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你先生，你敢答應嗎？｜石家庄第三画室致敬教师节

怀旧，是人们无法割舍的情结。这种情结，常常来自对现实的失望或不满。

最近，赶上开学季，看见有媒体平台在推介西南联大的国文课。又让我想起几年前，叶圣陶的《开明国语课本》突然风靡、引发热议和热销的故事。

那些泛黄的老课本，不仅没有随着那个遥远的年代远去，还能重新受到欢迎，令人较之现在的课本，发现其种种长处。不知是欣慰多一点，还是无奈更多？

人们怀念的，当然不只是一本教材。那个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从那个时代走出的人，大多已经作古，但是他们的成就与理想，总能让我们带着敬意去重温。

那时候的初小国语课本，第一页上，老师穿着长袍站在校门口，学生敬礼鞠躬，老师还礼。这是孩童入校的第一堂课，也是最基本的文明。旁边只有两行字：一行是“先生早！”一行是“小朋友早！”

那时候的老师，叫“先生”。至今听起来，仍是尊敬而亲切的。

过去几十年里，人们的称呼变来变去，反反复复。“先生”有了许多其他词义。但是，翻开现代汉语词典，“先生”一词，第一解释仍是“老师”。在教育界，人们还是会把资深的、德高望重的老师，称为“先生”。

只是，过去的学生不多，教师不多，先生却不少；现在，学生很多，教师很多，但似乎没几个人担得起“先生”了。

教师，是一种职业。先生，更包含了人生修为和行为世范。先生，是学业的长者，也是做人的榜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国之命脉。近现代中国，虽战乱纷争，但是人才辈出。先生，为国民教育，承担着一份薪火相传的理想。

望着先生们的背影，我们知道，先生之可贵，先生之难当。然而越是如此，我们今天越是呼唤先生。

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仍不断被人怀念。

那时候，在蔡元培校长的邀请和引领下，北大形成了一个“明星”教授团。不仅有浓厚的学术氛围，也有一番好不热闹的风景：

这里既有主张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陈独秀、鲁迅，也有主张恢复帝制的辜鸿铭、刘师培。拖着长辫的辜鸿铭不买胡适的账，坚持旧文学的黄侃在课堂上大骂倡导新文学的师弟钱玄同有辱师门。张竞生所倡“情人制”、“外婚制”无不逾出国情，至今也未必被世俗眼光理解，却也没有被封建卫道士的唾沫淹死……

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两名老师可能同时上课，学生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蔡元培相信，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就可以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思考、判断和选择的余地。

图片 ｜《建党伟业》·辩论

图片 ｜《建党伟业》·辜鸿铭、蔡元培

图片 ｜《建党伟业》· 胡适、陈独秀、李大钊

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可能被普通人理解为“勉强混合”，实际却有着大是大非上的选择。他请刘师培讲六朝文学，但不允许他在课堂上提倡帝制；他请辜鸿铭教外文诗，但绝不许他在校中宣扬复辟。

守旧的黄侃当然不喜欢有新思想的蔡元培，但他之所以能待在北大，也是因为有蔡元培。“如果我在北大都待不下去，全中国也没有地方能容纳我。”

每一个先生都不是完人。可能大局受限，也可能小节有亏。但是蔡元培不惜一切，要为先生们创造一个自由、宽松的知识环境。

那时候的先生，仿佛是可以和春秋战国时争鸣的诸子百家相媲美的。

我们今天看那些先生，不仅仅是大学问家，更是一群天真可爱的人。他们无论治学，还是做人，都能倾情投入，不为名利所羁绊。他们有性格，有情趣，不擅长评职称，却讲人性与品格。他们学贯中西，一心要在中国致用。他们不独守三尺讲台，更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展示大国民风范，为国家担当。

先生，凭借自己的学识和理想去教书育人，去改变中国。

置身在时代诡谲的风浪中，友谊的小船常常说翻就翻。先生们都有自己的性格和理想。今天志同道合，明日就可能分道扬镳；要有自己的主张，就要承担被骂的风险。君子名满天下，谤亦随之。

比如胡适，就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在过于保守的人眼里，他是背弃圣贤的罪魁祸首；但其温和改良的态度，又让他在激进的人眼里成为落伍学者。与他闹翻的昔日战友，也不在少数。

用心良苦的先生，在浪尖上执着追求，在漩涡里也能忍辱负重。毕生所图，不过是凭一副瘦弱的身躯，为浩荡的社会探一条出路。

如《先生》纪录片制片人邓康延打的比方：先生就像一群羊里的领头羊，凭着自身的生命体验，知道哪个地方有青草、阳光和水泉。

从左至右：查良钊、胡适、梅贻琦、黄钰生

有时候我们容易忘记，高山仰止的先生，其实也是寻常生活中的人。

在清华，陈寅恪常常不修边幅，穿着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戴着皮帽，用双层布包袱皮抱着许多书走进教室。虽被戏称为“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但谁都知道，学贯中西的陈先生，学问之高，时人无出其右者，他也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

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向他们心目中“最好的中国学者”发出了邀请，聘请陈寅恪为汉学教授。这是牛津史上第一次聘请中国人为专职教授，并在此后多年为他保留这一职位。

但是陈寅恪不为所动，而是留在国内，尽一个中国学者的本分。

陈寅恪

陈寅恪对教书这件事有着近乎信仰的仪式感：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时，用黄布包着书；其他课程的书用蓝色包袱。他博古通今，各国语言、各种史料信手拈来，一个小细节，也能讲出大千世界。

丰富的精神涵养之外，却是惨淡的现实生活：在艰难的动荡时期，陈寅恪的生活一直伴随着穷困。因长期营养不良、用眼过度，陈寅恪晚年失明，但是连清华校长梅贻琦劝他休养一阵，他都不从：“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

先生，授人以鱼，也授人以渔，但终究坚守在自己的世界里。

先生宽厚，先生也固执，先生永远赤诚而坦荡。他们满腹经纶，又平和地对待世俗。他们可以开创一代风气，也可以将苦难化作光明。先生的理想未曾磨灭，或者，破灭一次，再重新点燃一次。

我们推崇先生们率先垂范、万世师表，对于先生自己而言，或许，那不过是经过人生和学问的历练之后，自然而然的本性流露罢了。

如同蔡元培将“兼容并包”奠定为北京大学的办学原则，中国今日的各所著名大学，也离不开当年先生们立的标杆。

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来自梁启超在清华园的一次演讲，后来执掌学校17年的梅贻琦，为之身体力行，奠定了清华的校格。

张伯苓一生向善兴学，只做南开一件事，担任南开系列学校校长40余年，“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是他的遗嘱，也成了南开大学的校训。

马相伯为办学倾尽身家，重建“有教无类”的传统，与严复、于右任等创立复旦公学，所提倡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被写进了复旦的校歌里。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大先生们，通过教育，开时代的先河，泽被后世。

马相伯与救国会七君子

不是每一位先生都能成为大学的校长，把金玉之言镌刻成校训。但在校园之外，还有更广大、更需要被照耀的天地。

梁漱溟在31岁时辞去北大教席，为广开民智，来到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发起乡村建设运动，进行积极而可贵的探索。他用行动兑现自己说过的话：“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

陶行知为了推行平民教育，也从城市走向农村，“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梁黍买稷菽下工夫”。晏阳初为了去掉农民身上“愚”、“穷”、“弱”、“私”的顽疾，力图通过平民教育，培养起人们的知识力、健康力、生产力、组织力。他不仅有着深厚的爱国情感，更有着博大的人类情怀，为劳苦大众服务了70多年。

时代需要大先生，也需要小先生。

我们在今天追忆昔日的先生，或许是失望于学术精神的缺位，慨叹于社会理想的褪色。然而，我们仍可以庆幸，那些记忆没有泯灭，有些德行还在传承。

云南丽江大山里的女校长张桂梅，在基层教育岗位上耕耘数十年，为了改变农村女孩的命运和出路，节衣缩食，建立全免费女子高中，在身患癌症的情况下，不耽误一节课，不放弃一名学生，用血汗托起贫困山区孩子们的希望，让一千多名女孩走出大山。

虽然只是一所女子高中的校长，但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陈寅恪对课业的坚持，张伯苓、马相伯对办学的善行，以及梁漱溟、陶行知对平民的博爱。一声“先生”，她是担得起的。

给绝望者以希望，给无力者以力量。百年前的先生们，不正是这样，在如晦的风雨中，用己身做着灯塔，各自照亮一方天地吗？

于右任给马相伯写过一副对联：“生我者父母，育我者先生。”先生对人的影响，不啻于再造之功。世上依然有未竟的事业，先生所要应答的，不仅仅是普天之下的学生，更是千千万万日后成为先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