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小鹰给你讲讲马克思贫穷不限制思想(第十讲)

2020-6-14 10: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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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9年8月下旬的一天，天气有点闷，一辆从法国布伦港开来的客轮停靠在了伦敦港。在闸门打开的一瞬间，有大批难民涌向了这座世界之城。马克思也是其中的一员。当马克思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接下去的生活会跌至冰点，最初不打算要在这里流亡余生。

事实上，虽然他一直心系祖国的革命事业，却再也没能有机会重返故土。人这一生也许就是这样，有很多意想不到，有很多无可奈何，也有很多绝地逢生。今天想要跟大家讲的是马克思人生中最低谷的一段时光，流亡伦敦的前因后果。

听众朋友们肯定很纳闷，马克思不是刚写了旷世宣言吗？怎么会突然流亡伦敦了呢？暴风雨来临前必是风起云涌、鸟兽奔逃，人人都被低气压搅得心神不宁。1848年革命前后，欧洲不太平，各方主要势力的行事都不太顺利，奥地利帝国面临土崩瓦解的危险，意大利南部发生暴动，法国的君主制被推翻、暴乱不断，并逐渐扩散到德意志各邦国，乃至整个欧洲大陆。马克思除了起草《共产党宣言》之外，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他也真正投身到了革命的行列中，与其他同志们并肩作战。

1848年3月3日，马克思突然被比利时政府驱逐出境，还没等到最后时限，一群警察就在那个下午冲进了马克思的公寓，将其投入了监狱。燕妮得知消息后心急如焚，她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帮助下，得到了探视丈夫的机会，结果她也被拷了起来，扔进了满是妓女的小黑屋。第二天，两人都被释放了，但条件是他们必须放弃所有的家计，立刻带上孩子们离开比利时。此时，革命的火焰已经燃起，马克思选择回到祖国继续展开政治斗争。

回到科隆以后，马克思开始着手创办《新莱茵报》，作为他年轻时以相当热忱编辑的报纸的续刊。再一次，马克思成为了他渴望成为的角色，重拾了对新闻工作的热情。可是，筹办《新莱茵报》并不顺利，最大的问题在于办刊资金不足。几个创始人四处奔走借钱，最后是马克思将自己从母亲那里继承到的遗产全部贡献了出来。考虑到他当时微薄的个人资产，这笔钱真的来之不易，几乎是马克思的全部家当。然而，他没有一丝迟疑地将财产奉献给了革命事业。报纸如火如荼地办起来了，可财务困境却依然没能解决。马克思作为主编，连续好几个月领不到一点工资薪水，完全是靠热情和信仰在坚持工作。

更糟糕的是，由于《新莱茵报》鲜明的反政府风格和不可小觑的群众影响力，很快就被当局拉进了黑名单，警察几乎一锅端了总部，下令停刊。不少报刊的主创都逃离了普鲁士，马克思还坚持在德国继续领导反政府的运动，与恶势力作斗争，用当时一个运动首领的话说，马克思就是想让工人们脱离中世纪的地狱，但绝不能让他们掉进另一个资本迂腐统治的炼狱中。就这样，没过多久，马克思被自己的祖国永远地驱逐了出去，《新莱茵报》也走到了尽头。

被驱逐后的马克思先是到了巴黎，但情况并不乐观。当时霍乱疫情正在法国首都肆虐，马克思一家的财务状况也越发艰难。燕妮当掉了最后一块珠宝，勉强维持一家人的日常生活。马克思想要重操旧业，继续革命，但法国政府也不笨，他们表示，马克思想要继续留在法国，可以，但必须举家搬到莫尔比昂去。莫尔比昂是什么地方？那是一个非常偏远保守、卫生条件极差、流行热病的地方。正是在这样各方走投无路的境遇下，马克思和燕妮最终选择了伦敦，一个与家乡相隔千里的城市。那时的马克思，刚好32岁。

为什么是伦敦呢？1849年的伦敦，和巴黎不同，甚至也不像柏林，正快速变成1848年革命流亡分子的首都，一个对政治难民采取自由化和宽容政策的离岸天堂。因此，当时有很多惨遭欧洲大陆国家驱逐出境的激进人士都选择伦敦作为最后的避难所。但实际上，这座城市对这些大量涌入的难民并没有一丝同情和包容，这里的生活成本更高，整体环境也更加艰难。

在伦敦中部SOHO的贫民窟居住着大量移民、叛逆的文化人和穷人。马克思和燕妮就住在这里，境遇非常糟糕。被各国驱逐之后，马克思的财务状况已经陷入了绝境。为了偿还《新莱茵报》的债务，他已经花光了所有能用的资金。但燕妮在这一点上非常支持自己的丈夫，她曾经告诉友人：“为了挽救这份报纸的政治声誉以及科隆熟人的名声，卡尔独自承担了所有重担，放弃了他的机器（指报社新买的打印设备），放弃了所有收入，临走还借了300泰勒交付了新租赁办公室的房租，支付了编辑们的薪水，最终还是被强行赶了出来。”因此，在伦敦的马克思一家是真正穷困潦倒到了极点，四处举债。

与此同时，马克思的家庭人员也在不断增加，他们的儿子吉多、女儿法兰西斯卡相继出生。燕妮曾在信中说，“这里与德国完全不同。我们6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旁边有个小书房，每周的房租比德国最大的房子的（月）租金还要高。”这可能就是大城市的生活代价吧，令人难以启齿的居住环境、高额的房租、整天催钱的房东、没有工作收入……在当时的伦敦，如果是具备实用技能的流亡者，比如医生和工程师，还能找到工作；如果能忍受低工资和繁重的体力活，也可以苟且谋生；但作家、律师或是其他人文背景的难民，几乎都找不到工作。

所有的这一切如果换作别人，可能真的承受不来。可马克思要承受的，还远远还不止这些——马克思的儿子吉多和女儿法兰西斯卡，都只活了一岁多一点就去世了，和当时揭不开锅的家庭状况有直接的关系，这对马克思的打击非常大。

贫穷、孤独、加上个人的悲剧，只会让流亡者的境遇更加悲惨，但真正强大的人不会因此就消沉下去，不会轻言放弃，只会越挫越勇，置之死地而后生。马克思，就是这样的人。

即便生活异常艰辛，他的身体条件在恶劣的环境下每况愈下，在这拥挤狭小的家里却把大房间留出来做了马克思的工作室。马克思在这里写作、开会、研讨、辩论，甚至演讲，经常有一些工人群众或是仰慕马克思的人到他家来，围坐在工作台附近，听他讲说。

当时，伦敦的政治环境也不容乐观，来自德国的流亡者中也有很多政见不一的人，在各处传播自己的观点。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很不留情面地批判过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并没有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也没有真正站在广大贫苦群众这边。因此，马克思与同伴恩格斯一起，一直坚持与各种怠慢革命、逃避革命的思想作斗争。除了来自异见者的阻挠，马克思当时的政治活动也面临着相当大的挑战和风险。

当时，这些革命运动者都会选择伦敦的各大酒吧作为接头交流的地方，但不管是在公开宴会还是私下会议中，都会出现普鲁士和奥地利政府的间谍和秘密警察，他们常常渗透进流亡组织，从中挑拨离间搞破坏。在这种左右夹击的艰难处境下，马克思依旧坚持参与到为工人阶级四处奔走的政治运动中，从来没有过放弃的念头，也从未停下脚步歇一歇。

有意思的是，马克思刚搬到伦敦住所的时候，他们隔壁有个面包店，这个面包店的面包师特别瞧不上马克思，因为他穷嘛，没钱嘛！而且马克思经常没钱买面包，只能向面包师不断地赊账，没多久，面包店老板见到马克思就狠狠摔门，拒绝再见他。但过了一段时间，当他了解到马克思正在做的伟大事业后，慢慢改变了对他的看法。有一次，一场小规模的工人运动胜利后，面包师非常兴奋，在家门口踱来踱去，看上去就像是在等待着什么人。果然，他远远地看到了马克思，热情地上前拥抱了他，并主动从怀里掏出两个面包，赠送给了马克思，表达对他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