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雁：如何才能真正拥有一个真实的“世界读书日”？

如何才能真正拥有一个真实的“世界读书日”？

徐雁

南京大学教授、

中国图书馆学会

阅读推广委员会

副主任

“读为基础，想为主导，落实到写”，是北京大学教授金开诚先生当年教人读写的常谈，也是我在南京大学教授“书评写作”和“阅读文化学”等课程时所谨遵不渝的玉律。尽管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信息和知识载体的革故鼎新，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渐行渐远渐无书”的时代已在笑迎来者，但我依然在教学、科研活动中，尤其是在题为《最是书香能致远———读物选择与幸福追求》的各地演讲中，信守并传播着“阅读，尤其是读书，读中外经典好书，读古今名著佳作”的人文理念，因为我深信，芬芳的知识和正能量的精神，多已蕴含在了这些已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外读者遴选，并经历了时空考验的优良读物里。

现实中不难发现，在多年来一浪高过一浪的全民阅读呼声中，有太多的人在侈谈着“书香社会”这个令人怦然心动的美好词组。殊不知，“书香社会”之说得以大行其道，正是一种“缺什么，补什么”的社会补偿心理的强烈外溢。既然在爱好中外文学作品成为一时之尚，读书升学真的能够改变人生命运的上世纪80年代，“书香”都没能成为社会人等的共识追求和合力行动，那么，在数字化、网络化联手共取印刷型书、报、刊世界而代之的当下，美轮美奂的“书香社会”岂不是更如水月雾花了？ 然则，人人心存向往的“书香社会”，也并非不可以接而近之的，关键在于如何筑好广播“读书种子”的社会基础工事。我在题为《医俗无别方，惟有读书是》的《全民阅读知识导航》（徐雁、李海燕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前言中，发表了一个以“书香”为基础的“学习型家庭”，是“书香社会”的文化细胞的观点，并引述了广东东莞塘厦镇四村一家祠堂中的旧联云：“丹桂有根，生于书香门第；黄金无种，出在勤俭人家”，来说明崇文悦学、勤劳俭省的家风和家教，对于孩子成长和家庭兴盛的重要意义。

众所周知，早在1967年，国际儿童读物联盟就把丹麦儿童文学大师安徒生诞生日4月2日，确立为“国际儿童图书日”，以此唤起人们对于读书的热爱和对儿童读物的关注，并借以号召全球儿童要在阅读中让安徒生获得“重生”。从此，许多国家预先创意并认真策划，往往通过媒体宣传在学校、公共图书馆组织各种活动，如儿童与作家、插图画家见面会、作文竞赛或公布图书奖等，以此大力推广儿童阅读。而每两年一届的世界儿童文学最高奖———“安徒生文学奖”，也选在4月2日当天颁发。 在具体操作和执行上，一般说来，每年度的“国际儿童图书日”活动，由一个具体国家的分会确定一个主题来主办，须特邀属于该国的一位杰出作家为全世界儿童写一篇短文，由一位著名的插图画家设计宣传海报，以推广图书和促进阅读。如2010年的“国际儿童图书日”活动由国际儿童读物联盟西班牙分会主办，撰写短文的是西班牙著名作家埃利亚·坎西诺，海报则由著名插图画家诺埃米·比利亚·穆萨设计。他的海报设计线条简洁、匠心独具———一棵粗壮的大树以大红色为背景，树枝末端“生长”着一本又一本的图书，一个孩子攀爬在枝丫之间，正仰头读着自己所心爱的一本书。在这个海报的上、下端，分别用英语和西班牙语标明了“国际儿童图书日”的主题和日期。 当年“国际儿童图书日”设立时，我国正进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第二年，在此社会内乱之中一切无从谈起。直到1986年，中国才正式宣布加入国际儿童读物联盟这一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组织，并于1990年6月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分会。2007年3月23日，“共同架起儿童与图书的桥梁———纪念国际儿童图书节四十周年暨中国儿童阅读日系列活动”的启动仪式在北京首都图书馆举行，并由时任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会长、中国儿童读物促进会主席的海飞向海内外宣布，每年4月2日为“中国儿童阅读日”。 从2016年开始，全国各地“一对夫妇可以生养两个孩子”的社会人口格局，倍增了全民阅读推广的时代重任。它意味着，在“书香儿童—学龄少年—青年知识分子”这一社会阅读人口的可持续发展链条上，以“亲子阅读”为抓手的“学习型家庭”，以校园阅读推广为重心的“书香校园”建设，将担负起更繁多也更为艰巨的文教责任。唯其如此，一个以“文雅社区”为格局的美好社会，才有望与我们未来的生活渐行渐近。为此我强烈呼吁，在中央和地方“十三五”规划期间，各地人民政府应该致力于落实本省、市（县）、乡（镇）少儿图书馆（阅读空间）的填空补白工作，各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全面推进“书香校园”建设。我常常想，只有当我们真正把“儿童图书日”做实、做好、做到位了，才能拥有一个真真实实的“世界读书日”。而当一个个以“书香”为基础的“学习型家庭”构建起来了，“书香社会”的发育也自然就有了肥沃的人文土壤。

当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世界图书与版权日” 在全球落地推广二十一周年的纪念日到来之际，我愿向依然爱好阅读的人们推荐三部新近出版的书：一是迟子建的长篇小说《群山之巅》（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本书可以深化读者对以“小人物”为中心的基层社会的观感；二是樊树志的中国史著作《晚明大变局》（中华书局2015年版），本书足以拓展读者对晚明以来中国社会演变发展的认识。一文一史，恰恰符合阅读文化学上“文史不分家”之说。三是北京大学教授王余光学长和我共同主编的《中国阅读大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作为一部献给2016年“世界读书日”全球落地推广二十一周年的导读类工具书，本书以“读好书，读书好，好读书”为编纂主旨，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