻了天。

后来，不知是谁把这件事传开了。乡亲们着急了，贺星龙一天就接到了十几个挽留电话。索堤村70岁的郝芳花甚至走了6里山路来找他。老人哭着抓住贺星龙的手：“娃呀，你可不能走啊，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谁来管咱呢？”

一旁的陈翠萍见了，抹起了眼泪。她又何尝不理解丈夫呢？村里老人多，离了谁都行，可真离不了星龙这个医生。在打工照顾孩子的同时，陈翠萍一有空就回村帮丈夫一把。

“我问自己，人活着到底图个啥？这里穷人多，需要帮助的人更多，我走了谁来管他们呢？咱是一名党员，大家都看着哩！”贺星龙说，“在老百姓跟前，咱算是有用的人；出去呢，普通人一个！”

回首当年从城市到乡村的“逆行”，贺星龙说不后悔：“钱是没挣下，但咱活下了4000多乡亲，值！”

（《同学》工作室 田雨棣）

来源：共产党员网

责编：王婼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