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作有约】汪祖杰：《金瓶梅》与王安石变法

感谢汪祖杰教授解读、供稿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从“小说”，“文学”甚至“阶级斗争”角度来研究《金瓶梅》或它的姊妹篇《水浒》，有时还陷入了各种各样的“考证”误区，甚至误入歧途去研究一些永远都不会有结果的命题。笔者认为，《金瓶梅》（包括《水浒》）是反映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义利辩”的现实批判主义作品，《金瓶梅》从经济学批判角度呼唤和提倡“保义”、“正利”的社会经济伦理道德观。《金瓶梅》以北宋“王安石变法”为背景，通过“西门庆——王安石”这一对“假（贾，商人）”与“真（甄，政治家）”对应的虚构人物“映射法”，揭示了王安石“变法改革”的实质是以“国家寻租”的“商业”形式，行巧取豪夺的目的，其结果必然是害人害己，误国误民，落了个失败的下场；该书告诫人们，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必须以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正确的经济伦理“义利观”为指导，否则，就犹如《金瓶梅》的书名，以“金”为目的开始，以“瓶梅”迅速凋谢消亡为下场，终归会退出历史舞台。这就是《金瓶梅》批判王安石等人（包括明朝万历年间的“张居正”）的“金融义利观”——（商品货币拜物教）拜金主义伦理观的积极意义。

一、《金瓶梅》的主题——对“王安石变法”及其金融义利观的批判

王安石，北宋王朝宰相，列宁称之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当时，由于内外交困的种种原因，国家财政收支危机重重，北宋王朝鉴于王安石在地方财政工作的突出业绩，继位不久的宋神宗决定启用王安石到中央政府主持经济和改革制度工作，熙宁二年（1069年）参加政事，次年拜相，即开始实施变法，希望据此变法图新，富国强兵，史称“熙宁变法”。王安石变法主要内容有：青苗法、市易法、均输法、免役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置奖法、保马法、保甲法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国家垄断货币信贷和商业贸易的制度改革，即以“货币经济”和“官山海”（国营）为前提的“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和均输法”。

首先，王安石把“实物税”改革为“货币税”，国家和民事行为“一律”采用“缴纳银两”货币的办法，并以此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开始于熙宁四年的“免役法”就规定民户可以用“免役钱”或“助役钱”来替代民户服役。该法的祸害是导致“物轻钱重”，“钱轻银重”，在当时铜钱和银两同时流通的“平行本位”的货币制度下，这不仅使纳税人遭受“汇率风险”，而且大大增加了他们的货币“税负”，从在引起经济混乱的同时，导致国弱民穷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局面。

其次，“青苗法”是一种具有“政策性”的“小额农业抵押贷款”，是王安石“国营金融”的制度创新。梁启超在其著作《王荆公》中称王安石“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认为王安石的“青苗法”和“市易法”简直就是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但是，王安石并未也不可能运用现代“银行”或“金融”的原则来实施“青苗法”，而是用“行政”强制的办法，把民间的高利贷简单转化为国营高利贷而已，结果导致经济和金融混乱，人人自危，都成为国家的“债务人”。

其三，“市易法、均输法”是王安石在“国营商业”方面的改革，也就是，政府以国营的方法经营“零售”和“批发”商业，结果导致“民间经营”商业的萎缩和破产。

总之，王安石变法不顾当时国家的经济实际、国际政治环境，贸然地进行“超现实”的制度改革，从而最终失败了。

那么当时的社会如何看待王安石变法的呢？这要从王室、官僚政治家、老百姓这三方面的态度说起。

首先，由于变法无法达到预期目标，王室罢免了王安石的相位，王安石很快离开了政治舞台，后来报恨终老于南京家中的“半山园”。

其次，王安石变法遭到当时许多有名的政治家和理论家的反对。比如，张方平、司马光、苏洵与苏轼、苏辙父子就认为，王安石的变法不仅在理论、方法上根本不对，而且在实践上也行不通。

张方平认为，民间的货币来自政府的货币发行，在没有预先进行货币发行和货币流通渠道的制度改革下就从民间吸取货币，无疑是无源之水，会导致钱币的“外流”和“钱荒”。

司马光则认为，在国家和民间都缺乏硬通货的大背景下，比如，中国是个缺少铜和银的国家，甚至不得不使用“纸币”等，硬是要推行上缴“货币白银”的财政收入制度，不仅行不通，反而会导致社会经济、金融和政治的混乱。他说：“自古农民所有不过谷帛与力，……今朝廷立法曰：吾不用汝力，输我钱，我自雇人。殊不知农民出钱难于出力。何则？钱……皆出于官。”

苏轼、苏辙认为，王安石集钱于官府不让之流通，以此聚财，会导致“钱重物轻，有钱荒之患”，引起社会动乱。

其三，北宋后期至南宋初期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许多文人撰写的笔记小说所载批评王安石变法的轶闻趣事，形成该时期的“私史”，这些笔记小说对元明清人评议王安石的话本和小说影响很大。最早从笔记小说中收集王安石轶闻趣事的工作，大致始于朱熹以笔记小说为主编撰的《三朝名臣言行录》，四库馆臣把言行录收入史部传记类。该书第六卷《王安石荆国文公》，共计36条，引用笔记小说14种，明朝人唐顺之《历代史纂左编》卷二十六《宋·王安石》，在汇编《宋史·王安石传》、《宋史纪事本末·王安石变法》等资料外，亦收集了相当多的宋人笔记小说资料，其数量远超过《三朝名臣言行录》。清人全祖望补作《宋元学案》时，在“荆公新学略”末附逸事28条，清人顾栋高在雍正初年编撰《王荆国文公年谱》附《王荆国文公遗事》1卷，共收录轶闻趣事104条，引用笔记小说35种。这些笔记小说的编撰和资料对元、明、清时期的词话、话本、小说，从而对《金瓶梅》的创造不可避免地产生影响。

最后，再从老百姓的感受看，认为王安石是一个奸贼。据说有人伪托苏洵并为此写了一篇《辩奸论》，其文说：“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今有人……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悲夫！”。此说认为，王安石变法的实质是一个“奸”字，违背天理良心，是不近人情的做法，必然为天下苍生的祸害。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压榨人民，对国家不利的制度和做法，都被称为“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下)；反对“奸臣贪官”的行动都叫做“打虎运动”。所以，老百姓反对王安石的“苛政猛于虎”的观点，必然被虚托为“反奸官、反苛政”的某种形式，比如，在官方就伪托著名文人苏洵著作《辩奸论》；在民间就以《金瓶梅》、《水浒》、《警世通言》等“话本”、“小说”（“非官方语言和专著）的形式来声讨“奸臣”和“污吏”。

《金瓶梅》和《水浒》就是如此，他们分别以“话本”和“小说”的形式反对贪官污吏、奸臣；都是以“武松打虎”、杀除“潘金莲”和“西门庆”开始，但都以“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为结尾；有“武”而“松”，打虎无力；有“宋”而“僵”（江），有宋一朝，总是内有奸臣当道，外有敌对大国觊觎中华，而武将又无以作为，焉能不动摇国家社稷？所以，以“反奸”为主题的《金瓶梅》和以“呼保义”为主题的《水浒》、就是这些反对“商品货币拜物教”的金融义利观，提倡关心人民的意愿和思想在文学作品上的反映。

二、《金瓶梅》的书名、人物刻画及其本质

在《金瓶梅》中，西门庆有一个大老婆和五个小老婆，另有一个特殊的妾，但是《金瓶梅》为什么选择潘金莲、李瓶儿、春梅作为书名呢？古代中国人做任何事都讲究“名正言顺”，作者将书名定为《金瓶梅》，其中必有道理！首先，看看潘金莲，其本意是“攀附金钱，下场可怜”。《金瓶梅》以“金”作为小说主人翁“西门庆”的最高追求目标，有两层意思：第一，作为商人的“西门庆”其经营目的是“金钱”；所以，作为西门庆第五个老婆的潘金莲不仅最受宠爱，而且被《金瓶梅》的作者放到书名中的第一位；第二，影射王安石“金融义利观”的实质。王安石认为，最大的义就是为国家理财或国营金融，从而，与强制性的税收相比，最好的义利制度就是运用国营金融之法为国聚财，比如运用“青苗法”，从而无须使用“税收”的办法就能达到增加国家财力之目的。王安石的这种观点在当时确有新意，就是后来许多反对他的人，在开始时还是欣赏和赞成他的变法的，但是，王安石的“信贷制度”是国家垄断并且强制推行的一种高利贷性质的“准金融”形式，并非现代银行制度，该法在寻利上违背了以平均利润率为最高限度的利率、在经营上违背了平等、互利、自由、自愿为规则的现代银行制度，实质上是一种“国家寻租”行为，让人感到新法与高利贷商人一样，“奸”字当头，不近情理。据此，《金瓶梅》的主题就是：“反奸”。无商不奸，繁体字的奸字是“三个女字”，所以，书名以三个女人的名字各取一字组成，合成一个“奸”，暗喻王安石的“金融义利观”的实质是一个“奸”字，对应了“苏洵”的《辩奸论》的主题。

其次，看李瓶儿，这也有两层意思：第一，用无耻奸诈的方法攫取金钱，丧尽天良，此理早晚必平。第二，影射王安石变法取利制度的奸诈性，预言在伦理和经济两方面的“无形之手”的作用下，苛政必败。在《金瓶梅》中借用李平儿谋财害命的行为，说明了西门庆的财路来源是三条：一是利用联姻侵吞国家资产，比如来自梁中书，李瓶儿原是梁中书的小老婆。二是巧取豪夺民间资产，比如李瓶儿与西门庆害死“花子虚”，抢夺民间财富。三是，行贿受贿，送钱给宰相蔡京，买官鬻爵，再利用官位抢夺钱财。此“三法”不过是对王安石“变法”的实施操作过程的批判和讽刺。多行不义必自毙，西门庆的下场是李瓶儿“大出血（财产）”而亡；儿子“官哥”被“潘金莲”用一只小猫抓死。真可谓追求金钱不仅下场可怜，而且会具体到“财产丧尽、身手异处、断子绝孙了”。潘金莲可谓是关键原因。

王安石的下场也是如此，在另一部以王安石变法为历史背景的话本《警世通言》中，就有“拗相公饮恨半山堂”一章，讲到王安石变法失败罢官后，在返乡路上感受到老百姓反对变法的愤恨情绪，一路惊心吊胆才回到南京家中。但是回家后又在书房“半山堂”做梦，在梦中看到自己已经死去的儿子在阴间受苦受难的情景，后悔自己“变法”遭受报应最终抱恨死在“半山堂”等等。由此可见，西门庆下场其实就是对王安石的归宿的不同描述而已。

其三，就是春梅和陈经济了。春天的梅花，一是时过境迁，“梅”对的是“倒霉”，瓶中之梅，也是断根之物，不得长久耳！至于陈经济，居然是西门庆的女婿和经济上的副手，“陈”对“新”，所以“陈经济”不过是迂腐妄谈的“经邦济世”，不过是“意淫”的“自奸”而已，哪里有个好结果。春梅亦不过是“迎奸”、“卖奸”。这一切不过是暗指王安石的“奸”和“变法”的实质与下场罢了。

最后，还有两个重要人物，一是吴月娘、另一个是孟玉楼。这两个人物的实质仍旧是个“奸”，《金瓶梅》话本通过这两个人物的下场交代了西门庆的后事。这里有三层意思：一是“吴月娘”暗喻了西门庆的来龙去脉。其中的“吴”是江苏的“南京”，“月”（越）是浙江的“宁波”。“娘”指的是“故乡”和“来历”。据此，不难理解《金瓶梅》的作者名为“南陵笑笑生或兰（疑为“南”字的误写）陵笑笑生”的含义，其“南陵”暗指“江南金陵”。二是点出了西门庆其实就是王安石，西门庆的五个老婆其实是指西门庆财务（金融）来源与安排的五方面的特征。《金瓶梅词话》万历四十五年(1617)刻本欣欣子序首句云“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末句又云“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所谓也”；廿公《金瓶梅跋》首句云：“《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显然，此世庙之巨公“寓言”概指王安石及其影射的另一个明朝万历“神宗”时的“改革家”张居正。即西门庆是来自“吴”和“越”这两个地方的人。《金瓶梅》在这里给我们暗指了小说中的虚构的主人翁是来自江浙一带的重要人物，其实，我们知道，王安石是江“西”人，但是他的仕途与业绩却是发端于“宁波”（越，月），归宿于“南京”（吴），所以，西门庆、吴月娘是以王安石来自“吴”与“越”为依托而虚构的人物。三是，明确指出王安石用商人的办法来集聚国家财力的思想是“玉楼一梦”的空想。其中“玉”是比喻“理财”和“金钱”，商人“重利轻义”为了利润走四方，而不甚爱自己家乡，西门庆实质不爱吴越娘，就像拥有商人思想和理念的王安石根本不会爱国家一样，所以，吴月娘不过是西门庆的“填房”，尽管西门庆的财产最终会交给“吴月娘”而带回老家去，吴月娘也会给西门庆大官人留下后代，但是这一切仍旧是“玉楼一梦”，不得长久。

必须指出，成书于明朝万历年间（明神宗）的《金瓶梅》与王安石变法的熙宁年间（北“宋神宗”）的两个“神宗”年间，并非巧合而是巧借，这暗喻了作者“南陵笑笑生”“无巧不成书”的“戏说”之法，说明《金瓶梅》的实质含义或主题思想主要是针对和批评流行于当时的“货币金钱拜物教”的经济伦理观。作者并不在乎《金瓶梅》中的人物或事情发生在哪一个朝代或者哪一个具体的人物身上。比如，这个人物是“王安石”还是“张居正”，事情发生在“宋神宗”还是“明神宗”并不是主要问题，这是我们正确理解《金瓶梅》反对王安石一类人的“金融义利观之本质的核心所在。

三、《金瓶梅》的批判意义

从以上分析可见，《金瓶梅》词话不过是一个所谓“变法”及其漫长历史后果的批判性的作品。这部作品的伟大之处在与它是一部以民间小说形式而表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的一部以商人为考察对象的小说。

首先，《金瓶梅》上下两部分运用暗喻的手法，指出了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历史必然性。小说通过两代奸诈卑鄙的商人：西门庆和陈经济的前后发展进程，非常巧妙地以他们的奸商行为描述了以官商不分的方法运作国家经济的种种弊端和必然失败的结局。在这里，西门庆与王安石是一幅绝佳的对联。“西门”对“王安”，“西门”（邪门）意指“非正门，旁门左道”。国家不得安宁。暗指王安石“变法”的主观反现实性和荒谬性。西门庆的“庆”有两种含义，一种意思是“磬石”，与王安石的“石”字对应，第二种意思是“罄尽”，表示“完结与失败”，所以，“西门庆”三个字暗喻王安石的为人、性格与变法行为：一是其为人顽劣不化，刚愎自用，不近人情，人称“拗相公；二是王安石的思想方法哲学基础“天道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荒谬性。一定要对其主张、做法、小心翼翼，洞察其奸，不要盲从，否则会伤害国家民族的利益

其次，《金瓶梅》批判了“金融义利观”的货币拜物教思想。王安石变法的伦理基础和经济金融思想是不切实际和错误的空想。王安石提出利权应“归之公上”（《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他说：“学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为人主不当与民争利，今欲理财，则当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权。”（《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十八）他强调“理财乃所谓义也”，“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三）。王安石把“金融理财”解释成“义”，其“金融义利观”实在是不伦不类，他混淆了正常“寻利”和运用某种权利“寻租”的区别；混淆了具有前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货币和金融制度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事实上，义利之间的关系实质上讲的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如何才能适应问题。这种适应性具有客观历史阶段性的特点，苏洵的《辩奸论》（该文是否为苏洵所作需要进一步的考证）开篇第一句话就强调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的必要性，凡事搞唯意志论，脱离实际就是“奸诈”的办法，而不是“理性”的办法。《金瓶梅》不过是借对北宋“神宗”时王安石的“理财义利观”的讽刺批判或者通过对《辩奸论》的戏说或演义，来影射批评明王朝“神宗”时拜金主义的思想。

其三，《金瓶梅》批判了王安石官商不分的错误制度。西门庆发家和经营的原始积累资金来自对国家资金的侵吞和对民间资本的掠夺。对照王安石的“青苗法、市易法、均输法”，其金融和贸易的所有方法的实质就是通过政府经商来掠夺民脂民膏，王安石从来没有想过，同时也不可能运用现代货币金融制度的原则和方法管理国家经济和理财，王安石的国营经济思想是一种简单照搬封建社会民间经营方法，据此管理国家经济。其后果就是产生了西门庆一类行贿受贿，勾结蔡京、梁中书的官商不分的“红顶商人”和陈经济之流的腐败分子，其下场只有一条家败人亡的不归路。

最后，《金瓶梅》沉痛地揭示了王安石变法的悲惨社会后果。与《水浒》、《警世通言》甚至《拍案惊奇》等一系列以王安石变法及其后果为历史背景的小说一样，《金瓶梅》是一部控诉和批判王安石祸国殃民变法的著作。《金瓶梅》的特殊性在于它揭示了王安石变法对民间商业和商人的腐蚀与破坏。《金瓶梅》不仅通过潘金莲与西门庆——春梅与陈经济两对人物的巧妙链接，揭示了王安石变法必然失败的内在逻辑，而且通过西门庆一家所有人物的悲惨下场，描述了在王安石变法的时代，民间商人由盛到衰，再到家破人亡的悲惨境地。希望据此引起世人的注意，以史为鉴，反对货币拜物教，构建造福与社会的正确义利观。从作者所处的万历年间的张居正的改革后果看，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金瓶梅》的主题思想和创造方法具有普遍意义，这类写作手法甚至影响了其后的中国章回小说创作史，比如《红楼梦》就是一部从思想、方法、作者、书名到内容都模仿借鉴自《金瓶梅》的现实批判主义的小说作品。

作者简介:汪祖杰（1949－），男，二级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南京审计学院货币研究所所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苏省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