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坤庆：我们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丨疫后教育变革

2020-8-22 11:26:34

华中师范大学

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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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了一个教育变局

这个变局不仅仅是中国的

也是世界的

这次中国的抗疫经验受到世界的肯定

在教育方式上中国高等教育和世界高等教育的差距缩小了

华中师范大学在疫情期间的教育应对

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缩影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

讲华中师范大学的教育变革

就是讲中国高等教育的变革

学校特开设“疫后教育变革”专栏

希望华师人都来思考这个问题

推动学校适应新形势，实现新变革

下面和小诗一起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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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

王坤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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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春伊始，一场人们始料未及的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至今还在全球蔓延。在如此凶猛的疫情现象中表现出来的国人的精神状态有很多值得歌颂与赞扬，如医护人员不顾个人安危直面感染者的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大批志愿者和**为患者和普通百姓服务的献身精神以及众多的领导干部奋战在第一线指挥抗疫的牺牲精神等，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感人事迹。然而，面对凶狠的疫情特别是伴随一些不良媒体对疫情信息的歪曲解读，也引发了一定意义上的社会心态的失常并催生出部分网民的不当言论和行为，其中很多普通国民表现出来的无知、轻信甚至狂躁和极端的心理素质和行为表现令人担忧，如面对一些热点人物和事件所折射出来的社会舆论和国民心态就值得我们深度反思：我们的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或者教育要建构什么样的国民素质？而这个问题与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

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历来是教育目的价值取向的核心问题。我国教育目的明确规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与建设者和接班人，而无论是建设者还是接班人，其基本前提是获得全面发展。依据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思想，所谓人的全面发展不仅包括人的劳动能力全面发展，也包括人在处理社会关系方面的基本素质的养成，如德行、责任感、使命感等，更包括了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与充盈。

因此，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规定是：通过教育和社会实践，使一个人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我关系这三个方面的能力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只有追求这样的教育目的价值取向，我们的教育才是真正在履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庄严使命。如果说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靠人的劳动能力的提升、解决人与社会的关系主要靠德行的养成的话。那么，解决人与自我的关系则主要是丰富人的精神世界。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与充盈不仅包括人格、理想、信念、审美素质的提升，更包括精神认同的价值取向，如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世俗精神与宗教精神、开拓进取精神与批判反思精神等。

在众多的精神素养中，我以为，通过对疫情折射出来的国民精神状态的审视与反思，我们的教育目的价值取向中应该更多关注和倡导对受教育者的理性人文精神的培养。所谓理性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就是：以科学理性为基本出发点去关照人文精神的弘扬与守望，以广博的知识为基础、以合乎逻辑的思维方式去辨别信息乃至社会新闻的真实性，以人文关怀为基本向度去认识评价人与社会，从而使自己在科学精神的前提下通过运用人的理性进行判断和选择，以对人的关怀与尊重为价值坐标，去不断地追求和实现人的自身价值乃至人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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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史上看，人文精神最先来源于古希腊，且发源于理性思考，可文艺复兴后被经验论和唯理论（二者都是理性主义）绑架到了极端，完全否认了人的情感、意识和想象，甚至将人等同于机器。康德纠正了极端理性的错误，写出了《纯粹理性批判》，让人文精神又重新回到合理理性的轨道！可是，伴随现代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在实证主义哲学的推波助澜下，人文精神遭到空前的排斥和挤压，甚至导致很多人只要科学不要人文，西方根深蒂固的人文精神几乎丧失殆尽。历史上，也就是康德批判纯粹理性的同时，在非理性这一端，浪漫主义哲学站出来了，以诺瓦内斯为代表一批哲学家们对情感、意志、想象之于人的作用的夸大如同梦幻一般地绮丽现身了，这朵深谷盛开的幽兰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甚至包括后来的叔本华、尼采、柏格森以及存在主义哲学、后现代哲学都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或者非理性主义色彩，自此以后，历史上悠久的人文主义或者人文精神的传统也被非理性所绑架，成为与科学精神或者理性精神相对立的思潮或观念，并形成了当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各执一端的基本格局。然而，在当代众多的哲学家中，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差不多是个唯一的例外：是他使狭隘了的科学精神和泛滥了的人文精神回归于二者的统一！甚至在我看来，他将历史上所有的只讲人文精神或者只讲科学精神的人全部超越而主张在理性维度对人文精神的弘扬，或者用科学态度匡正人文精神的实践！他应该就是当代复苏的康德！在当代中国，教育学者扈中平曾倡导过科学人文主义，意思是清楚的，但为了避免遭到唯科学主义的嫌疑，我对此说不太赞同，故提出教育目的价值取向应该选择理性人文主义或者理性人文精神的培育与守望，即通过广博的知识传授和扎实的哲学教育在新一代国民素质中嵌入被科学和理性浸润了的人文精神。

我认为，从理性人文精神的角度看，在疫情肆虐过程中，以习总书记为首的党和政府对疫情的总体判断和采取的得力措施是践履理性人文精神的基本体现。总书记亲临武汉疫情现场，考察指挥战疫行动，政府迅速建立雷神山、火神山医院及大量的方舱医院，使几乎所有患者得到应收尽收、应治必治，有效地保障了人们的生命安全，这就是人文精神的核心——人的生命价值高于一切；同时对网络谣言、不良媒体等带来的部分民众的愤懑情绪保持了高度的节制和必要的冷静，体现了高层决策者精良的政治修养和必备的基本理性，并在理性精神的统辖下确保整个战疫过程有序、有效地进行，最终赢得了令人们满意的抗疫效果。可以说，这是理性人文精神在抗疫实践中取得的巨大成就。然而，就普通民众层面表现出来的情绪和行为来看，在弘扬人文精神的表象下潜藏的却是科学与理性精神的明显缺位。所有这些表达出当下国民素质的现实状况是：人文精神深入人心，而以科学和理性助推人文精神的弘扬特别是实践明显不足。

通过疫情展示出来的当代中国社会生态，我以为，作为专门以培养人为己任的教育，必须在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引领下对我们的教育目的价值取向应该进行深度反思，在人的发展的精神维度上要高度重视理性人文精神的培养与铸造，通过每个人用科学理性驾驭人文精神并脚踏实地地去工作和拼搏来谋求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以更广博的知识作基础、以更宽阔的视野作境界去认识人、社会与世界，实现人的发展与国家强盛齐头并进，也只有这样，当代中国才可能以高端的国民素质和强大的国家实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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