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本文作者刘学铭,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吉林大学珠海学院,复次退休教授,现任珠海哲学会副会长,《浪漫金秋》杂志主编。
我家住在素有南大荒之称的偏僻荒村。
妈妈是个身材矮小、天资聪颖、心灵手巧的女人。
从我记事时起,妈妈就不停地编席子。常有这样的情景:在夜静更深的时候,炕檐上放着一盏若明若灭的豆油灯,妈妈坐在凉地上编席子,我趴在热炕的被窝里看书,娘俩儿经常熬夜到金鸡报晓。
在所有孩子中,我在性情方面最像妈妈。因此,她也最疼爱我,在我身上付出的心血最多,劳苦也最大。我除了自幼身体羸弱,不断给母亲制造麻烦外,有时还因意外事故,让妈妈承受了巨大的负担。
有一年夏天,我无意中把一粒豆角籽儿塞进耳朵里,起初怕大人训斥,自己悄悄地用树棍往外扒拉,谁知越捅越深,这才告诉妈妈。妈妈一听吓坏了,连夜领着我进城去就诊。当时,我们所能到达的城市,就是离家40华里人口不足万人的牛庄镇。
妈妈领我走进一家私人诊所,一位戴着玳瑁眼镜的老医生,拿着银白色的镊子,很不耐烦地在我耳朵里捅咕几下子,搅出了半碗血水,然后,冷冰冰地说:“另请高明吧,我治不了!”
当妈妈扔下腰里所有的钱做手术费,走出那家诊所时,几乎完全绝望了。我们娘俩失魂落魄地在街上信步游荡,无意间走到一家剃头棚(理发馆)门前,一位中年妇女“哗”地泼过来一盆脏水,溅了我一身精湿。
我们乡下人明明受了欺侮,哪敢跟人家理论哪。那个女人倒是自己有点过意不去,连声道歉并要给我檫衣服,一看我耳朵流血便问其故,妈妈遂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那女人惊喜地说:“这孩子的命真好,有救啦,快进来吧!”
原来,那位女人是剃头棚的老板娘,她有个吃劳绩的(打工的)剃头匠,是个取耳(抠耳蟾)的高手。那位剃头匠细高个儿,生得白白净净的,一只眼睛有点残疾,说话山东胶东口音,好像是山东掖县人,名叫孙凤鸣。
那人满口答应能治好我的耳朵,只是我要遭些罪,我当场表示不怕遭罪,只要治好病再疼我也能挺!那人当即拿出取耳工具,其中包括小刀子、小镊子、小锥子等,当场就进行取耳手术。
手术进行两个多小时,人们这才长出了一口气——手术成功啦!孙师傅檫一把头上的汗水,就像当年给关羽刮骨疗毒的华佗那样,由衷地赞赏患者那种神人般的忍痛的耐性。他说我了不起,久后定会有出息。其实,我也不知自己是怎么忍住那痛彻骨髓的折磨的,我想当年关老爷刮骨疗毒并不一定比我更难受。记得,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别哭、别闹、别晕倒,否则,手术一停止,我定死无疑。
后来,我到牛庄读中学时,曾多次来到当年剃头棚的方位,寻找两位救命恩人,但是,一切陈迹都荡然无存了。
虽然妈妈已经故去多年了,不过,只要我还活在人世上,妈妈就永远也不会彻底死去的。这不仅是说,妈妈的音容笑貌永远活在我的心里,而且我本人简直就是妈妈生命的延续。
熟悉我的人都说,我太像妈妈了。我想干什么就一定能干好什么,不甘落后勇争上游的进取精神像妈妈;我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自己节俭慷慨助人的性格像妈妈;我的不惧艰险不怕困难勤劳奋勉的风度像妈妈。妈妈给了我生命,给了我性格,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就是妈妈的再版。
然而,我却是个愧对母爱的不肖之子,常言道“偏儿不得济”。由于常年在外读书和工作,在妈妈跟前尽孝自然无从谈起,就是妈妈私下里的两个嘱托,我也没能兑现。
第一个嘱托是,由于妈妈与爸爸平素不和,两个人吵吵闹闹一辈子,她生前对这桩婚姻并不如意,因此,死后也不想与爸爸并骨(合葬在一起),用她老人家的话来说:“生前早就过够了,死后还往一块撮合什么?”
妈妈认定我这个她最疼爱的儿子,在她百年之后,一定能力排众议,实现她这个愿望;可是,当她逝世时,在众多亲友的强大的习惯势力面前,我退缩了、妥协了,最终还是把她同爸爸合葬在一起。为此,我不知偷偷地流了多少眼泪。
妈妈嘱托我第二件事是,她要在生前看到我为她写的挽帐,一方面是她很在意我(她最心爱的儿子)对她一生的评价,另一方面她想最后显示一下自己不凡的绣工,她想亲自为自己绣个挽帐。
这件事对我来说本来不难,以妈妈的高尚德行,以我对她的深厚感情,我一定能写出感人的挽帐来,再加上母亲的优异的绣工,一定是一幅被传为佳话的双绝作品。可惜,由于我的拖拉,竟失掉了母子合作的机会,从而成为我一生中永久的悔。
在这里,我只能以一篇小文章,向九泉之下的妈妈谢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