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交融、文明互鉴——内蒙古历史发展的重要特点

自古以来，内蒙古地区就是中国北方各民族繁衍生息、交流融合的家园。在这里，北方各民族你来我往、交错杂居，形成了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历史。农牧交错的地理环境，多样化的生产方式，使内蒙古地区成为不同文明交往的汇集之地。研究内蒙古地区民族交融、文明互鉴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和认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融合发展和文明嬗变的进程，也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早期文明发展中内蒙古地区的民族交融

早在旧石器时代，内蒙古地区就有了人类生活。发现于呼和浩特市东郊的大窑文化遗址，从7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延续到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一个文化遗址能延续时间如此之长，在国内外都属罕见，说明了先人对这块土地的坚守与热爱。

族群的交往促进了文明的发展。以苏秉琦先生为代表的考古工作者通过对内蒙古赤峰、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的探索与研究，认为“红山文化在距今5000年前就率先跨入了古国阶段。以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和成批成套的玉器为标志，反映原始公社氏族部落的发展已经达到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组织形式。而与此同时的中原地区迄今还未能发现与红山文化坛、庙、冢和成套玉器相匹敌的文明遗迹”。内蒙古地区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过程中无疑曾起到过重要作用。

内蒙古地区是中国游牧文明的发祥地和核心区，在游牧文明的早期发展中，最具代表性的匈奴和东胡分别兴起于内蒙古地区的鄂尔多斯地区和西辽河流域。游牧民族逐水草迁徙，马上骑射，既对中原农耕民族造成了冲击，又与农耕民族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的关系。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为了富国强兵，主动学习游牧民族的服饰和骑射技术，在原阳设立骑兵训练基地。强大的骑兵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军事技术，“胡服骑射”的改革大大提高了赵国的军事能力，使赵国一度发展为能与秦国抗衡的强国。

秦汉相交之际，匈奴冒顿单于以阴山地区为根据地，先后击败了东胡和月氏两个强劲的对手，后北面征服浑庾五国，西面平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三十六国，将“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建立了强大的游牧帝国，实现了民族大融合。这一时期，既有汉匈间的激烈交战，也有彼此间的相互认同。到汉宣帝、元帝时期，呼韩邪单于稽侯珊主动归附汉朝，自愿接受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汉朝帮助呼韩邪单于重新统一匈奴各部，并派昭君出塞，南匈奴逐渐与汉族融为一体。

二、从分裂到统一历程中内蒙古地区的文明互鉴

魏晋南北朝时期，受气候干冷化等因素的影响，北方民族纷纷南下建立政权，战乱频仍，然后是南北分立对峙，社会出现大分裂、大动荡的局面。与此相应，则是各个民族的密切接触、文明成果的相互借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北方民族与中原民族相互学习对方的优秀文化。

这一时期，在内蒙古及其周边地区建立的政权包括前凉、后赵、前燕、夏、北魏等。值得关注的是，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不约而同把自己的族源追溯到三皇五帝，并纷纷接受汉文化，改汉姓、习汉语、学习儒家文化。汉族政权也注重学习北方民族的制度与文化，重用北方民族的军事人才。拓跋鲜卑早期活动于大兴安岭北端的嘎仙洞一带，西汉时期来到呼伦贝尔草原，然后向西南迁徙，驻牧于阴山一带，并与原住于此的匈奴、高车等民族的部落杂居融合。拓跋珪在386年大会诸侯于牛川即代王位，随后以盛乐作为政治中心，并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398年，拓跋珪定都平城，第二年称帝。北魏孝文帝时期进行汉化改革，将首都迁至洛阳。发源并成长壮大于内蒙古地区的拓跋鲜卑政权，从森林走向草原，又从草原走向中原。在这期间，他们主动适应由游牧生产方式向农耕生产方式的转换，积极学习汉族文化和政治制度，并将自己勇健尚武、蓬勃进取的文化特点注入农耕民族的文化之中，为隋唐时期进一步的大一统与大融合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南北朝时期的北朝政权，学习游牧民族的军事制度，建立府兵制，形成了胡汉关陇集团，又称武川镇军阀。北周、隋唐的帝王家族，都与关陇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唐朝皇族与鲜卑族的渊源关系，使唐初统治者较少民族偏见。唐太宗开明的民族政策及其对突厥、回纥等族的安抚笼络，受到了境内外民族的普遍欢迎。各族君长尊奉唐太宗为共同首领，称他为“天可汗”，并修筑了“参天可汗道”。唐朝的自由性、开放性、平等性和包容性都超越了以往各代，这无疑是中原民族与北方民族相互学习、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流互鉴的结果。

三、各民族对内蒙古地区的开发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化

大唐政权衰落后，由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走上了历史舞台，整个辽代始终以内蒙古地区为统治中心。辽朝统治下的人民，既包括北方游牧民族，也包括中原地区农耕民族。针对这种情况，辽朝“因俗而治”，采取南北面官制度，“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治汉人”，这是中国历史上对民族国家中央管理机构设置上的一个创举。

元朝地方行政管理体系采用行省制度，今内蒙古地区分别划归中书省和辽阳、甘肃、陕西等行省。元代时期，内蒙古地区的农业、游牧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还出现了一批具有多元文化特点的城镇，其典型代表就是位于今锡林郭勒盟地区的元上都。在这里，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兼容并蓄，各个民族、各种宗教和谐共处，各国使者频繁往来，充分体现了包容、多元、开放的文化特点。

1570年，明穆宗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双方通贡互市，大量汉人进入丰州滩进行农业开发。土默特地区“田野开辟，商贾日通”，出现了蒙汉杂居、农牧互惠、繁荣发展的局面。

1902年，清政府制定了蒙地放垦政策，大量中原人口“闯关东”“走西口”，源源不断地来到内蒙古地区，形成了旗县并存、农牧并举的多元化社会，促进了内蒙古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民族交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也是各个民族交汇融合的过程。以内蒙古地区为核心区域的北方民族与中原民族通过迁徙、杂居、贸易、通婚等多种形式的交流，在血缘上彼此融合，在文化上相互学习，逐渐形成了共同的稳定的文化心理特征，产生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历史上的内蒙古，文明汇集、多样共生，互学互鉴、融汇升华，各民族共同开发了这块土地，书写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历史。

（作者：王绍东，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教授）

来源：《实践（思想理论版）》2021年第11期

编辑：王中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