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庆特辑一】武大历史上最强“男团”

在校庆的喜悦日子里，武大绚烂的秋景是否醉迷了你的双眼？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就该再次认真瞻仰那些撑起我们煌煌武大的大师，是他们的学术成就造就了今天我们美丽的武大，内涵深厚的武大。今天，就让珞珞带大家走进武大“哈佛三剑客”的风云往事，细细拾起我们对于严谨的学术追求应有的尊重。

前言：“哈佛三剑客”

在20世纪40年代前期，藏龙卧虎的哈佛大学，有三名中国留学生脱颖而出，以优异的学业成绩广获好评，以至于被其他同学戏称为“哈佛三剑客”。一位是中国国际私法学泰斗，一位是中国世界史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一位是世界公认的发展经济学创始人。事有凑巧，这三位年轻有为的“剑客”都在抗战结束的后两年时间里，先后接受了国立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的邀请，回国到武大任教。随后三剑客齐聚于珞珈山麓，成为珞珈三剑客，武大三剑客。数十年来他们在各自的领域成绩斐然，在国内国际都具有一定影响力，也成为武汉大学辉煌历史中难以磨灭的篇章。

韩德培 中国国际私法学泰斗 （1911年2月——2009年5月29日）

【求学之路】韩德培先生是江苏南京人，1911年出生于江苏如皋。他不仅天资聪颖，而且学习勤奋刻苦，少年时代读书时连连跳级，一生中尤其酷爱语言的学习，很早便通晓了英、法、德、日、俄五国语言。于193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1939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英庚款出国研究生”，取得了剑桥大学的入学资格，这是当时最难考的公费出国名额。1942年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42年，韩德培转入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以“特别研究生”的身份继续从事法学研究。1984年我国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将韩德培作为“当代中国的法学人物”予以专条介绍，他也由此成为其中载有传记条目的中国十大法学家之一。

【任教武大——“有约在先”】1945年底，韩德培拒绝了刚刚成立的联合国向他发来的工作邀请，毅然回到了祖国。1946年，他应著名国际法专家、武大校长周鲠生“有约在先”之聘，来到美丽的珞珈山下，开始了新的学术事业。也许正是因为他的努力和取得的卓越成效，在建国后几乎所有的综合性大学的法律系被相继撤消而由政法干校取代时，武大法律系成为全国仅有的三个被破例保留的综合性大学法律系之一。 文革期间，韩德培也难逃厄运，在生命最宝贵，最适合研究学术的黄金时期被打为右派，蒙受巨大冤屈，学术研究也难以按计划进行。文革结束，已经67岁高龄的韩德培迎来了拨乱反正的时刻 。一向不喜“当官”的他，实在是“拗不过”刘道玉校长的盛请，责无旁贷地接受了重建武大法律系的历史使命。在他的积极倡导和努力下，武大于1980年建立起全国综合性大学中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所，1981年又建立起迄今为止我国乃至亚洲唯一的、同时也是整个亚太地区最大的环境法研究所。 1989年，他作诗云：“珞珈山上数十载，人间已见几沧桑。惟有山花年年开，不顾风雨吐幽香。”他直到九十高龄，仍以“老牛明知夕阳短，不需扬鞭自奋蹄”自勉，工作在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还发出了“鞠躬尽余热，接力有来人”的感慨，对后生晚辈们寄予了殷切希望。我们武大学子们对韩老风骨为人、辉煌成就的无比敬仰和衷心祝福，将在珞珈山上化为永恒。

【学术成就】在法学界和教育界，韩德培的众多具有开创意义的贡献几乎人人皆知:他的学术活动范围涉及国际私法、国际公法、环境法、法理学以及法学教育等诸多领域。在国际私法方面，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机两翼”的大国际私法理论，构建了新中国国际私法的理论体系和立法体系;他更是中国环境法理论的开拓者，环境法学研究和教育的奠基人。 1979年，武汉大学决定恢复法学教育，请韩德培教授主持法律系重建工作。那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韩老就敏锐地意识到，国际法将在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在重建法律系的同时，他于1980年组建了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这是中国高校建立的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所。 上世纪80年代，没有多少人知道“环境法”，那时的“环境法”也不是独立学科。1981年，韩德培推动武汉大学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合作组建了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这个环境法研究所不仅在中国是第一个，在亚洲也是第一个。同时，身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学科评议组成员的韩德培奔走呼吁，终于得到教育部的批准，环境法在我国的法学教育体系中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吴于廑 中国世界史开拓者（1913——1993）

【求学之路】吴于廑先生原名吴保安，安徽休宁人，1913年出生于江苏宝应，早年家境贫寒，没有受过完整的中学教育，后来因获奖学金才得以升入东吴大学，1935年大学毕业。抗战爆发后，吴于廑辗转流离至昆明，经朋友介绍，见到了时任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兼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的陈序经教授。陈先生与他只谈了一个小时的话，就发现他才思敏捷，卓尔不群，当即决定他免试入学，作南开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1940年8月，吴于廑以“特优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第五届留美公费生，入哈佛大学文理科研究院深造，1944和1946年在哈佛大学先后获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他的同窗好友、著名美籍华人学者杨联陞，曾以一首归国诗相赠：“思能通贯学能副，舌有风雷笔有神，同辈贤豪虽不少，如君才调恐无伦。”《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共列举了八位中国的世界历史学家，吴于廑先生赫然在列（武大另有杨人楩、雷海宗二位校友入围，八位大家中就有三位是武大校友，这是武大世界史学科的骄傲）。

【任教武大——“吴唐时代”与“学大汉武立国”】1947年，吴于廑先生应武大周鲠生校长的邀请，毅然放弃了在美国的优厚待遇，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回国来到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并担任系主任之职。几十年来，他与另一位史学巨擘唐长孺先生并肩战斗，奋斗不已，在世界史和中国古代史领域里各自熠熠生辉，从而共同开创了武大历史系的“吴唐时代”。 1950年，他在全校抗美援朝参军参干动员大会上，以“学大汉武立国”（把“国立武汉大学”牌楼按由左至右顺序来读）为题，作精彩讲演，使师生员工深受鼓舞。

【学术成就——“伫看新编覆旧编”】在1979年主持了世界历史教材之后，他写给老友周一良一首诗：“枫叶惊秋又一年，京华回首胜游仙。金甍玉砌长安道，紫苑红旗万里天。临老著书知不足，平生读史叹无边。解牛待有操刀手，伫看新编覆旧编。”正是这种“知不足”的谦和与“叹无边”的困惑，激励着这位硕学方家继续勇攀世界史新的学术高峰。 和韩德培先生一样，吴于廑先生一生中最宝贵的金色年华也是在极“左”年代度过的，虽没有受到像韩先生那样被划为右派的不幸遭遇，但在当时那种混乱的社会状况、淡薄的学术氛围和恶劣的研究条件（如资金薄弱、文献资料极度匮乏等）下，虽竭尽全力辛勤工作，却依旧无可尽才，年华空逝，最后，只能对自己“研究难以精专”、“想做的事忽忽无成，少可记述”这种“难以弥补的不足之憾”徒呼奈何了！ 然而，在我们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已逾耳顺之年的吴先生，还是以病弱、年迈之躯，舍命拼搏十余载，完成了更多大放异彩的史学名篇，极大地超越了自己过去的学术成就。从70年代起，吴老开始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和探索我国世界史学科独立发展的道路，在我国世界史学界引起了强烈共鸣，被誉为“世界历史新理论在我国兴起”，其学术见解传到国外，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重视与肯定。 1988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研究员李来福从遥远的北欧来华考察中国的世界史学科状况，同我国史学工作者广泛接触，并专程来武汉拜访吴于廑先生，1989年回国后在该校《文学与历史》杂志上发表专文，重点向西方史学界介绍了吴先生的整体世界史观。

张培刚 世界发展经济学创始人（1913.7——2011.11）

【求学之路】这位经济学家，便是武大“哈佛三剑客”中的另外一位——张培刚先生。张培刚是湖北红安人，1913年出生在大别山区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对于自己的少年时代，张老后来回忆道：“农民生活的贫困，农业劳动的艰辛，从小在我的思想和心灵上刻下了深深烙印，使我早就立志要终生探求良策，为改善农民生活、改进农业耕作，奋力不懈。这是我的经济观形成的最早根苗。”1925年，张培刚来到董必武任校长的武汉中学读书,1930年进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1934年毕业。 1941年4月，张培刚与东吴大学的吴保安（吴于廑）同榜考取清华大学第五届留美公费生，成为武大考上清华庚款公费留美的第一人；同时，他们二人也是该次考试所招取的仅有的两名文科类考生（分别为“经济史”和“工商管理”学科），日后又均被誉为“哈佛三剑客”之一。1941年10月，张培刚进入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研究生部学习，后来又转入文理学院经济系研究生部，1943和1945年先后获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45年，张培刚的博士论文获1946～1947年度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奖和“大卫威尔士奖金”（David A. Wells Prize）（哈佛大学经济学科最高荣誉奖，张培刚是荣获此奖的“东方第一人”），并被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1949年出版，在国际经济学界和发展中国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1951年，在作者本人并不知晓的情况下，又被翻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流行于南美；1969年英文版又在美国再版。

【任教武大——“再续前缘”】1946年5月，张培刚回到了祖国，8月，来到武大任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1948年1月又应聘担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及研究员。1949年2月，为了迎接新中国的成立，张培刚毅然辞去联合国优厚的职务和待遇，并婉言谢绝了哈佛大学两位导师的邀请，离开泰国曼谷，回母校续任前职。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在十年动乱中，经济学界和法学界一样，亦是几遭灭顶之灾，张培刚先生的学术生涯也因此而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在极“左”路线的严重影响下，他被迫中止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近30年。50年代，张培刚就不断收到一些国外来信，询问其研究工作的进展，但他却没法回复。他终日惶惶于阶级斗争的风浪里，外加大量繁琐的行政事务缠身，于是，当那两位智利学者好不容易才找上门来拜访他时，已全然无法在他身上找到当年的哈佛博士、联合国高级官员的那种血气方刚和自信潇洒了！

【学术成就——“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1979年，瑞典皇家科学会宣布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和舒尔茨，以表彰他们在发展经济学上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然而，他们在50年代中期所提出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等理论，早在此十年前，便已见之于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之中！国际上有不少经济学家指出，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一书是世界上关于发展经济学“最早最有系统的著作”，而刘易斯、舒尔茨的理论比张培刚所提出的要晚好些年，因此，张培刚更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 张培刚先生的学术成就，近年来逐渐为世人所知晓。1982年，世界银行经济专家钱纳里来华讲学时说：“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你们中国人，是张培刚先生。这是中国人的骄傲。”另外，还有不少世界知名的发展经济学家至今仍难忘自己在大学时代认真研读这本巨著时的情景。1985年，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所编《国际知识分子名人录》第7卷，将张培刚作为极少数最卓越的有杰出贡献的学者，特别列在卷首献词中并授予“荣誉成就证书”。

“哈佛三剑客“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个称号代表的是三位大师型学者令人敬佩的学术风采，也可以说是国立武汉大学辉煌历史的缩影，代表着学术研究的巅峰时代。我们也可以从中看见，大师，人才对于一个学校发展的决定作用。当然，在瞻仰三大剑客的同时，绝不能忘了在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周鲠生校长。周鲠生是武大历史上最优秀的校长之一，在办学理念上，他服膺伟大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的治校精神，认定优秀的师资是办好一所大学的先决条件。而他本人在这个方面也确实具备蔡元培式的气度与魄力：他求贤若渴，广揽人才，只要是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学者，不论是英美派，还是德日派，他都会摒除门户之见，宗派之别，尽力去聘请。 几位“剑客”有着相似的学术经历，在哈佛均已成就卓著，来到武大后最初几年亦是如鱼得水，前者自是因其自身的勤奋努力所致，而后者则直接得益于一位爱惜人才的好校长，以及民主宽松的学术环境。拨乱反正一完成，他们便置自己年近古稀的高龄于不顾，立即以最饱满的精神状态、最迅速的稳健步履，去开启新的学术生涯，最终在人生的黄昏岁月里，取得了超越过去、超越自我的辉煌成就。“剑客”们对于学术的这种老当益壮、穷且益坚的执着精神，实在令我们武大学子感到无比的崇敬。 今天，美丽的珞珈山，正渴盼着能够涌现出更多优秀的学者，拾起先生衣钵，勇攀学术高峰，最终接近、达到甚至超越他们的水平，也召唤着能够成长起世界一流学术大师的土壤——尤其是惜才爱才、自由宽容的学术氛围——的逐渐成形…… 先人已乘鹤归去，一个时代终结，另一个时代展开，然而求是拓新的学术风貌一直是一个大学应有的追求。对于如何留住大师，培育人才，继而创造大师，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思考。在校庆的特殊日子里，每个人眺望未来，想像百年后我们的母校，最好的憧憬是，四季如画的校园里留下了更多大师的足迹，学者的身影，也洋溢着百年前我们引以为豪的自由学风，更希望看见的是每个在珞珈山水滋润下的武大学子在曲折蜿蜒的求是大道上依然走得坚定，踏实！

后记：

后来在哈佛就学期间，谭崇台、陈观烈、陈文蔚三人，继韩德培、吴于廑、张培刚三人之后，也赢得了“哈佛三剑客”（亦称“康桥三剑客”）的美誉。谭崇台：武汉大学毕业生，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武汉大学商学院终身名誉院长。陈文蔚：武汉大学毕业生，先后就读于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毕业后一直供职于美国俄亥俄州的玛丽他学院。陈观烈：中央大学毕业生，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首任院长，2000年去世。 此外，都出生于湖南、学习在武大后又执教于武大的法学家周叶中、经济学家邹恒莆和哲学家邓晓芒一起，被称为“珞珈潇湘三剑客”。

校史研究会整理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