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磨一剑，苏科大担纲的《儒藏》工程告竣！

3月17日，儒藏精华编部类主编朱友华、杨军收到北京大学儒藏中心寄来的《大学衍义补》样书，由校内外同行专家联合攻关的儒藏子部儒学类经济之属二十一种典籍全部问世，宣告我校担纲的《儒藏》精华编竣工。

十年磨一剑。校内承担典籍整理任务的人员有杨军、殷伟仁、窦炎国、戈春源、朱苏南、师为公、丁国祥、聂士全；校外人员有严佐之、朱谦之、苏晓威、李尚全、王雄、李先耕、戴扬本等，来自华东师大、黑龙江大学等高校。

又讯：人文学院承担儒藏集部典籍三种，其中，薛志霞整理的《苏辙集》近期出版，丁国祥整理的《徂徕集》此前已出版。

新闻链接：苏科大多位教师参与校点的大型国学丛书《儒藏》受习总书记关注

2014年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时，与《儒藏》编纂带头人、著名哲学 家汤一介教授促膝交谈，对《儒藏》工程给予高度评价。据了解，苏科大有多位教师参与校点这部大型国学丛书。

2002年，汤一介教授提出编纂《儒藏》的建议，完成收入近500部儒家典籍的《儒藏》精华编（约1．5亿字）为整个编纂工程的第一步。当时全国20多所重点高校及海外研究机构一同参与对《儒藏》精华编的校点工作，苏科大成为省内除南京大学外另一所参与的高校。

“《儒藏》对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扬意义重大，苏州历史文化积淀深厚，这里的学者自然不能缺席。”苏科大《儒藏》校点工作的主要牵头人朱友华教授说。此外，苏科大多年来有许多古籍整理研究方面的成果，这也是能够参与校点的原因之一。

2004年起，苏科大古籍整理研究领域的多位学者组成工作小组，承担起《儒藏》精华编中子部经济之属的21种书稿共约355万字的校点任务，相当于整个《儒藏》精华编工作量的二十分之一。由杨军教授、戈春源教授、师为公教授、窦炎国教授、朱苏南副教授承担《孔丛子》、《大学衍义补》、《法言》、《盐铁论》、《说苑》等16种子部典籍的校点任务，由阮堂明教授、丁国祥教授、薛志霞讲师承担《梁溪全集》、《徂徕先生集》、《苏辙集》等3种集部典籍的校点任务。历史上的儒家著作数量浩如烟海，编纂《儒藏》的难度甚至超越《四库全书》。

下面请大家跟随小苏，一起来欣赏人文学院朱友华教授和杨军教授撰写的《在使命感引领下奋力前行——部类主编十载所历所思》，感受十载征程中苏州科技大学老师们奋力前行的足迹。

在使命感引领下奋力前行

——部类主编十载所历所思

“《儒藏》编纂与研究”作为我国新时期重大文化建设工程，在北京大学和汤一介先生所率团队领导下，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奋战，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儒学史》已问世；《儒藏》精华编稳步推进，竣工在望；编纂全本《儒藏》的前期准备工作业已就绪，正等待启动号令的下达。回顾十载征程，我们作为编委兼部类主编，带领自己的小分队埋头苦干，战胜重重困难，如期完成了《儒藏》精华编子部儒学类经济之属21种典籍的整理任务，结集为5个分册正陆续问世。《儒藏》中心和苏州科技大学对我们的工作给与很高评价；我们自己也深深感到能为弘扬民族精神和传承中华文明的事业尽其绵薄，是人生旅程的重要时段，躬逢其盛，幸何如哉！

就《儒藏》精华编而言，部类主编可以说是“光芒四射”的角色。为确保书稿质量和工作进度这一核心目标，部类主编要同时与《儒藏》中心、所在单位、所率团队成员以及学界相关方面保持联系，在多个维度竭尽主观能动性，传递信息，协商办事，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在持续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磨砺意志，培育无私奉献精神。当此果实成熟、共享收获喜悦之际，我们由衷感谢来自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是历史使命感的驱动，使我们上下左右、方方面面形成统一意志，和衷共济，将《儒藏》工程一步步推向成功。下面这些故事是我们的亲身经历，一定程度再现了十载征程中苏州科技大学同仁奋力前行的足迹。

果断决策与新闻头条

以学校群体名义参与北京大学牵头的《儒藏》工程，让学校名称与国内一批名校排列在一起，这对于苏州科技大学来说，无疑是很荣耀的。就我们所承担的任务而言，确乎是本校建立以来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文科研究项目。在校领导和主管机构心目中，它关乎学校的内涵发展和对外影响力的提升，因此，能像教育部所要求的那样，“将《儒藏》工程项目纳入学校重点项目加强管理，给予大力支持和跟踪服务，提供配套经费和必备条件。”做到了“认识到位，组织到位，支持到位”，有力地保障了项目的进展。

我校科技部对待本项目的处理胜人一筹，本着支持科研的精神，将项目分解，使每位承担人都得到相应的份额，得以参与业绩考评。此举不仅使《儒藏》工程在本校开局顺利，也对其他单位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此前的2009年，我校科技部和分管校长任平教授已在本校做出类似的决策，即认定部类主编承担的是国家项目，校点者所承担任务为教育部项目，在校内享有相应的待遇。这先行一步的决策，显示了领导者的政策水平和组织能力，也对全局的决策起到促进作用。2009年1月，教育部社科司组织召开《儒藏》工程工作会议，我校被列为介绍管理经验的五个单位之一，任平教授的发言得到与会者高度评价。

浙江会议后，杨军及古籍所成员接受了集部北宋部分《梁溪全集》等多项任务，为加强领导以利协同作战，科技部与《儒藏》中心协商，将杨军与朱友华并列为部类主编。学校的大力支持和跟踪服务，使团队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使工作始终保持良好态势，《儒藏通讯》多次予以表扬。

学校领导对《儒藏》工程持久有力的支持，也表现在宣传舆论方面，2004年以来的每一个节点，都能在校刊、校园网以至校外媒体看到有关《儒藏》工程的消息，《儒藏》中心领导来校检查工作，我们每次参加《儒藏》工作会议，以及工程进展的情况，校内传媒都及时予以报道，使其成为广大师生心中的大事，营造出全校上下关心、支持《儒藏》工程的氛围，从而使许多措施得以顺利贯彻。2014年度校内十大新闻的头条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儒藏》精华编100册辉煌面世，我校承担其中21种典籍，已面世11种百余万字。”最新消息是2016年二月校刊关于《儒藏》第二批著作权登记的报道。有几次，《苏州日报》、《扬子晚报》登载有关《儒藏》的报道，其中显然有学校宣传部门的运作。

引进和输出

“经济者，经世济民之谓也”，我们所面对的二十多种典籍，集中展示了儒家思想家治理国家的理念、方略，堪称《儒藏》精华编里熠熠生辉的篇章。压卷的《大学衍义补》是明清两代朝廷经筵的传统教科书，被视为治国宝典，煌煌一百六十卷读下来，想不满腹经纶都难。我们怀着兴奋喜悦的心情对待这一任务，同时深深意识到肩上的担子很重。如何确保书稿质量和工作进度这一核心目标的实现？我们认为关键环节如汤一介先生、孙钦善先生一再强调的，为每一部典籍选好校点者。于是，我们把选准人、调动其主观能动性，以确保书稿质量达标，作为工作的基准目标；同时期许其中有几部书稿出类拔萃，质量明显超越已经出版的同一产品，成为学术精品。

我们最初以“能胜任，肯负责”为标准，物色到十八罗汉，组成我们的工作班子。其中校外六人，分布在华东师大、黑龙江大学、内蒙古大学、扬州大学，主要是当年华师大古籍整理研究专业同窗，如严佐之教授、王雄教授、李先耕教授等，他们长期从事古文献教学和研究，轻车熟路，所承担的任务皆能高质量完成。校内十二人，分别来自文史哲各专业，有长有少，都有高级职称，基本条件具备。但是，工作过程中出了不少情况，面对这般情景，我们不愁不怒，心平气和，妥善应对，与中心沟通协商，采取不同的对策。属于态度不端正的，果断宣告终止合作；属于水平有限不能胜任的，另外物色更合适的人选；对于稿件有较好基础、经过修改可望达到要求的，则从合作共事的道义出发，帮助修润，以期成功。我们从实践中体会到，合作共事，诚信为本，以经商为喻，是各人都拿诚信这个本金来投资，谁把诚信弄丢了，则其资本自然归零，合作自动终止。

在自身任务繁重、人力有限的情况下，还能不能向外伸出援助之手？答案是肯定的。2008年浙江会议期间，陈俊民先生讲到他们那里还有多部书稿未落实校点者，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出于校友之谊，我们即协助物色人选，很短时间内，为《李纲集》、《徂徕集》、《苏辙集》在本校人文学院找到接手整理者。陈先生感谢我们帮了他的大忙，其实用全局一盘棋的眼光看，此举是协同互助，各方获益。浙大那边的难题解决了，苏科大这边参与其事者获得教育部项目的名分，有的还以此为契机，制定出长远研究规划。可谓皆大欢喜。

竭忠尽智

献计献策

像《儒藏》这样的大工程，要顺利实施，终期于圆满成功，除了以总编纂为领导的北大《儒藏》中心的谋划决策外，还需各单位全体参与者竭忠尽智，献计献策，全力配合，使领导者的决心化为每个岗位的实际行动，成功才有希望。在这个过程中，部类主编担负着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全局和局部的两头如何兼顾？我们的经验是，在保持局部工作状态正常的情况下，可以发挥个人潜能，把较多的心思用于全局。《儒藏》工程领导层坚持民主制、群言堂，汤先生一再表示古籍整理非其所长，项目要靠专家们一起做。孙钦善先生、安平秋先生也都展现出从善如流的雅量，这都鼓励我们乐意以主人翁的姿态出现，共襄斯文，随时提出一些设想、建议。

2007年上半年，杨军完成了《孔丛子》和《太玄经》的整理，感到行有余力，于是提出参与《儒藏》精华编的审稿工作，得到中心认可，汤先生签发了《聘请信》，9月13日在上海师大文苑楼召开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上海审稿专家座谈会，正式成立上海审稿专家组，就相关事项进行沟通和交流，研究保证和提高《儒藏》工程工作质量的方法。杨军多年来参加过一些大型古籍整理项目，有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他枕戈待旦，期待投入审稿工作，但现实给他浇了凉水，小团队几次变更校点者，使他无法摆脱校勘任务。“东隅已逝，桑榆非晚”，他希望在今后的大全本工作中有机会把欠债偿还掉。

上海会议议程之一是讨论审定《儒藏》精华编体例，我们事先推敲了讨论稿，发现“体例”与“编纂条例”体式雷同，特别是作为纲领的“体例”，应写得简明、原则、雅驯，不宜层次太多。经斟酌，原稿似可简化归纳为十六条。讨论会由安平秋先生主持，他在总结时发话，既然杨先生对体例有周密的考虑，就请他费神把意见整理出来，供定稿时参考。散会后工作人员来面谈，我们承诺返校后一周内交稿。此举的底气来源于二十年前在《全唐五代诗》的经历，《全唐五代诗》的主编和常务编委中，既有学界泰斗，也有出版社资深编辑，大家集思广益，并借鉴此前编纂大型总集的经验，历时三载，才把体例和工作细则敲定。它构思精到细密，操作性强，体现了当代新的学术理念，成为约束工程进展的法规，也为《儒藏》工程提供了借鉴。同样的道理，《儒藏》工程可以从自身实践中开拓创新，为当代学术积累作出特征鲜明的新贡献。

合作共事，无疑应当把全局利益放在第一位，对于《儒藏》工程来说，就是要把确保书稿质量作为处理问题的依归。孙钦善先生几次提到的《孔丛子》换底本是突出例证。当时书稿已经做好了，发现《续修四库全书》所收宋本优于原先采用的《四部丛刊》明代翻宋本，于是下决心放弃已有成果，另起炉灶，最终使书稿的内在品质明显提升。

忠于职守的责编

《儒藏》工程为确保书稿质量采取了一系列保障措施，制订学术规范、走访合作单位、建立编审专家组，都被证明是不可或缺且行之有效的。这方面和我们联系最为密切的无疑是《儒藏》中心的责编们。中心的青年才俊，一个个怀瑾握瑜，在审稿程序的多个关口为书稿的质量把关，工作繁忙，责任重大。他们以其良好的专业素养和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维系着与四面八方的联系，推动《儒藏》之舟稳步驶向成功的彼岸。“板凳要坐十年冷”对于他们来说，早已功德圆满了，现在正迈向新的征程。与我们有直接工作联系的几位责编，工作都能尽职尽责。回想十余年来，一部部书稿在北京、苏州之间传来传去，要解决的问题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最终都迎刃而解了，化为合乎质量标准、按计划出版的五个分册。作为部类主编，我们知道责编们的工作情景，知道他们为此付出的辛劳有多大。

2010年4月21日谷建函示：昨日电话中您提到的看似“深”字残泐不清之处，我对翻了一下稿件，是否是《续修四库》本第707页上半页，卷一“论《书》第二”之“子夏问《书》大义”章注文“谓君圣臣贤明，称口礼乐之美”？《宛委别藏》本和京都大学藏抄本恰有此字，为“譲”字，可据补。此外，补注文校记时只用到了《宛委别藏》本，因京都大学所藏抄本版本信息不明确，目前只能根据卷末题记推测出是明万历三十八年左右由朝鲜人誊写的，所据何本亦不详，不过应与《宛委别藏》所影抄之宋巾箱本关系密切。慎重起见，就不拿来作为参考了。这是关于《孔丛子》书稿正文中一个疑难字的处理。有如刺绣，心细如发。

《新语》经历几番曲折后终于得到校样，打开邮件，看到每页都有手写补加的校勘记，经统计，原稿校语61条，新增184条，新增部分占总量的四分之三。原来《新语》是以《四部丛刊》影明弘治壬戌刻本为底本，校本也较为齐备，于是发排了。后来责编发现《四部丛刊》影印日本天明七年刊《群书治要》本《新语》保存诸多异文，颇有参考价值，于是逐条抄录到校样上。这是关于《新语》书稿一个参校本的处理。越俎代庖，在所不辞。

《苏辙集》三校样及原稿寄来时，附有出版社编校记录和终审意见。责编说：“终审意见已作初步处理，请您定夺。您复校过程中如有疑问可随时与我联系。”《苏辙集》是一百多万字的大部头，审稿意见A4纸打了好几页；责编先逐条作处理，疑难问题大部分解决掉，校点者后面再做，自然会轻松许多。

职责范围以外，肯不肯向别人伸出援手呢？杨军《元稹集编年笺注》散文卷卷首所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影抄本《元氏长庆集》书影、《新译孟浩然诗集》卷首所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吴兴凌濛初朱墨套印本《孟浩然诗集》书影，都是这位责编帮助拍摄的。

超越同类

务出精品

收入《儒藏》精华编的每一种典籍，都要力争对已出版的同名作品在学术质量上有所超越，使文本尽可能地接近原貌，成为读者可以放心引用的文献来源，而不流于一般参考资料，这是《儒藏》工程上上下下的共识。为实现这一目标，如孙钦善先生所指出的，要正确选择底本和校本，掌握正确的出校原则，要规范使用标点符号，等等，都是题中应有之义，是基础性工艺。我们在实践中做了一些新的探索，即针对具体书目，找到独特的着力点，实现个性化超越。

《苏辙集》启动时，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已相继出版曾枣庄等《栾城集》和陈宏天等《苏辙集》，校勘质量都比较高。我们作为第三方，所用版本大致相同。校点过程中，以中华本为主要参照，发现其漏校情况比较突出，标点也有不少可以改进的地方。但这两个品种各具特色：前者附录较为丰富的传记、序跋资料；后者附录刘尚荣辑录之《苏辙佚著辑考》，数量可观。超越的路径只能是将二者的特色搬过来，并做进一步的完善、提高，取而代之。果能如此，就可能将读者的眼球吸引到我们这一方面来。我们从中华版2004年重印本刘尚荣《重印附记》中找到突破口，刘先生说，他当年所做《苏辙佚著辑考》有不完善处，近年新辑苏辙佚诗佚文十余篇，应予增补。然则此次用旧纸型，使补正未能实现。我们立即联系刘先生，他乐意将最新集大成的辑佚成果交给我们，作为《儒藏》精华编《苏辙集》附录发表。针对《栾城集》所附资料，我们跑图书馆，并多方寻求援助，终于辑得许多新鲜材料，明显胜人一筹。这样做过，我们讲超越前人才有底气。我们清醒地认为，是否编附录，要从典籍的实际情况出发，作可行性论证，如果附加值收效明显，自然是提高书稿质量的有效途径；否则就不必费神惹麻烦。

《大学衍义补》的情况又不同。已出版的数种，就版本而言，多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有一种甚至用民国时期铅印本为底本，证明是应付市场需求，并不追求高质量的版本校勘。而我们选用明弘治元年初刻本作底本，用若干重要版本作校本，从而在版本校勘方面略胜一筹。就标点而言，所下功夫也很巨大，取两种加以对照，明显优于对方。但若就此与已出之本比较高下，我们的优势似乎还不能一下子就看得出来。于是我们在附录上做文章，大量搜集版本序跋。《大学衍义补》可能是明代以来流布最广的一部古籍，有十多个刻本，有名目繁多的选编、改写本，如《摘要》、《纂要》、《摘萃》、《精华》、《辑要》等。我们在进行版本校勘时即留意搜集上图、浙图、南图所藏版本序跋，还特意向京津等地的朋友求援，终于将这批材料大致收齐。这批资料系统而全面再现了四百多年间丘濬这部巨著的流布之迹，可以由此勾勒出《大学衍义补》的接受史，自然会受到研究者的欢迎。

把所需要的材料收集齐，想起来已不易，做起来更难，经历的艰难曲折真格一言难尽。甲图书馆的人托到了，但被告知管事的病休在家；乙图书馆的人托到了，称特藏室的门是双保险，一人正在外地，短期回不来；丙图书馆因为机构升格，由研究所变成研究院，1992年以前的图书封存起来了；丁图书馆规定善本书得馆长签字，签字拿到了，一看书名又说：“不行不行，这本书谁也不给看，对不起！”千奇百怪。于是特别怀念上海图书馆，打交道三十多年，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一视同仁，耐心细致，及时快捷，想方设法”，文明行业服务承诺，不仅展示在大门口，而且落实在各个服务窗口，体现在每个员工的一举一动中。祝福上图，读书人的精神家园！

旧说或可疑

定本谈何易

《儒藏》工程由编纂与研究两部分构成，它既要对典籍文献进行全面的整理和编纂，包括正进行的《儒藏》精华编和后续的《儒藏》大全本；又要对儒家思想文化进行系统的研究和阐释，包括编撰《中国儒学史》、“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研究”系列专著，编辑学术集刊《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毫无疑问，这是工程的大格局；而就典籍整理言，除承担较大研究项目或作专题探讨外，一般校点者也可以从自身工作实际出发，发现问题，开展小规模的个案研究。因为在《儒藏》工程推进途中，遍地有琪花瑶草可供采摘。

以前，我们对《孔丛子》了解不多。任务到手后，调查版本、编写校点说明，逼迫着对其成书经过、版本流布、文本结构脉络进行研判，对前人已有的说法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剖析，收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的效果。关于此书的流布，晁公武推断《孔丛子》疑即《汉志》所谓孔甲《盘盂》。但为什么是这么回事，他没有说出。校点者据司空图对盘盂的解释“窃惟自古恢扬盛业，激赞宏图，朝则带砺传盟，家则盘盂著誓，必资麟笔，共振鲸钟”，指出孔鲋始作《盘盂》二十六篇，正是恢扬家族盛业，它是《孔丛子》的最初形态；经历汉武帝时代孔臧四篇赋等，直到东汉中叶陆续有新材料加入，书的性质有了变化，书名也变为《孔丛子》。班固未能看到这一演变过程，所以《汉志》不载《孔丛子》。到唐代，《盘盂》已融入《孔丛子》，所以《隋志》不见《盘盂》。有了这一描述，旧有的伪作说、佚亡说就难以服人了。校点者还指出，《盘盂》二十六篇有作伪的痕迹。这主要是从孔子、子思、孟子等人的生平推出的结论。关于三人之间对话的真实性，前代已有质疑者。今天随着三人的生卒年有了定论，则四岁小朋友跟爷爷讨论人生的大道理就不免有违常情；年龄相差百年以上的两人之间是无法建立当面授受的师生关系的。于是相关内容作伪的马脚露出来了，则全书的可信度随之大打折扣。这就引出一连串问题：《孔丛子》这部书的史料价值和学术品位有必要在全面审核的基础上重新定位；孔子后人为颂扬祖先，不惜采取作伪手法，是一种德行缺陷；在《孔丛子》已收进《儒藏》精华编的情况下，有必要就这样的问题给读者作些说明。

《盐铁论》的校点，利用了《新编诸子集成·盐铁论校注》（王利器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于是我们在审稿时得以披读该书。藏用先生是学界巨擘，在古籍整理方面成就斐然。此书之经营，据称前后历时三十载，校勘用做对校的版本有十余种，用做参校的明清以来稀见难得之书数十种，可见搜罗之广。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书名下标有“定本”二字，也证明作者对自己学术成果的自信。但从其介绍中发现问题不少，诸如底本不用明弘治十四年涂祯刻本，而用清人复刻涂本；既用涂本作了底本，又将其列为第一个校本；一个“半页十行，行十八字”的本子被称作“九行本”；张之象注本明清以来共有七个刻本，藏用先生只说他用的是童第德先生藏本；未注来源的三种被称作“寒斋插架之书”，可见先生脑海里没有时代先后和版本流布系统之类的概念。清人毛扆对明刻涂本的校并跋、近人傅增湘对明沈延铨刻本的校并跋，对本书校勘有重要价值，却被漏掉了。就注释言，1912年问世的剑鸣庐主人撰《盐铁论新诠》和1939年问世的徐德培《盐铁论集释》，从书名不难看出，二书在性质上与王书关系密切，是王书以前两种重要注释本，藏用先生却都未见涉及，如果已加利用而掩盖利用之迹，那就不是疏忽的问题了。再抽检其校勘，发现正文夺字、轻易改字、正文误植、失校之类的问题不少。如此看来，“定本”的标注未免太过自信。这里举《盐铁论》，只是想指出，就古籍整理方法论而言，在一些前辈学者那里可能有认识和技术方面的缺陷，由此出现工作不到位或做无用功的情况，这是时代的局限。评价前人的学术成果，应持客观态度，避免妄下结论。

师为公在整理《中说》过程中，发现北宋阮逸在注释时大量使用了当时的俗体字，其中有的是古已有之的，有些被后人称为宋元俗字，许多俗体字为上世纪50年代汉字简化时所采用。认为整理该书所见的俗体字，可以寻绎汉字简化的古老轨迹，既可坚定我们使用成熟简化字的信心，亦可审视汉字自然简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预见未来，制定更稳妥的语言文字政策。本着这一思路，他对阮逸《中说注》中所见俗字进行一番语言学观照，撰成文章，在《文史知识》2008年第9期发表，参与该刊关于文字改革的“特别关注”栏目的讨论。

《儒藏》工程尚在征程中，我们做好了迎接新任务的准备，将在使命感的引领下继续奋力前行。

原载于2016年10月30日和2016年11月15日《苏州科技大学报》2版

苏州科技大学新闻中心

摄影：范慧敏 沈晓东 卢震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