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我的山大！

2021-10-01 18:32:25

山东大学

内容摘要：

速读文章内容

《我的大学》！我的山大！

你是否能想到

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和国家教学成果奖的数学教授

也是知名诗人、作家

曾出版文学、学术著作30余部

在央视《朗读者》舞台上

深情回溯大学记忆

他，便是山大校友蔡天新

请随姗姗一同走进《我的大学》

走进那段难忘的记忆吧

《我的大学》

近日，蔡天新的作品《我的大学》由商务印书馆再版，这本由32篇回忆性随笔组成的书中记录了他在山大的九年求学时光，得到莫言先生、樊丽明校长和王小云院士鼎力推荐，其中《素数》和《潘师》先后被《南方周末》整版刊登，《冯陆》、《少年》和《学习》三篇在《中华读书报》刊出后，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推荐语

蔡天新兄本是山大数学系的高才生，现在依然执着于发现数的奥秘，他的诗与文同样写得很好，这是个小小的奇迹。

——莫言（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我的大学》记录了作者蔡天新先生在山大九年多的学习与游历、探索与发现，讲述了一个江南少年在齐鲁大地深厚的文化底蕴中锤炼成长、文理兼修的故事。作者诚挚的情感、广博的学识和丰富的想象力跃然纸上，相信读者能从字里行间真切地感受到山大人的气质和风采。

——樊丽明（财政学家、山东大学校长）

天新师兄读书期间便开始写作，他的诗歌优美，深受大家喜爱。他的数学文化著作我也爱看，回忆录《我的大学》读过尤为亲切，熟悉的校园和师长恍如昨日。我们都在山大度过青葱岁月，并打下坚实的数论基础。为了探索真实的数学历史与文化，他游遍了世界，他的著作确实值得一读。

——王小云（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下面，请随姗姗走进蔡天新校友的山大故事吧~

蔡天新校友

蔡天新，浙江台州人，15岁考入山东大学，24岁获理学博士，现为浙江大学数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求是特聘学者，专攻数论。他提出了形素数和加乘方程的概念，后者被德国数学家普莱达·米哈伊莱斯库赞为“阴阳方程”，有关华林问题的研究被英国数学家、菲尔兹奖得主阿兰·贝克赞为“真正原创性的贡献”。

关于《我的大学》问答

首先，请问您为何要写《我的大学》这本书？据说与您一样在1978年上大学的67多万人里，您是第一个动笔回忆大学生活的。

本科时，蔡天新与好友游趵突泉

这本书最早是两位在京城从事出版工作的校友建议的，之前我的童年回忆录《小回忆》由三联书店出版，被哈佛大学等世界名校图书馆收藏。我在《小回忆》后记里曾写到，想把人生分成不同的阶段来体验。40年已经是足够长的时间了，再往后记忆也许不那么牢靠了。顺便提一句，78年以后上大学的同学已经有数千万了，希望也有人来回忆他或她的大学。

您入读山大时才15岁，那时价值观尚未形成，请问山东对您有哪些影响？

校研究生足球队主力合影

（前排中为蔡天新）

不仅价值观未形成，身体也还没发育全，我的身高在济南至少长了十公分。如同樊校长所言，“一个江南少年在齐鲁大地深厚的文化底蕴中锤炼成长……”

除了讲述学习、生活、情感方面的经历，还观察了齐鲁大地的历史地理。《泉城》和《古国》写的是济南和东郊，《郊游》写到黄河，《京城》的旅途写到德州。《胶东》写青岛、烟台、威海还有潍坊，写我认识的作家莫言、张炜等。《鲁国》是孔孟故乡，《泰山》是山东制高点。其他章节写到上百位老师和同学。

您在山大读数学研究生期间开始写诗，读博时又开始写随笔（散文），并卓有成就。您的通才教育让人感兴趣，您是如何做到文理结合，如何处理“博”与“专”的关系？

数学系硕士毕业合影（前排左二为蔡天新，后排右二为新近入选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的杜一宏）

虽然山大数学在教育部的排名中名列前茅，但在历史上山大是以文科见长的，我上大学时公众也是这么看的，这一点让我受到熏陶和启蒙，老数学楼和老文史楼紧邻小树林，我觉得念山大是一种幸运。我认为上大学是自我探索的过程，如果仅仅修完学校安排的课程那就浪费了大学时光。法国诗人波德莱尔说，“向未知的深处探索以寻求新的事物”。这句话曾是我的座右铭。至于如何把握“博”与“专”，我想关键还在于兴趣和愿望，时间总是可以挤出来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时间的主人。

您在学生时代利用假期和学习机会旅行到全国20个省市，这个过程也是让您成熟的一个途径。如今您已游历全国每个省市和5大洲110多个国家，您的“旅行家”生涯是在大学期间起步的，能跟我们说说这方面的体会吗？您的导师潘承洞校长对你的业余爱好似乎比较宽容？

2016年秋天，蔡天新回母校讲学时看望老师彭实戈教授。吕广世摄

潘老师对我的写作和出游一直是宽容的，有时甚至提供了方便。而他对其他学生采取和展示了不同的关爱方式，因人而异，所以我认为他有教育家的风范。我有点惊讶地发现，虽然生活在互联网时代，如今有许多大学生不知道如何独自一个人去一座陌生的城市游玩。我一直生活在学校里，可以说旅行提供了我与社会打交道的途径，是我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

您对混沌的过去记录得如此完整而充满细节，您在《京城》一篇里说，“回想起来，那年夏天我并没有完全打开感官，呼吸京城多元文化的空气，这是一桩令人遗憾的事情。”记忆和认识总是在变化之中，您对同样的地点、同样的人物是否有不同的感受和认识？

那应该是有所不同的。举一个例子，有些大学时代没有太多交往的同学，多年以后突然发现很谈得来，另外一些恰好相反，好朋友变成了陌生人。这可能是因为过去的40多年里，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快。人是这样，城市也是如此，有些城市走在时代前列，有些则落后于时代。至于我对京城的最初印象，与那时候我的文化修养和知识面有关。后来我懂得了，就像法国哲学家丹纳所言，“看过一个地方的植物，要看她的花了；如同看过一座城市的风景，要看她在历史上出现过的人物了。”

《我的大学》在今年8月推出修订本，有何特别的意义？您对校友和在校的学弟学妹可有寄语？

今年秋天母校将迎来120周年生日，此时由商务印书馆加印和出版修订本《我的大学》有着特殊的纪念意义。这本小书既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大学生活的记录，也从特殊的角度呈现了母校的历史。承蒙我的同届校友、历史学博士傅克辉先生美意和支持，将赠送秋天回母校参加校庆活动的每位校友和部分在校师生一册《我的大学》，希望大家喜欢、开心，祝福老师和同学们身体健康，生活、学习、工作如意，在外的校友常回母校看看！也祝福母校蒸蒸日上，早日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

《我的大学》序言

“大学生活应是自我探索和自我发现的过程。”写完这本书以后，我忽然有了这样的感叹。可是，在动笔写作之前，我曾经有过一番犹豫。

“一个人永远不要在生前写传记，因为他不能生活在后悔中。”这是“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晚年说过的一句话。我想这一感慨与“至少值五个师的兵力”的他在“大跃进”年代那段人所共知、不堪回首的经历（俗称“万斤亩”）有关，他生前一直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采访。

后来，写作“钱学森传”这项光荣艰巨的任务由中文并不流利的美籍华裔记者张纯如完成，她自幼在美国中部伊利诺伊州小城厄巴纳-尚佩恩长大，后来在双亲任教的伊大攻读数学与计算机的双学位。巧合的是，张纯如于1993年初夏来到钱学森的出生地杭州探访，而我也于那年夏末首次从杭州前往美利坚，到加州的一所大学访学，并与翌年春天去厄巴纳-尚佩恩参加了一个数论会议。

1996年，张纯如出版了处女作《蚕丝——钱学森传》，这是她唯一的传记。翌年年底，她快速完成并出版了《南京大屠杀》，这本书让她扬名世界。同样巧合的是，那年我又一次在美国访问，看到此书上了一个个排行榜。七年之后，即2004年11月9日，张纯如用手枪在车里饮弹自尽，地点在自己家附近的加州圣塔克拉拉县。那年她年仅36岁，留下一个两岁的儿子克里斯托弗。

在《南京大屠杀》出版20周年之际，一位叫章莹颖的伊大访问学人在厄巴纳-尚佩恩一条马路上消失，这位美丽年轻的福建女子留给世人的最后一段影像是上了一辆陌生人的黑色轿车。这位陌生人是伊大物理系的博士生，而张纯如的丈夫也是伊大的工学博士。在汉语拼音里，张和章的拼写是一样的，为女儿写过回忆录的张母张盈盈姓名的英文拼写更与章莹颖完全一致。

我们的人生也好，世界的历史也好，就是由无数这样的巧合组成的。这些巧合有的十分有趣，成为我们的谈资，有的意味无穷，耐人寻味。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均有自己的七情八欲和喜怒哀乐。如果能以某种方式记录下来，应该会给人以启迪。正如我所喜爱的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言，“生命的真谛不是你活得有多精彩，而是你能否记住并描述它。”

如何描述我们的人生经历？这是值得每个人思考的问题。幸运的是，早些年我找到了一种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那就是随笔。在我看来，随笔是散文的现代形式，就如同自由诗之于旧体诗。因为驱除了华而不实的成分，随笔更适合节奏日渐加快的生活和写作。她质朴、宁静，我认为是自我表达的最好方式之一。如果能够辅之于诗意，或提炼出生活的哲理，那无疑锦上添花。

我在童年回忆录《小回忆》（三联书店，2010初版，2020年增订版）附录里曾经提到，这是一部以随笔的形式写成的童年自传。或许是有意为之，《我的大学》不仅在时间上承接《小回忆》，也同样由32则随笔故事组成。生活经历从来都是写作的重要而可靠的线索，可以借此表达人生的感悟，这或许是我写作《我的大学》的主要动力。

美国数学家、控制论的命名人维纳在60岁前后出版过两本传记《昔日神童》和《我是一个数学家》，两本书都有中文版。控制论正巧是我上大学时盲目选中的专业，因此《维纳》就成为本书的一个组成部分。值得高兴的是，虽然在个人成就方面与这位“信息时代之父”无法相比，但我自认为自己的这两本回忆作品在厚度和内容的丰富性上不逊色于前辈同行的传记。

大学时代往往是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时光，甚至是我们在弥留之际依然能够记得的。作为78级大学生的一员，我们都经过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考验（2018年恰好是高考恢复和我们上大学40周年）。据有关方面统计，77级和78级高考录取率仅为4.9%和6.6%。那个年代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与如今的大学也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但它属于历史的一部分，甚至是比较独特的一部分，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

《我的大学》按时间分为三辑，即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阶段。往事和记忆历历在目，我在山大完成和发表了第一篇数学论文，在山大写作了第一首诗和第一篇随笔，也在山大发表了处女作，甚至自费油印了最初的两本小册子《诗集·1996》和《坐车旅行》。也是在山大期间，我经历了初恋的甜蜜、失恋的苦涩，甚至疗伤的全过程；同时，也深切地体会到失去亲人的悲痛。而我对母校和齐鲁大地的更多发现，则是在毕业之后。

另一方面，从标题来看，至少有14篇与游历有关，它们是《北方》、《扬州》、《沪上》、《故国》、《京城》、《泰山》、《胶东》、《河套》、《长安》、《合肥》、《南国》、《郊游》、《天池》、《鲁国》，遍及华北、华东、华南，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既有对历史和地方志的挖掘，也有令无数人怀念的80年代精神风貌记录。正是从上大学开始，我努力实践古人的训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从15岁到24岁，无疑是一个人最青春的年华，也是他或她走向成熟的时期。就我个人而言，可谓是数学研究和文学创作的起点。而对中国来说，那也是个非比寻常的历史时期，从百废待兴到改革开放，从束缚禁锢到思想解放。法国数学家、哲学家庞加莱曾说过，“若想预见数学的未来，正确的方法是研究它的历史。”我相信对人生来说，也应如此。最后，我由衷地希望，您能从本书的阅读里发现自己的过去、现在或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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