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师桃李 | 李岩：读书如稼穑，勤耕致丰饶

编者按

春秋易序、薪火相传。东北师大自1946年建校以来，栉风沐雨，伴随共和国一同成长七十余载，培养了一大批名留典则的教育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一大批治国兴业的杏坛赤子、科技精英、人民公仆和商海俊杰，他们在广阔的天地间书写着东师精神和“四实品格”。党委宣传部和校友工作办公室联合开辟“东师桃李”专栏，推介优秀校友的家国情怀、创新精神、坚毅担当，以飨共勉。

李岩，1980级历史系校友，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校友会历史分会会长。曾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韬奋出版奖”。

1987年，为纪念中国伟大的爱国者、杰出的出版家和新闻工作者邹韬奋先生，在出版界从业人员中弘扬诚信和奉献的韬奋精神，奖励长期从事出版工作且业绩突出的优秀人才，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设立“韬奋出版奖”。

就在这一年，一位刚刚迈出大学校门、酷爱读书的年轻人，机缘巧合地迈进了出版业的大门。其后的32年光阴里，他与书为伴，不辍耕耘，读书、编书、写书、出书，时刻践行韬奋精神。2019年，他捧得这项出版界的最高荣誉，实至名归。

读书如稼穑，勤耕致丰饶。

1987年7月，在东北的黑土地上生活了25年的哈尔滨小伙儿李岩，怀揣着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专业的硕士学位证书，满心期待地来到了北京。

此前，李岩联系了两家就业单位，一是当时还叫北京图书馆的国家图书馆采编部，二是只隔着一条马路、彼时也未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的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这两家单位专业对口，都有读不完的书。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看书。”

也许是太想成全这个嗜书好读的年轻人，生活的魔术师并没有在万寿寺路停留，而是选择了王府井大街36号——中国两家出版老字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当时的合署办公地——李岩同宿舍的师兄到中华书局面试，一并给他也递了一份简历，综合编辑室的负责人冯惠民先生一下子就看中了他。

面对这个意外的选项，研究生导师、中国唐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吴枫先生极力推荐，中华书局在文史哲学界的地位也让一心向学的李岩怦然心动，“我都到书局上班了，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打来电话，我才知道也被民院录用了。”

当年擦肩而过的两家单位，如今均成了工作中时有交集的存在。而李岩从中华书局的编辑做起，一步一个脚印，笃定前行，初心之路渐行渐宽——1991年担任中华书局总编室负责人；1994年担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助理；1997年，担任中华书局副总经理兼副总编辑；2007年入职20年时，出任中华书局第九任总经理；2012年中华书局百年华诞时，赴任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2020年就任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同年获评中国出版人至高荣誉“韬奋出版奖”。

时隔多年，再回忆起1987年夏天那个颇具戏剧性的职场开篇，李岩脸上写满了身兼读书人、做书人和书企管理人的幸福感。

01

初心：成为傅先生那样的学术编辑大家

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李岩还在哈尔滨市第一中学读高中时，班主任语文老师王倜（tì）强制要求同学们背整本《新华字典》，某个字在字典的哪一页、有几个释义，李岩都了然于胸，“历史课马立臣老师告诉我们增强记忆力有两个诀窍，一是专注，二是联想”。李岩本科在东北师范大学主修历史学专业，一次考试时，“文艺复兴”这个名词解释，李岩的答案与《辞海·历史分册》上该词条的内容一字不差，就连标点符号都一模一样，以至于老师心生质疑，直到把他找来现场考了几个其他知识点，这才确信他有过人的记忆力。学校阅览室的老师对这个爱看书、看得快的学生也是特别熟悉。读研究生期间，李岩还斩获了学校百科知识竞赛冠军。好学勤思、博闻强记，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也为李岩日后的出版问学之道埋下了伏笔。

进入文史哲古籍整理出版重镇中华书局，虽是偶然却又仿佛命中注定，跟文献打交道的编辑工作很契合李岩的学术兴趣，可谓如鱼得水。1987年至1991年在综合编辑室工作期间，他编发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古逸丛书三编》《清经世文编》等重点书稿。在编辑过程中，李岩深深地感受到中华书局深厚的思想和学养积淀，“无论学术还是出版，最主要还是要有学术根基。有了学术根基，才能与一流学者对话。与大学者的交往，会使人受益终生。”

“大学者”中的傅璇琮先生，是对李岩影响最深的一位。

初入书局时，傅璇琮先生已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李岩与傅先生的夫人徐敏霞老师同在一个编辑室工作，因傅先生每天过来与徐老师吃自家带的午饭，两人便日渐相熟。不久，傅先生即应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李珍华先生之邀前去学术访问。半年回来后，有一天先生突然对李岩说，“吴枫先生向我推荐你，我去美国还带了你的硕士论文。”傅先生对李岩褒奖有加，同时对论文中几处引文与史实提出异议。前辈大家如此关心一个晚辈后学，这让李岩十分惊诧，也对先生更添钦敬之情。

成为学者型的编辑，乃至成为杨伯俊、周振甫、赵守俨和傅先生那样的学术编辑大家，职业愿景的种子在李岩心中萌发。

1991年8月，中华书局时任总编室主任提任副总经理。经傅先生推荐，征得邓经元总经理同意，年仅29岁的李岩出任总编室副主任并主持工作。“从此，便直接在傅先生手下承蒙教益，亲聆馨欬。总编室在傅先生办公室隔壁，常见傅先生办公室里人头攒动，长灯不息，学界同仁往来不绝，我也有幸从中认识了许多学界大家。”说起那段经历，李岩倍觉受益良多。

总编室的工作承上启下，千头万绪，刚开始，李岩明显感到生涩局促。受中华书局老先生们指引，李岩立足自身专业所长，从研究中华书局的历史入手。期间恰逢中华书局80周年局庆，通过阅读局史相关图书、资料整理，他熟稔了局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包括中共早期领导人张闻天等曾担任中华书局编辑的史实，这也让他对局史有了新的理解。

受此启发，李岩又沉下心研究中华书局的书史。对于一家出版老字号来说，浩繁的书目里沉淀着的，便是它的底色与特色。得益于历史学的专业训练，李岩对80余年来中华书局所有的出版物进行了分类梳理，从年谱到历代史料笔记再到学术笔记，哪些是单本书，哪些是丛书套书，哪些学者有多少书等等，都做了精细的统计，不仅摸清了家底，从中看到了中华书局学术文化积累的效能，更看到了其中隐含着的个性出版追求。“研究历史的好处，就是总结过去、总结经验，从过去的经验中为未来发展提供依循。”在今昔对比之后再以开阔的视野纵观中华书局，这为李岩日后从宏观上把控出版社的选题方向、选题管理打下了基础。

七年间，李岩历任中华书局总编办副主任、主任、总经理助理。随着职务的变化，他的职业路径也悄然开始调整——由学者型编辑向学者型管理者转轨。

与此同时，李岩并未放弃学术追求，先后参与编撰了《简明中国古籍辞典》《文白对照资治通鉴全译》《精编白话二十六史》《文白对照全译二十五史纲鉴》《中华儒学通典》《中华道学通典》《历代家训选译》《唐宋八大家全集》《青少年文史库》等多部作品，发表《中华书局出书指向试析》《中华书局历年出版物的数量分析》《追求出版个性——谈学术著作出版》《走常销之路——再谈学术著作出版》《特定需求与定向销售——三谈学术著作出版与发行》《一要抓名牌二要抓促销》《面向未来强化管理规模经营》等多篇研究成果，学界业界多有好评，其出版管理思想也初现端倪。

02

转轨：做有良心有个性的硬派出版社

李岩29岁就在中华书局这样一家出版大社的总编室岗位上独挡一面，业界鲜见。而1997年7月，距他入职书局仅仅十年，又以35岁的年龄挑起了副总经理兼副总编辑的担子。

时任新闻出版署署长于友先找李岩谈话时，语重心长地说：“你是系统内最年轻的副局级干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彼时距国家层面推开文化体制改革还有六七年时间，出版业仍是事业性质，体制决定了许多理念在出版业仍显“陌生”和“遥远”。业界的期许、职位的压力，更加激发了李岩勤于观察、善于思考、敢于实践的内在动力，而这一时期，也是他“输入”和“输出”的高峰——

关于品牌，他撰写了《出版社创名牌三要素》（1997）、《品牌经营：跨世纪的追求》（1999年）、《要使书比人长寿——品牌图书及其他》（1999年）等；

关于精品出版，他撰写了《精品的内涵与意义》（1997年）、《树名牌、创效益、实施精品战略》（1997年）等；

关于经营管理，他撰写了《出版社库存控制与备货策略》（1998年）、《出版业呼唤经营管理》（1999年，《新华文摘》转载）、《出版经营新理念》（1999年）、《出版业未来走向的思考》（1999年）、《提高出版行业核心业务能力的思考》（1999年）、《出版管理——常新的话题》（1999年）、《提高出版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思考》（2000年）、《出版单位之间的竞争战略选择》（2002年）、《出版经营误区13例》（2003年）……

正如当代中国著名思想史家李泽厚先生所说：“学文科应以历史为基础，思考问题才有纵向的历史感、厚重感。”李岩关注的这些话题，不仅在当时引发了业界的广泛思考，即使放在二十年后的今天来看，仍有许多是常谈常新的“行业之问”。

李岩的管理能力不只体现在图书出版管理上。最初协助书局班子分管财务时，对这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相当陌生，他又拿出好钻研的劲头。时任中华书局财务处处长王嘉美，手把手教他看财务报表，没过多久，他就研究明白了损益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这“三张表”。王嘉美冲李岩竖起大拇指，连声称赞“你不容易，都能看懂！”有了这些基础，李岩在经营管理上更能“说到点上”，进而找到问题的解决之道。

中国编辑学会会长、原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桂晓风在多个场合拿李岩做例子，“李岩学历史出身，他从学者、编辑走向编务管理，走向出版管理，再到经营管理的发展走向，对于编辑成长很有示范意义。”

世纪之交，和许多面临市场化选择的出版机构一样，中华书局在想要尽快做大产业规模的过程中，迷失在市场的十字路口，一度举步维艰。经营上遇到困难时，学界领域也遭遇到了“信任危机”。

2003年8月，中华书局班子调整，李岩临危受命，全面主持书局工作。第一个举措就是在北大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北大学者袁行霈提出“守正出新”的口号，作为局训沿用至今。

面对“寻求国家特殊支持”的建议，书局决心不再走老路；而学者和业界对书局“库底子”的认同，给了李岩信心，进而提出“不求最大，但求唯一”——挖掘书局独特的品牌价值与核心竞争能力。第一步，在内部集中做“减法”，将原有的14个板块缩减为4个板块，围绕书局核心资源做文章；第二步，成立市场部；第三步，成立3个工作室，试水编辑“特区”。

2004年10月，书局大众读物分社与央视“百家讲坛”合作，推出阎崇年的《正说清朝十二帝》，一炮打响，首印的5000册在国庆长假期间北京地坛书市上短短5天就销售一空，后来累计加印到四五十万。该书的大卖，让中华书局看到了国学热带来的市场空间，也验证了书局做传统历史文化普及的路径。随后出版的一系列“正说历史”书系，不仅形成了一定的出版规模，更形成了中华书局大众通俗类读物的品牌。紧接着，《于丹<论语>心得》2006年“横空出世”，首印60万册，单日现场签售1.26万本，一个月发行量达200万册……

对于一个接一个让业界刮目相看的畅销传奇，李岩将之归结为战略思路变革的成果，“市场意识的觉醒，班子的齐心协力，产品线式的开发策略”。几场“翻身仗”打下来，书局解决了生存问题，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认为，这种大众、通俗之路，会对中华书局服务小众、专业、文化精英的品牌形象产生负面影响。对此，李岩表示，中华书局过去的口号是“弘扬传统，服务学术”，现在加了一句“传承文明，创新生活”。“服务学术”是根本，但学术反过来也要服务大众，也要向大众推广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就是“守正出新”的要义。

也正是秉持着这一要义，李岩敏锐地嗅到古籍数字化的先机，从2004年开始领导班子筹划中华古籍数据库的建设，历经十年投入，2014年实现第一批成果，如今已成为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融合发展的支柱项目。

2005年7月，李岩出任中华书局总编辑。2007年8月，出任中华书局第九任总经理。“做企业是会‘上瘾’的。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很多理想、设想能够一步步去实现，并力争做得更好，不断寻找上升空间。”在李岩看来，出版是一项复杂、体现多智能且颇具情趣的行业，它需要从业者有较强的判断力、敏锐的文化感受力、持续的创新能力，是一项提高人们精神品级的有益劳动。“做出版，我对自己的期许始终如一：只作唯一、不争第一，追求差异、不求同一，关注焦点不做目光散乱之人，力争成为有良心的、有个性的硬派出版社的代表。”

据统计，1912年至2012年，中华书局累计出版图书3万余种，获奖图书563种，其中国家图书奖和中国出版政府奖的获奖数量在同行业名列前茅。作为出版人，见证、参与并创造这个业界百年品牌的第80年、第90年、第100年的历史，无疑是幸福的。

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琅嬛书梦》的编后语中，李岩深情地写道：“百年芳华，中华书局以其坚守执着专一的文化理想和使命担当赢得世人的尊崇与挚爱。终于有一天，当我踏上新的征途与这家百年名企作短暂的分别时，不由得让人生发出要用一生去回报它的誓愿。我愿意保持距离，以维护着记忆的潮湿；我愿意短暂分别，以感动着这份甜蜜的忧伤。”

03

敬业：每一天都如履薄冰

人生第一个25年，肥沃的黑土地给了李岩旷达、谦逊、平和、向上的底色；人生的第二个25年，中华书局的沃土给了李岩敦厚坚毅、精神富足的滋养和浸染。2012年，在知天命之年，李岩惜别百年中华书局，履新中国出版集团党组成员、副总裁，开启了一段新的人生征程。

经年博览群书，李岩最喜欢的一本“手边书”，要数唐代史学家吴兢所著的政论性史书《贞观政要》。“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人为镜，可知得失；以史为镜，可知兴替矣。”最初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人理想出发，反复研读，读出的是朝代更替、治国理政之道。随着职业生涯的变迁，李岩又从书中读出了许多企业经营管理上的启示。

2015年4月，李岩改任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正是因为对于隋唐史研究、出版史研究直到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融会贯通，李岩在集团出版主业管理平台上才更具前瞻的眼光和胆识。

作为文化央企、出版“国家队”，中国出版集团旗下汇集了二十多家品牌单位，历史沿革、体量规模、资源禀赋、特性特色各不相同，共同支撑起“中版”这个品牌，打造“主流出版型、数字融合型、国际传播型”集团，无疑是一篇大文章，更是一个系统的大工程。

中国出版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谭跃反复强调，出版的本质是选择，选择的本质是导向。出版“国家队”承载的是国家核心价值观，影响的是大众阅读趋向，要始终将政治导向第一、国家使命第一、文化贡献第一，当作出版工作的主体意识、主导方向和主要追求，力争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主战场、国家知识体系构建的主力军、国家文化繁荣兴盛的主阵地。

在集团分管出版工作的李岩深知，如何做好“主流出版”是一个大课题，一方面要按照企业化、市场化运作，一方面要承担更强的文化属性、使命担当，导向、社会责任重于泰山。全集团每年两万余种出版物，沉甸甸地压在他心上，“大家看我总是笑呵呵的，好像比较轻松，其实每天都如履薄冰，手机二十四小时从不关机。”

与集团班子一道，李岩在努力建设“主流出版”方面着力最多。一是坚持正确出版方向。不断强化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完善内容建设委员会，坚持总裁办公会专议出版导向制度和各单位总编辑例会制度，坚决落实导向管理的十二项机制，健全加强中国出版集团总部审读组，加强三审制和奖惩制，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和骨干编辑的思想政治建设，加大出版物进口内容把关力度，确保导向正确和文化安全。

二是做优做强主题出版。近几年来，中国出版集团推出了“中国发展道路丛书”“中国道路丛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列”“‘一带一路’系列”“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等一批代表国家水平、具有广泛影响的重大主题出版系列丛书，以及《习近平扶贫故事》《国家相册》《供给侧改革》《一带一路：全球发展的中国逻辑》《抗日战争》《长征》《火印》等一批有影响的重点主题出版物，初步形成了重文化积累、重学术创新的“中版”主题出版风格。

三是构建出版物国家知识体系。包括代表国家级百科知识体系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等，代表传统文化知识体系的《海外中文古籍总目》等，代表文学知识体系的《巴金全集》等，代表美术知识体系的《中国美术全集》等，代表音乐知识体系的《中国民族乐器文化》等，代表工具书知识体系的“新时代大词典系列”等，代表中国现当代学术经典知识体系的“中国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等，当然还有代表西方学术经典知识体系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新批次等。

四是持续打造精品好书。以企业的方式做文化内容，以商业的方式做文化传播，以市场的方式激活文化资源，以产业的方式做大文化影响——深入实施“内容创新十策”，增强内容持续创新能力；强化出版特别贡献奖，增强内容生产的动力机制；改进“中版好书榜”的“风向标”作用，切实引领社会阅读潮流；扎实推进编辑大会、读者大会、经销商大会，进一步打通内容生产营销的上下游资源；扎实推进“二十四史暨《清史稿》修订工程”、《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海外中文古籍总目》等重大工程的出版，在文学、历史、社科、时政、大众文化、少儿阅读等领域持续打造一批10万册以上的畅销书，在知识类、文化类、思想类等领域持续培育一大批“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的精品图书。

“最难的是德配其位，使命与担当的匹配。”每两月一次的“中版好书”评选，看到中版集团旗下各社不断涌现出的好书，让人深感自豪；而平时看到其他集团其他出版单位出了好书，总有未能在中版推出的遗珠之憾，又会心生愧疚——李岩坦言，“这种复杂的情绪始终交织在一起。”

2020年3月，李岩出任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此时正值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际。疫情将给出版带来怎样的影响，是他思考最多的问题。有人得出的结论是与“非典”类似——会对出版业产生短期影响，并不影响中长期增长趋势。李岩则提出，疫情将使未来图书出版产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数字出版成为疫情期间的一个亮点，李岩做出三点判断：一是数字出版物会逐渐占领出版业的主导地位，并在出版国际化中发挥重要作用；二是受疫情影响，用户习惯发生一定改变，在线教育的电子教材和配套资源将是数字出版发展的重要风口；三是如何避免同质化、如何找到数字出版盈利模式，是数字出版亟需解决的问题。

他还大胆预测，“这次疫情的冲击，将使有效控制图书品种的目标提前实现，如何真正出版有市场需求和个性化需求的图书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那种大批量图书品种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阅读群体越来越细化和个性化，这是必须面对的现实。一段时间之后，图书品种总量会逐渐自然下降。”2020年中国出版传媒有限公司上半年报告显示，出书品种较去年同期减少1800余种，初步印证了这一趋势。

李岩认为，互联网遍布全球，其终端关联着每一个读者，通过大数据、云存储了解并满足个性化需求，是未来图书选题和出版的发展方向，也给出版营销带来新的课题。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李岩密集安排集团各社研究新渠道新营销，鼓励各家试水直播，为三联书店携手樊登打造的首个出版社直播专场站台鼓劲，赴上海书展为集团新书营销求计问策，为新型阅读空间“中版书房奉贤店”大力推广，处处可以其勤耕书业的奔忙……

04

归心：与人为善是一种信仰

与中华书局同龄的启功先生有诗云：“文字平生信夙缘，毫锥旧业每留连。”翻开李岩的履历，每一步都行稳致远。

1994年，评为副编审；1995年，获新闻出版署优秀党员；1996年，获国家机关优秀青年；1998年，担任新闻出版署高校专业设置评议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中国文联出版专业高评委；2002年，评为编审；2004年，获中直机关精神文明建设先进个人、中国出版集团先进个人，8月被推选为全国古籍出版社联合会会长，10月荣获“全国新闻出版业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2006年，当选十四届丰台区人大代表，担任北师大古籍所、清华大学古代文献研究中心兼职教授；2007年，当选十七大党代表、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2008年，入选“四个一批”出版界人才，获中直系统五一劳动奖章，当选中国版协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主任；2010年，获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第三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优秀科研论文）；2011年，获第二届出版政府奖先进人物奖；2014年，当选中国版协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名誉主任；2019年，当选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入选中国2019年十大出版人物；2019年，获第十三届韬奋出版奖。

面对等身荣誉，李岩看得很淡，只用“总体很顺”来概括——“做任何事情，其实还是做人，与人为善，是一种信念，甚至是信仰。”

“人生总有顺利的时候，也有不顺利的时候，而不顺利的时候，往往得到更多”——在中华书局工作，接触的老先生很多，包括袁行霈、冯其庸、李国文、安平秋等顶尖的、知名的专家学者作家。每当面临人生选择的时候，李岩都会请教老先生，“他们信任你，愿意跟你讲，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许多宝贵的东西，很多人生睿智的东西，这是人生的一笔财富。所以我总是要抽时间去看望他们。”

也正因为自己的成长经历，李岩对年轻人的成长特别用心。“中华书局的学者们有‘甘为人梯’的人文传统，老一辈对年轻一代呵护有加。我们在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把人才梯队建设放在重要位置上，从部门的主任助理到主任、副主任，从分社到社领导一级的助理，一步步设置好台阶，多岗位锻炼，为中华书局基业长青储备人才力量。”

这样的例子在中华比比皆是。当年敏锐地捕捉到“国学热”风向的大众编辑室主任宋志军，书局给他充分的政策支持和资源保障，从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超级畅销书”经典案例，受益于书局的历练，早已成长为“出版新星”，如今执掌中版集团旗下华文出版社，锐意开拓，累创佳绩。书局现任党群工作部主任梁彦，家境普通，喜爱曲艺，书局给他提供了很多机会，特别是支持帮助他师从曲艺大家连丽如先生，在书局之外为他打开了人生的另一扇大门，主持会议、活动，说书、演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工作曲艺两不误。2011年，李岩鼓励单位年轻人研发了一款专为华人设计、重在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单机游戏《李小白》，成功吸引了海外玩家的注意，曾在语文类游戏中排名第一。

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如果时间可以重来，李岩说，自己还是更愿意成为一名学术编辑大家。“和学者们接触多了，就能体会到，做学者也很难——要有充分的学术积累，要耐得住寂寞清冷，要能抵挡外界的干扰，要有很强的意志力克制对物欲的追求，只有这样，才能静心默想，思考问题——举凡这些大学者，走的都是这样的路。”

历史的确不能假设，行进在书企管理者的路上，李岩的时间被繁重的工作填得满满当当，孜孜矻矻，从不敢有一丝懈怠。每逢周六日，只要没有公务，坐在书房捧读，便是他“最幸福的时光”，工作再忙，也保持着每年四五百本的阅读量。也正是长年坚持的读书习惯，使他能沉下心来，保持时时思考、不断求新求变的能力。

担任中华书局掌门人期间，李岩还曾有过一个“头衔”——北京乐群房地产开发公司、乐群物业管理公司董事长。这看似和出版八杆子打不着的事，却是很让李岩自豪的一段经历。

上世纪80年代，中华书局原总编辑李侃通过国家计委立项，中央领导陈云同志亲自批准，由中华书局在北京大兴建设全亚洲最大的古籍铅排印厂。由于时代和技术的变迁，铅排被逐步取代，建造铅排印厂的意义不复存在，这块地就一直荒着，每年去割草成了中华书局员工的一项任务。时至2004年，大兴区将该地块规划为住宅小区用地，限令中华书局若再不开发就要收回。经中国出版集团研究批准，重现经营活力不久的中华书局承担起开发建设任务。

李岩这个文质彬彬的书生，阴差阳错地当上了房地产开发商。隔行如隔山，编书出书轻车熟路，房产开发建设却是困难重重。紧抓出版生产的同时，大兴工地成了李岩投入时间和精力最多的地方。当然有班子成员和专业团队的精心配合和职业运作，几经周折，这个北京市最后一个集资建房项目如期完工，惠及了中国出版集团一大批中青年员工。“80亩地，12万平方米，7栋楼、648户，均价3680元。”时隔12年，李岩仍能脱口而出这组数据，“每次看到那几栋间距宽敞的楼，我都挺自豪的。”他的自豪里，除了这个楼盘过硬的建筑质量，更在于其难以用金钱衡量的潜在价值——居京不易，也许，正是因为有了一处安身立命之所，那些热爱做书这份工作的人，才能长久地坚守住这份热爱。

邹韬奋先生曾说，“使社会上的人多得他工作的裨益，是人生最愉快的事情。”李岩便是这愉快的创造者。

编辑 | 姜隽姝

责任编辑 | 姜隽姝 闫异佣

指导教师 | 闫冬 谭海洪

审核 | 吕春宇

来源 | 党委宣传部 校友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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