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时代，法律人的综合素养如何培养？

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法学教育内涵式发展，已经成为新时代政法院校落实法治人才培养战略任务的原生动力。一场以“教学改革”和“通识教育”为主题的“法律+”时代与教育改革学术研讨会在华政举行，十余位法学界、教育界专家共话新时代法律人的综合素养和法律人才培养话题。

华东政法大学校长 叶青：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当中指出“要努力让每个孩子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新时代，走向新征程，高等教育所处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对于政法院校来说，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完善自身的治理体系，深化教育供给侧改革，落实以立德树人为本，德法兼修为要的时代任务，同样考验我们的担当、作为和智慧。

一是要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高校治理体系改革，面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和法治建设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必须把党的领导作为开展一切办学治校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的基本立场和根本保障。二是要实现立德树人与德法兼修的辩证统一。三是要加快人才培养体制机制改革为核心的教育教学改革。

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法学教育内涵式发展已成为新时代政法院校落实法治人才培养战略任务的原生动力。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 季卫东：

十九大之后中国进入新时代，我们从不同角度可以定义新时代，但是至少有一点大家会有共识，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站起来了，邓小平时代富起来了，今后应该是强起来的时代。

强国时代法学教育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培养一批人才，能够推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要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这是法律教育非常重要的新时代课题。

我们追求的话语和制度要对其他文明、其他民族有吸引力，软实力非常重要。从法学角度理解，法律话语要有普遍的说服力，让别人觉得我们讲得非常有道理，这点是要追求的。

从国内来讲，意味着要把整个民族凝聚起来，才可以参加全球竞争。在中国传统的体制下，还是加强党的领导，从法律角度来看，重要的是什么？是寻求社会最大公约数，这是十八大报告就提出来的。如果国内寻求最大公约数，国际寻求普遍说服力，这就是新时代制度建设重要任务的话，法学教育的内容就因此变得比较清晰起来。

法律职业的精神也很重要，这中间非常重要的就是正义、公正理论的教育，当然包括职业教育等等方面的教育。在教育方面探索中国话语，普遍说服力很重要，互惠与正义结合在一起，形成法律职业精神，成为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这是需要探索的。

吉林大学法学院院长 蔡立东：

法学院应该做什么？现在我们是把法学教育定义为职业教育，但是法学教育也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比较现实的挑战。

一个是教育市场的细分，法学院面临司法考试培训机构的冲击，法律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的冲击。二是信息传递方式的改变，也对法学院的教育带来了很严峻的挑战。三是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谈改革首先要谈什么是改革？改革就是回到事物的本质。法学院的改革就要回到法学院的初心是什么？到底能够做什么？核心竞争力是什么？不把问题搞清楚，未来的改革就没有方向。说得严重一点，就没有完成我们的使命和担当。

法学院也面临三大内在约束：首先，法学院是不能胜任培养成熟律师的。第二，法律就业路径在逐步拓宽，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要求六类人必须有法律职业资格。第三，法学教授到底能够干什么？我个人觉得培养职业技能不是法学教授的强项，主要是生产思想，启迪思维，培养兴趣，这是我们的作用。

大学有几个方面是不可替代的，尤其是法治人才培养过程当中是其他机构没有办法替代的。第一，大学创造了共同学习的场域，完成了学生的社会化。作为法学院的学生毕业具备两条就够了：一个是清晰思维，一个是准确表达。第二，大学里更主要的功能是提升职业素养，法学院首先要系统的传授法学知识，但法学知识的传授并不是教育的根本，要通过知识传授展示法学知识体系所凝结的界定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法律智慧。让学生学会法律知识生产的原理到底是什么？他们到社会上会用这套生产原理自主生产知识，这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要重视法学院教育和实习的关系。在不同教育阶段应该有不同的分工，本科教育、硕士教育和博士教育应该有不同分工。

厦门大学法学院院长 宋方青：

现在我们需要把传统的培养模式要做一个比较大的改变，我们的目标是法治人才。我们要改变这种传统，转变为培养兼具公共政策考量和国家治理思维的决策性人才，使法学院毕业的学生不仅能够胜任法官、检察官、诉讼律师等传统的法律事务，也能够胜任人大、行政机关包括一些立法政策的制定工作。

在课程改革方面，首先就立法人才培养上，厦大在90年代就设置了立法学的课程，还设置了立法技术课程。这个在国内是比较早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主要依托一些地方立法机构，包括政府法治部门、人大等建立联系，建立教学实践基地。第二设立案例演习课。第三建立法律文书的课程，有中文、有英文。

现在各个学校应该有共同的问题，教师本身的实践能力存在问题，大量老师都是从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都在高校里，甚至包括博士后研究，跟实践的接触是有限的，很多是理想的东西不太接地气。这些年我们通过把老师派去实践部门挂职，提升实践，反过来反哺于学生。

辽宁大学法学院院长 杨松：

十九大当中提到了国家这五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成绩，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成就，特别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在日益完善过程当中，这个应该是法学教育所要面临的的职业发展的历史定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当中，法学教育肯定是站在了新的制高点上，是处于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可以说法学教育面临一个新的时代。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一方面要系统总结国家法学教育已有的成就，要增强法学教育的自信，另一方面要抓住新时代的机遇，深化法治教育的改革，使得法治教育真能够适应我们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治国理政战略要求。

一是加强对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学科体系规律性的研究，这个研究当然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研究和成熟为前提的，应该对它做一个总结。二是需要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教育体系规律性的研究和总结。第三，德法兼修，要把德的培养放在核心地位，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如果连职业伦理道德都没有的话，真是一个废柴。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院长 胡玉鸿：

一是如何理清法学人才人文素养的基本标准，在法学教育当中，要加大人文方面的素质培养。

二是如何划定法学教育已有范围？我们常说法学教育的仁与不仁。我们要求法科学生既要懂理论又要懂实践，原来提出要懂外语、要懂经济，才是全面合格的法律人才。但现在一般教材只讲了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这个远远不能涵盖法律技术的内容。这方面我们没有必要把法学教育的功能职能无限扩大，而要立足于法学教育给学生提供非常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思维能力。

三是如何认识现代科学技术在法学当中的作用，关键是如何来推演教学内容。所有现代技术都是手段和工具。

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 王志强：

法律跟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对人的行为特别是法官、律师这些司法行为人有关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入，使得法脱离了仅仅是规则的研究、文本的研究、概念的研究，使得法律的开放性大大增强了，法学科的壁垒被打破了，可以覆盖的面越来越广，各种法律交叉学科也应运而生。法律是一个相对来说在国界范围内，需要开放世界性的眼光跟国际去接轨、对接的学科。

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 商文江：

法学界应该考虑从法学角度怎么为国家提供配套，我理解“法律+”，既然是“+”，是像互联网一样要成为一个基础设施，从法学角度，我觉得我们应该为国家的的确确贡献一些东西，如对外的国际规则熟悉、参与、制定当仁不让。所以除了技能培训以外，更应该让法科学生有一种独特的气质，能够有一种独特的思维梳理这个社会、治理这个社会。

华东政法大学教务处处长 王月明：

要在专业课中把思政、立德融入课程，以老师带头模范表率，以专业知识的价值引领学生，不是通过过去简单的思政课程，而是通过专业课程，一点一点通过四年甚至研究生阶段的融入，让他们首先学会做人。培养的接班人必须是真正高尚的人，有善良之心、宽容之心、仁爱之心的人。

中国法学会对外联络部主任 谷昭民：

新时代。新时代特别重要，我们一定要抓住新时代的特点。我们要有新的目标，对于法律人来说，要站在这样一个新起点，进一步深化总体设计，也要做一些调整。坚持依法治国就是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

谈到策略，法律走出去有五大策略，包括文化、法学家、服务、机制等等。法律文化先出去，价值观是软实力，最后是涉及法律价值和观念的问题。法学家讲出去，要培养中国自己的法学大家，法学家的思想会引领国际体系、国际规则，影响很大，所以要不断提供这样的平台。法律服务跟出去，主要是律师仲裁，中国利益不断往外走，我们自己的利益一定要通的。法律机制建出去，我们在推动院校、律所，在国外建立这样的一些机构，一定要强调联合共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要构建的几大体系，我们正在探索或者正在建的是立体化法治合作体系。这样可以发扬中华法系，使它们重放光芒，也使我们更好服务于“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真正提供有效、有价值的服务。

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院长 初北平：

在“一带一路”合作领域，是要求多元化知识背景和比较强的法律能力，并且可以运用多学科知识和专业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人才，对人才的要求就两个方面，既要有通识教育的基础，还要有专门化教育的条件。

关于专门化教育，我把专门化人才分为七个方面：第一是“一带一路”涉及外国法律律师的需求是非常大的；第二是国际法庭的法官和仲裁员；第三是国际影响力的专家学者；第四是实务界的从业人员，不仅是律师、法官，其实各个公司从业人员的基础法律知识非常重要；第五是涉外型执法人员；第六是涉外智库专家；第七是法律外交。

另外，需要对现行学科进行改革，习总书记在今年政法大学考察时提出了学科体系建设紧迫性的要求，要改革原来学科设置的僵化，去设置和适应“一带一路”，建设新的学科体系。

海南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 叶英萍：

对本科教育，提出一个口号：三基三能。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制度；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要注重三基三能多元化的实践教学平台的搭建，做什么？要培养学生法律表达能力，法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法律社会管理能力，实践教学是以这个为核心来做的。

北京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合伙人 乔文骏：

通识教育不管放什么课程，必须在教育方式上创造动手、动嘴、动人的能力。什么叫做动人？自己的形象要管理，站出去要符合人家对大学生基本形象的判断，气质、三观必须要有对自我的要求和约束，在最基本的人文教育上，三观教育，动嘴动手能力方面，要让大学生提升。

通识教育教育什么人才？现在的时代越来越开放，跨界的机会越来越多。首先感觉要有通用性。其次应该是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的培养，所以有一个治理性。三是全球化时代，面对的是国际交往、国际合作，要有国际型人才。四是法治人才，法治中国的基础是法治教育。通识教育应该针对这四个方面。

现在的教学还需要有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上的变化，既和通识教育有关也和专业化教育有关，不仅要长知识，学知识，还要展现和应用知识。上课不仅要给学生做知识传输，让他掌握知识，同时有机会展现他学到的知识，还要去实践。

上海市政府法制办副主任 罗培新：

关于人和法律人在通识教育方面的差别，我非常认可刚才各位讲到的，通识教育首先要培养学生勤勉、敬业、善良的人格，就是立德树人，这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品性。

通识教育将使学生养成或形成终身有思想的公民，可以批判性地审视所有集团和利益主张，审视那些企图利用偏执情感代替理性的人。要有公民责任的能力，有公民的意识，这点非常重要。

法律人的通识教育，法科学子以及毕业的华政法学学生要习惯于价值衡量，习惯于技术理性。法律人如果在形成开放心智、创造思维之上，用特有价值衡量和技术理性辅之于中立的姿态作出判断，会赢得应有的尊重。

会上首发华东政法大学建校65周年校庆纪念文丛

华东政法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文伯书院院长 杨忠孝：

华东政法大学文伯书院是以书院教育改革为抓手，推动整个大学本科教育改革。社会是一个高度变化的社会，在一个变化的社会谈通识教育文化，和在中世纪谈通识教育、19世纪谈通识教育、20世纪初谈通识教育不一样。

传统来讲，知识教育本身可以让学生完成三大任务：第一可以让学生获得汲取知识的能力，第二获得技能培养，第三获得智慧提升。在当下社会更加需要法治，这个法治和以往法治不一样，变化的社会意味着原有社会秩序被打破，重构新的社会秩序。什么叫做依法治国？法律、法治系统应该成为社会运行的基础性运行体系。

法学学科发展跟中国法治实践相结合才可以解决一流大学的法学科建设问题，中国法学学科发展必须和其他学科共建，必须和其他学科交叉。一个法律人应当具有发现规则、创造规则的能力，未来法学社会、未来社会发展，“法律+”时代，法律人士具备的通识教育能力必须在现代大学当中具备。

源 | 党校办 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

摄影 | 沈丽娜

速记整理 | 刘洪阳 崔尚文 刘雨蒙

责任编辑 | 叶子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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