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先进事迹展播 —— 于敏

这是于敏像（资料照片）。于敏（1926—2019），中共党员，天津宁河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于敏是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设计，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作出卓越贡献。1999年，于敏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5年，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于敏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于敏被评为“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2019年，于敏被授予“共和国勋章”。

未曾留过学的“国产专家一号”

1926年8月16日，于敏出生在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宁河区）。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度过的，童年时期作为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年幼的他留下惨痛记忆。

1937年，于敏（右一）在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与小学同学在一起。

在芦台镇上完小学后，于敏到天津的河东中学读初中，高中时进入天津木斋中学。在木斋中学，一次学校突然袭击进行摸底考试，大多数同学不及格，于敏不但考得好，还显示出极强的推理能力。老师刘行宜觉得好苗子不能耽误，就推荐并帮他转到当时天津最好的学校之一——耀华中学读高三。

1944年，于敏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机电系。

上学后，于敏发现工学院的老师只教授学生知识，却不告诉学生根源，他更喜欢沉浸在“纯粹”的理论探索之中。

彼时，物理学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他。

1946年，于敏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从此，于敏便与理论物理结下一生的羁绊。

于敏是大家口中的“北大多年未见过的好学生”。

他的数学好到什么程度？一次近世代数考试，张禾瑞先生出的题目非常难，北京大学数学系学习最好的学生只得了60分，物理系的于敏选修这门课却考了100分！同学们会在图书馆的借阅记录上看于敏借了哪本教科书，于敏借什么书，大家就跟着借什么书。

1949年本科毕业后，于敏留校读研究生兼任助教，师从张宗燧、胡宁两位先生。张先生说，从来没见过学物理像于敏这样好的。

于敏学习如此了得，有天分，更离不开苦功。一次学习经验交流会上，于敏说他每年寒暑假都反复看《理论力学》《电磁学》。有一次暑假，他手捧一本热力学书对同学说，看完第四遍，终于看懂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1947年北京大学理学院大讲堂前荷花池畔，后排左三为于敏。

在中国核物理的几位开创者中，于敏是唯一一位没有留过学的人。尽管如此，这位由我国自主培育的“国产专家”依然成为世界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并在共和国最艰难的岁月里，在一张白纸上书写了中国人用最快速度独立研制出氢弹的神话。

一次谈话，开启氢弹研究之路

1951年，研究生刚毕业不久的于敏被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此开始他的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生涯。

20世纪50年代后期，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方面渐入佳境，发表了很多高质量的论文。短短几年内，他和同事们就把研究工作带到国际前沿。

在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过程中，于敏与合作者提出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同时，他还与北京大学杨立铭教授编辑出版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

1961年，时年34岁的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渐入佳境，但在与时任近代物理所所长钱三强的一次谈话中，钱三强对他说，他已经被国家选派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之后，他开始从原子核理论研究转入氢弹原理研究和核武器研制。

“这次改变决定了我的一生。”正如于敏自己所说的那样，他人生中最重大的一次转折就是他开始从事氢弹研究，从那时起，他放弃面临突破的原子核理论研究，开始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连妻子孙玉芹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于敏全家合影（1971年拍摄）

于敏喜欢做基础研究，自认为不适合从事研制氢弹这种大系统科学工程。不过，他没有犹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于敏后来说。

在国际上，氢弹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氢弹研究更是被核大国列为涉及国家安全的“最高机密”。

在当时，我国想研究氢弹，但却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于敏虽然基础理论雄厚，知识面宽，但对系统复杂的氢弹仍然陌生，其中主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氢弹计算的繁复。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国内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被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负责的氢弹设计。

可以说，在氢弹的理论探索中，于敏几乎从零开始，不断依靠自己的勤奋，一步一步克服重重困难，最终通过不懈努力，自主研发，解决氢弹研制中的一系列基础问题。

“百日会战”，形成氢弹理论方案

经过多年潜心研究，于敏和团队在经历无数次探索与试验后，终于攻克氢弹研究中一个又一个未知领域。

工作中的于敏。

1965年9月底，39岁的于敏带领科研团队在国庆节前夕，去上海华东计算所做计算物理实验，利用该所假日期间空出的J501计算机（运算速度为每秒5万次，当时国内速度最快）完成加强型原子弹的优化设计。

同年10月下旬，于敏为上海研究人员作“氢弹原理设想”系列学术报告，提出两级氢弹的原理和构形的设想，并在计算机上进行数值模拟计算。

科研大楼里一宿一宿灯火通明，人们为了琢磨一个问题，常常通宵达旦。于敏的报告，与彭桓武、邓稼先等人的报告相互穿插，听讲的人常常把屋子挤得水泄不通。

回顾在上海的近百个日夜，于敏带领科研队伍不断探索、试验，最终实现氢弹原理的重大突破，形成一套从氢弹初级到能量传输到氢弹次级的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方案——这就是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

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创下最短研究周期纪录

在于敏的组织和部署下，我国氢弹理论研究实现重大突破。但是，氢弹原理还需经过核试验的最终检验才能确定是否正确。

于敏的工作是武器理论设计，但他对实验相当重视。著名实验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曾说，在他接触的我国理论物理学家中，最重视物理实验的人是于敏。

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地处青海高原，在那里，科研人员吃的是夹杂沙子的馒头，喝的是苦碱水，茫茫戈壁飞沙走石，大风如刀削一般，冬天气温低至零下30摄氏度，道路冻得像搓板。

试验前，于敏顶着戈壁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刺骨严寒，半夜爬上102米的铁塔顶端，检查和校正测试项目屏蔽体的摆置。

为研制第一代核武器，于敏八上高原，六到戈壁。于敏的高原反应非常强烈，食无味、觉无眠，从宿舍到办公室只有百米路，有时要歇好几次、吐好几次，上台阶需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上去，甚至连在保密电话室给理论部打长途电话时，也常常躺在椅子或床上有气无力地说话。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中国正式成为继美国、苏联和英国之后，第四个掌握氢弹原理和制造技术的国家。

也是从那时起，于敏确信他的氢弹原理是正确的，他也确信，我国已经取得设计实战氢弹的自由。

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空投爆炸了第一颗氢弹，爆炸威力同于敏计算的结果完全一致。罗布泊沙漠腹地上升腾而起的蘑菇云，其形状之大在爆炸点以北250公里处仍能看到，烟云升离地面10公里，仿佛一颗人造“大太阳”。

试验成功的这一刻，于敏并没有在现场，而是在北京守候在电话旁，他早已成竹在胸。

“我这个人不大流泪，也没有彻夜不眠，回去就睡觉了，睡得很踏实。”

1967年6月17日，中国在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中国的速度堪称世界之最。

1984年，于敏（右）与邓榢先在核试验基地。

1969年，于敏带领团队来到四川绵阳的深山里，研究核武器。他判断，“核武器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丧失威慑能力，我们就要重新受到核讹诈。”

他不敢停止脚步。但长期在艰苦环境里工作，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曾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69年初，在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时，于敏上台阶都要用手抬着腿才能慢慢上去，同事都劝他休息，他坚持要到小山冈上观测火球。由于操劳过度，在工作现场，他几近休克。1971年10月的一天深夜，于敏再次因为过度劳累休克……

于敏为核武器研制呕心沥血，而实验推进却还是一波三折。有一次，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冷实验未能观察到预期现象，后来又接连做了两次实验，仍未观察到预期现象。

1970年，进驻基地的一些人盯住这次偶然的技术事故不放，并让于敏按照他们的意思表态。在一次会上，平时讲话语速很慢、话也不多的于敏终于按捺不住，拍案而起，“你们就是把我抓起来，我也绝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因为你们的意见不符合科学规律！”并坚持将问题解决才离开基地。

“如果当时他说一句假话，整个氢弹科研方向、路线将全部改变。”40多年过去了，胡思得院士至今记得于敏一生中的唯一一次拍桌子，“做科研首先要诚实，否则对不起科学，对不起真理，这是老于教会我们的。”

于敏在科研室查阅计算数据

婉拒“氢弹之父”称呼，他表示一切都是为了国家需要

氢弹技术突破后，于敏曾想过离开，回到自己喜欢的基础研究，但最终还是留下。他认为，第一代热核武器虽然解决了有无的问题，但性能还需提高。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于敏率领团队又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突破关键技术，使中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新台阶。

他与邓稼先、胡仁宇、胡思得等科学家多次商议起草报告，分析我国相关试验的发展状况以及与国外的差距，提出争取时机、加快步伐的战略建议。

在核试验这条道路上，美国进行了1000余次，而我国只进行了45次，不及美国的二十五分之一。

朱光亚院士评价，在突破氢弹技术途径的过程中，“于敏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作用，被一同参与研究的同事们直接评价为氢弹的“首功”。

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于别人送来的“氢弹之父”称呼，于敏却始终不肯接受。

“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他曾这样婉拒别人称呼他为“氢弹之父”。

于敏最喜爱的格言是“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他曾说，作为一名科研人员，应该“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趋，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一个严格的科学精神”。

于敏一生中有很多机会，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基础研究，但他最终还是放弃了，隐姓埋名28年只为这份祖国所托付的沉甸甸的事业。他说：“如果国家需要，我还会义无反顾。”

回望那次改变他一生的选择，于敏曾说：“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于敏在事业上鞠躬尽瘁，在科学上唯实不唯上。与于敏共事三十余年的邓稼先曾说：“于敏是很有骨气的人。他坚持真理，从不说假话。”毕生信奉“宁静以致远”的于敏，如此解释他心中的那片宁静：“所谓宁静，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的科学精神。”

工作中的于敏（1980年摄）。

1999年9月18日，在中央军委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于敏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获表彰科学家作发言。在回顾自己五十年的科研历程时，于敏淡然地说，一切都是为了国家需要。

1999年9月18日，“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于敏在表彰大会上发言

在国庆50周年群众游行的观礼台上，于敏看着空前壮大的科技方队通过广场感慨万分：“这是历史赋予我们每个科学家义不容辞的使命。”

2015年1月9日，于敏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极高的荣誉纷至沓来，于敏一如既往地低调。于家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才永远不会干涸。

惊天的事业，沉默的人生。这句话浓缩了于敏与核武器研制相伴的一生。

回顾我国核武器研制的历程，是完全依靠我国自己的科研力量攻克核武器的秘密，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战略需要的有自己特色的研制核武器的道路。

这些成果的取得，离不开背后无数个像于敏一样，为了国家大义，甘愿“隐姓埋名”、披荆斩棘、忘我奉献的奋斗者们，他们都是当之无愧的“共和国脊梁”。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血一抔魂。

江河奔腾，因为有万千溪流汇聚；

山河无恙，因为有无数人慨然以赴。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来源：学习强国

编辑：丁 平（校记者团）

校对：王 琪

审核：聂世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