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会址,这是毛泽东在1964年所题的六个字,是毛泽东为中国革命旧址留下的为数不多的一幅题字。为什么在毛泽东心目中,遵义会议会有如此重的分量?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拥有最高军事指挥权的博古、李德使战略转移变成了大搬家式的行动。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多人。
当时博古、李德坚持按原计划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但蒋介石早已布置好口袋阵,如不改变原定的前进方向,中央红军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紧要关头,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红军最终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北部前进。随后的猴场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1935年新年刚过,中央红军巧取黔北重镇——遵义。在城中这座国民党军阀师长柏辉章的崭新公馆里,即将召开一场酝酿许久、又迫在眉睫的会议。
1935年1月15日晚上七点多,柏公馆二楼,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与会者陆续到来,房间里顿时显得有些拥挤。尤其是王稼祥被担架抬进来的时候,大家纷纷移动椅子。
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之于敌人力量的强大等客观因素。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反报告”,比较系统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发言时间最长的是毛泽东。毛泽东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到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从《水浒传》到红色武装的游击战术,从“保守主义”“逃跑主义”,到“拼命主义”,侃侃而谈、诙谐幽默。
最后,毛泽东的发言落在李德的军事指挥上,他说“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
坐在房间门口的李德,无法理解那些中式幽默,但从大家的笑声中,他知道毛泽东的发言很受欢迎。
伤口还在化脓的王稼祥,体温很高,但他还是挣扎着站起来发言,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建议其参与军事指挥。
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相继发言,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意见。
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决定仍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后,在向云南扎西地区进军途中,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周恩来后来这样回忆,“没有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不知道要推迟多久。”
1935年2月底,遵义会议结束后一个月,中央红军攻克遵义北部的天险——娄山关,赢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战斗结束后,毛泽东策马经过山隘,留下了气壮山河的诗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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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江苏广电总台
编辑:沈亦珠 赵明昀
责编:佘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