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接受凤凰网**专访,就当下中国中小学教育谈了他的理解。他强调家庭教育对孩子的重要性,并指出教育最终极的价值是指向生活,不是为了考试,应当反思我们的教育价值体系。
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资料图)
再好的名校都比不上家庭教育
凤凰网:关于择校热您怎么看?不少家长不惜花高价买学区房,在家长看来,好学校和普通学校差别是很大的。
刘长铭:再好的名校都比不上家长的教育。这么多年来,我们从教育实践中感到,家庭教育确实非常重要。我们学校处理的很多棘手的学生问题,都是在纠正孩子在家庭教育过程中形成的不良习惯。如果家里边打下比较好的基础,学校的教育工作也会简单一些,当然我们并不是为了使学校的工作简单,而是使孩子在学校能够发展得更好。
凤凰网:根据您的观察,觉得家庭教育存在哪些问题?
刘长铭:坦率地说,我感到学生的一些习惯不是令人很满意。谈吐举止、文明习惯等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比如最简单的说谢谢的习惯,比如在餐馆吃饭看到小孩简直一点规矩没有……这种情况简直太多太多了。
家庭教育最主要是培养孩子的习惯、道德、品性和兴趣,也包括情感态度、价值观。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位一体,社会教育也主要通过家长施加影响。
现在的家长都很焦虑,其实择校后,在一个学校里边遇到不同老师也有不同的教学方式。赵薇演的《虎妈猫爸》简直是现在择校热社会现象的集中反应。我觉得我们很多家长过于焦虑。
凤凰网:什么原因造成家长这种焦虑呢?家长觉得自己是被迫的,那北京四中肯定是最好的中学之一,其他学校肯定比不了。
刘长铭:其实高考上大学只是其中一方面,学校也好,家长也好,我们应该把孩子的发展孩子的成长放在他一生发展的大背景下来看待,当然每个阶段都很重要,但认为这个阶段就决定了一辈子,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孩子将来走向社会会受很多因素影响,他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至于学什么、考试成绩多少,这个并不重要。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最重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培养学生的一种态度一种情感。
比如考大学多少有一些偶然的因素,差一分没有进这个学校,可是低一分比高一分的水平差多少呢,我们看不出来,但是今天就是这样一个规则。如果说没有考进这个学校,这辈子都完了,这种观点就太过了,完全没有那么严重。我们很多从普通学校出来的学生,后来的发展也非常好,马云也不是顶尖大学毕业的。
在孩子发展过程中,的确家庭教育是最重要的。
凤凰网:现在学校强调家庭教育,我也看到很多学校把作业辅导等甩给家长,学校教育跟家庭教育他们各自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刘长铭:都不可替代。我今天说的一句非常实在的话,确实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一个孩子在家庭这个学校里上了六年,才进到社会的学校,他不是一张白纸进到小学,是带了很多过去家庭教育的痕迹。如果家庭教育在前六年能够培养他更多的好习惯,这样的孩子在进入到学校以后发展会好得多。
但是今天,我们很多家长之所以花那么大精力去择校,实际上他有一个想法就是,学校很好,孩子交给学校,我就一切都放心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越是低年级的孩子,家庭教育影响越重要。
赞成早期教育坚决反对早期训练
凤凰网:事实上孩子进小学前三年是在幼儿园,小班大班学前班,孩子现在三岁就开始送到幼儿园,在幼儿园要上三四年,学龄前教育是不是太长了?对这个阶段的教育您怎么看?
刘长铭:我跟你讲一个故事,有一次我去一个社区做家庭教育讲座,一个年轻母亲问我,孩子做作业不抓紧时间特别磨蹭,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问怎么磨蹭,她说作业应该是七点钟就做完了,结果这小孩耗到十点钟,甚至更晚。我说那是个问题了,问她孩子上几年级,她说开学以后上大班。
上大班就做作业到半夜了。后来我就给我们系教育主任发了一个短信:这就是咱们的幼儿园。
我很赞成早期教育,但我坚决反对早期训练,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训练的结果得到的是一种相同的大脑,相同的思维模式;而教育本身应该培养不同的大脑,让每个孩子都个性鲜明,其实达到这样的目的很容易,就是在幼儿园甚至在小学低年级,让他们充分去玩,让他们充分去做各种游戏。
在做团队游戏的时候,每个孩子都可能承担不同的角色,我们小时候做的一些游戏,现在可能都觉得没有意思了,但那些游戏的教育意义并不比现在玩高精尖玩具差。
我在做一些希望工程小学老师培训的时候,常常从讨论游戏开始,讨论游戏的教育功能,有些乡村学校条件不如城里学校。我常常问这些老师,你们的学校和城里的学校相比有哪些优势?他们说我们的孩子更好地接触大自然、融入大自然,这正是他们的优势。
我们过去玩的一些游戏,比如下雨积的一坑水,拿着小铲子挖条小河把水引出来,我们觉得特别有意思,不要小看这个游戏,在玩的过程中实际上孩子在规划他心目中的世界。但是今天这样的游戏,城市里的孩子是很少玩的,没有土地了都是水泥地,而且家长也不会允许自己的孩子去玩。
再比如投沙包,这是一个团队游戏,有肢体运动,沙包要自己动手缝,还有游戏规则,躲避策略,这里有很多的教育因素。玩这些游戏的过程中,每个小孩有自己的思考,有自己的策略,有自己的决策,在游戏过程中形成的思维结构完全不一样。但是今天,这样的游戏孩子玩得太少了。
我们将来要构建一个创新型国家、创新型的组织,但是思维方式趋同的大脑是没有什么团队创新能力的必须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在相互碰撞的时候才能产生很多的创意,才有团队的创新。
培养孩子创新能力,我们特别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绝大多数情况下,孩子的认知过程是不完整的。为什么不完整?这跟我们的传统观念有关系。大学老师一说创新就说中小学教育应该怎么怎么改进,我们有时候也觉得大学教育应该怎么怎么改进。今天中国的教育,它不是一个环节出问题了,是很多个环节都有问题,那我们就需要从文化层面上来寻找原因。
之所以说我们认知过程是不完整的,是因为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学习就是读书。这种观念下在学习的过程中,孩子认知的过程是不完整的,因为他是从读书开始,书是间接经验,实际上学习应该从接触实际事物、通过观察、然后分析来认识,要获得直接的经验。
今天我们中国的孩子是缺少直接经验的。我们有多少孩子动手做饭?有多少孩子做过椅子桌子?有多少孩子挖过土?有多少孩子砌过砖?缺少直接经验造成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缺乏想象力。
创新是有出发点的,一提创新就想到乔布斯,但想想乔布斯发明什么了,实际上他在技术环节上没有太多的创新,他创新的是一种生活时尚,一种生活方式。马云创新什么了?也是一种生活的时尚。我们现在不要忽视这些,创新一种生活方式,对社会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但是今天我们有多少孩子脱离了生活,怎么能够在生活中创新?
有的时候我总在想,我们的学生学了那么多数理化知识,为什么总觉得缺少科学精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知识来自于间接经验,而不是直接经验。
学生的兴趣实际也来自直接经验,小孩去做一个东西的那种热情比一天到晚从书本到书本的兴趣要浓的多。但是今天我们太多的学习从书本开始,因为我们检测的手段就是做题,你只要把题做对了,就是成功,真正从教育的角度来说,完全不是这样的。
凤凰网:估计不少家长认同您的观点,也想这样做,可是现实就是您最后说的,这不是家庭教育能解决的。
刘长铭:这是一个教育价值的问题。我刚才讲了,作为家长,你能不能把自己孩子的发展放在他一生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考虑,我总觉得我们眼光要放长远,其实上哪个学校都不一定是决定他一辈子的事情,真的,在家庭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孩子的情感和价值观,是最重要的。
哈佛大学曾经做过一个研究,什么样的人更感到生活幸福。他们提出一些假设,高收入的更感到幸福,最后调查结果就是收入高的人对生活幸福的感受更强烈。这样一个结果和前提假设高度吻合的一项研究,应该是一个很完美的研究了,但是报告一发表出来,就引起了很多人的批评,认为研究完完全全搞错了,不是有钱的人更快乐更幸福,而是快乐的人更容易获得工作的成就从而获得高收入。于是哈佛大学重新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研究,最后确认快乐型的那些人收入要比不快乐的人至少高30%以上。
快乐的性情来自于哪儿?首先来自家长,家长是一个快乐型的、积极向上的,这种性情必然影响孩子。从我工作的学校见到这样的家长太多了,孩子一脸阳光,一看家长也是这样;有的孩子对什么都是一肚子不满,这也看不上那也看不上,家长往往就是就那种性情灰色的人。
如果换做我,我不会花那么大的精力去买学区房,当然我也买不起,我会把更多精力放在改善家庭教育上。
我说的改善家庭教育不是给孩子多报几个班,而是安排一些有利于孩子成长的活动,比如全家一起去远足去旅游,去户外生存,带着孩子去做一些公益活动。这些对孩子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刚才我说赞成早期教育,不赞成早期训练。我们今天所谓的早期教育,在我看来就是训练,逼着孩子去学小提琴、去画画。
北师大教授刘岩专门研究幼儿的,他就提到我们逼着对孩子进行训练,常常是从画画开始的,一幅画你照着画,这是最害最有害的,小孩画画是一种他的表达方式。有一本书叫《让天赋自由》,举了一个故事,老师让孩子画画,有一个孩子把纸给涂黑了,老师问你画什么呢?小孩说在画上帝,老师特别奇怪问上帝什么样,小孩非常从容地说过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小孩他在想象,但是今天我们的教育里头,鼓励孩子这种想象太少了。
我们所谓的训练就是按照固定的模式,最后让孩子得到一个我们期望的答案,过早的对孩子进行标准答案式的训练是最最有害的,一些社会机构什么奥数从娃娃抓起,这都是最有害的。
凤凰网:这种现象不是家长的问题,很多学校从一年级就开始发卷子。
刘长铭:这样的学校起了一个很坏的导向,这不符合规律,另外还有一些社会培训机构在助推,背后有经济利益的驱动。所以说教育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教育终极的价值是指向生活
凤凰网:我来的路上还跟司机聊,他说给孩子报英语补习班,一个暑假就花了五万多。对于各种补习班,不少家长提到这么一种现象,老师上课不好好教,明说课后报我的班补习。这是很多家长无奈的地方,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刘长铭:有这种情况。我为什么说我们的教育不是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是整个环节都出问题。应该认真反思我们国家的教育价值追求和教育价值观的问题。
凤凰网:北京四中遇到您这样的可能就很幸运,问题是其他学校未必做到这样。
刘长铭:是,所以我们想办法去影响更多的人,影响更多的学校。
教育最终极的价值是指向生活,我们人类从事的一切活动实际上都是为了改善生活,我们的教育也是为了改善生活,不是为了考试。
为了我们的孩子未来能够有高质量的生活、能够生活得更加幸福,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绝不仅仅就是数学,绝不仅仅就是考大学。
凤凰网:就您北京四中来说,您有高考的压力吗?
刘长铭:当然有了,我们的竞争压力很大。即使是大,四中有我们的价值体系,生活教育、生命教育、公平教育、职业教育等等。
同时我们组织很多活动,比如让我们的学生到农村支教,我们学生每年到农村去做支教,这些都不是为了提高考试成绩。
凤凰网:在高考竞争压力和自己的教育价值之间是怎么平衡的?跟人大附比有压力吗?
刘长铭:排名真的不重要。你看四中什么时候在外头说过高考?没有说过。别因为分数比人家高一点低一点就舍掉了学生应该得到的一些发展和锻炼,即使高考不要了,我们这些也要坚持,差不到哪儿去。
真是对人一辈子负责的话,应该研究哪些对他们未来的生活、未来的发展更重要,这个问题我们如果不想明白,别谈什么素质教育,也不要谈什么以人为本、为学生负责,都是假的。
出国留学使家长多了一种选择
凤凰网:在一些大城市,出国留学低龄化也是越来越流行,初中就送出国读书。您怎么看这种现象?觉得孩子多大年龄出国读书比较合适?
刘长铭:首先是我们的经济发展,家长有钱了,出国留学才成为可能,这也是一个社会进步的表现。第二,在解决了生存问题以后,家长对教育有了更多的选择,考虑到孩子未来的发展,让孩子有机会开阔一下眼界,体验一下国外的生活或教育,这个愿望要求也是合理的。当然也不排除有这种情况,就是对我们的教育是不满意的,我接触的一些人,对我们的教育批评还是蛮多的,都意识到了我们的教育出了很多问题。有条件的一些家庭,可能更欣赏西方那种教育,能够尊重孩子的兴趣,使其发展更加多样化,这也是一个选择。
至于多大年龄出去,我觉得这个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四中每年大概有四分之一的高中毕业生直接出去上学,绝大部分他们选择的路还是对的。但是家长也不要盲目看人家孩子出国了,我的孩子也要出国,这个大可不必。
我们国家每年毕业七八百万学生,出去几万人根本不算什么,而且将来他们如果回国会成为我们建设的一个宝贵资源。
凤凰网:什么样的学生能进北京四中?过去给大家印象,北京四中、人大附中等都是很难进的学校?没有特殊关系很难进,是不是这样?
刘长铭:没有。现在在公平方面有很多行政措施推出来,比原来好多了。现在按照政策,小学升初中,就是按划片;初中升高中,主要就是考试了。
凤凰网:根据您的观察,这些年学生的心理状况怎么样?
刘长铭:的确现在孩子的压力大,出现心理问题的有增长趋势,也可能是过去我们拿它不当问题,现在关注度高了,但的确现在的孩子压力还是蛮大的。
凤凰网:我前面去日本小学参观,与他们的小学生交流,印象特别深的是两个小孩说他们未来想做什么,其中一个就说我以后想养牛,还有一个说想开一个面包房。在中国家长看来可能是不成器的。
刘长铭:是,这不大符合我们的价值观的。当然,家长对孩子都有比较高的期望,但孩子以后慢慢走的路就多种多样了。
我们有一个学生,非常棒,毕业之后上的清华,他学的IT的,他爱人是四中的同学,律师,俩人年薪150万左右。但这个男孩子后来辞职下海了,做煎饼去,他说要打造让一亿人放心的煎饼,很有情怀,现在的收入每年有几十万了。我曾经跟学生讨论过,他们都很认可,他是学IT的,没有做IT,但是他对社会的贡献更多了,创造了新的财富,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问题。
我相信他上学的时候家长一定希望他将来能成一个IT精英,他的前期目标都实现了,上清华,读了研究生,有很好的工作了,但是他要走自己生活的道路,而不管别人怎么说、社会怎么评价。清华的高材生怎么去摊煎饼,不用顾及人家怎么说,北大的毕业生怎么就不能够卖猪肉呢?我们的价值观出问题了。
今天的思想政治课怎么上
凤凰网: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有思想政治课,现在还有吗?我听过这样一种说法,讲我们的道德教育有点颠倒,小学教你爱国,大学之后教你怎样过马路,是错位的。
刘长铭:现在还叫思想政治。但是现在的思想政治课已经完全不是你们想象的样子了,现在的非常有意思。初中的思想政治课,有很多心理问题、成长教育、公民教育都融在里面,比如怎样去认识自我,引导孩子讨论生命的价值。不像大家想象的一天到晚背一些政治理论。
凤凰网:关于爱国教育,现在中小学是怎样开展的?
刘长铭:不同的学校会有很多不同的做法,这些东西不一定都在课堂上体现。比如我刚才提到的北京四中的学生到农村去支教,这就是一个让孩子很好了解国情的机会,而且支教的过程对孩子的人生观价值观是一次巨大的转变。
一个孩子回来谈感受,家长泪流满面。我们到河北一个地方去支教,他们准备从那个学校选择一个小孩,共同资助他完成更高一级的教育,那个学校多数孩子初中毕业以后就辍学了。后来这个事情委托给支教的一个女孩子,那女孩子说我怎么去从两百多个孩子里选择一个孩子,简直在作孽,她总结的最后一句话是,从此消除贫困成了我一生的追求。这种话不是坐在这儿吃着麦当劳肯德基讲的,一定是有真实的体验、直接经验才能讲出来。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家长全哭了,这对家长也是个教育。
你说这是不是价值观的问题?还谈什么爱国?
凤凰网:爱国,不是嘴上天天喊着爱国。
刘长铭:他能够想到当年跟他有过生活交往的那些父老乡亲,这就是爱国。
我们今天对教育规律的掌握还比较肤浅。
四中首先培养的是一种态度,四中的孩子表情幸福。我们别老说孩子为了将来你得吃苦,现在吃苦是为一辈子幸福。当下就是他一辈子其中的一段,他现在不幸福我们很难期望他未来能够幸福,因为今天成长过程中所留下的心理上的缺陷,可能会将来在某个时候爆发出来。
所以现在不幸福,我们很难寄希望他将来幸福。
凤凰网:对家长来说,怎么平衡成绩和幸福感?
刘长铭:别把成绩别把分数看得太重就成了,但谁都不敢这么操作,都觉得分数是最重要的。但我可以告诉你,真的不是最重要的。
所谓的重要,是现在升学靠分数嘛。我不上这个学校又怎么了,你把这个想开不就完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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