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党史｜党史故事大革命篇之大革命失败

党的五大闭幕后，武汉国民政府所辖地区的危机越来越严重。5月17日，原驻宜昌的第十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率部进逼武昌附近的纸坊。5月21日，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史称马日事变。接着，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在6月6日以“礼送出境”为名，把大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逐出江西，并开始查封革命团体，逮捕工农领袖。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迅速走向反动。

面对这种形势，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仍然把汪精卫看成是国民党左派。鲍罗廷和陈独秀等仍把希望寄托在北伐军同冯玉祥部的会师上。北上的国民革命军经过浴血奋战，击溃了奉军在河南的主力，使东出潼关的冯玉祥部得以在5月31日占领郑州。但这时冯玉祥的政治态度发生急剧变化。6月20日，他到徐州同蒋介石等举行会议，公开倒向蒋介石一边。事态的这种发展，大大加快了汪精卫集团的反共步伐。

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共产国际执委会曾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并给中共中央发来相应的指示(即五月紧急指示)。其要点是：改造国民党使工农分子大批参加进去；把农民协会变成乡村政权；组织七万军队，其中要包括两万共产党员；没收地主土地。虽然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犯了一系列错误，但这个指示是把当时挽救时局的关键问题提出来了。当然，这不是说中国革命当时有可能轻易取胜；而是说，采取这种果断措施之后，党将有可能同汪精卫集团进行有力的斗争，一旦发生突然事变，也可以在早有戒备的状态中给反动派以有力的反击，而不致遭受过分惨重的损失。但是中共中央认为，五月紧急指示提出的任务是难以实行的，仍然企图以无原则的让步来最后拉住汪精卫集团。

为了挽救革命，以张太雷为书记的中共湖北省委于6月初明确提出武装农民“上山”和争取地方武装等策略，随后省委在武昌举行紧急会议，提出以武汉为中心，发动工农兵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右派反动政权的建议。同月，中共湖南省委在《湖南目前工作计划》中也提出“上山”的主张。然而，这些建议都被中共中央所否决。7月3日，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向国民党作出种种无原则让步的表示，引起党内许多人的不满。会上，任弼时代表共青团中央提出意见书，批评陈独秀，要求公布五月紧急指示。陈独秀竟将意见书当场撕毁。7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的扩大会议上，被紧急从湖南召回的毛泽东提出农民武装可以“上山”或加入同党有联系的军队中去，以保存革命的力量。他还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会议虽然同意部分农民武装可以“上山”，但对这项工作并未制订具体计划或采取相应措施去落实。其结果，不仅湖南武装起义的计划被取消，武汉的工人纠察队也宣布解散了。在当时革命形势危急的关头,中共中央无原则的让步不但没有起到稳住武汉国民政府的作用，反而更加助长了反动势力的气焰。

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不满越来越强烈。7月中旬，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13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行为，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声明将继续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内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这个宣言对振奋党内的革命精神起了积极作用。

同一天，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汪精卫一伙“向蒋图谋妥协，并与共产党相分离，而残杀农工”的行为。7月14日，国民党左派的杰出代表、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写成《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严正指出，党内领袖不能贯彻孙中山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以“分共”的名义，正式同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随后，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至此，国共合作全面破裂，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历史意义仍是不可磨灭的。这场失败了的革命，实际上是未来胜利的革命的一次伟大的演习。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了光荣的一页。党开始掌握一部分革命武装。与此同时，党从正反两方面积累了深刻的经验教训，开始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初步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并从失败中汲取教训，开始懂得进行土地革命和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由于经历了这场大革命，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所有这些，为把中国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来源：《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