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还是最可爱的人！

1951年4月11日，魏巍采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参加抗美援朝的中国军人，成为了几代人心中“最可爱的人”。最近，在举国上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校报记者前往学校三位参加过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老同志家中，聆听了他们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亲历的故事。让我们从身边的“四史”故事中，传承红色基因，感悟初心使命，汲取信仰力量。

“那些事不要说！”

王世达老人今年已经93岁高龄了。他的家中窗明几净，沙发扶手上放着一本党员笔记。老人一边回忆一边讲起当年的故事。

1949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情报总署到王世达所在的高中招生，21岁的王世达自此参了军，在河北张家口干部学校学习成为一名情报人员所需的知识。1950年5月，王世达被分入情报总署工作。1950年底，抗美援朝战争开始，王世达主动报名，获批赴前线参战。

载着他们开往前线的列车在沈阳停靠时，王世达和战友们接到志愿军发来的任务：在国内负责招收懂外语的大学生，组织他们参加“情侦干部训练班”学习，之后送往朝鲜做翻译工作。在沈阳组织培训班期间，王世达曾从全国各地招收学员，也曾组织学员学习和演练；他要送结业学员入朝鲜，还要从朝鲜碧潼战俘营运送情报回国。

王世达负伤回国后，在北京等待分配期间留影

“我们上学时，领导就教我们，人家如果问你们做什么工作，你们就说自己在图书馆，别的都不要说。”王世达老人的老伴当年也在河北张家口干部学校一起学习情报知识。一提起情报工作，她就连连提醒老人：“那些事不要说！”

1952年，王世达在带领学员进行实弹演习时，被炸伤了左腿胫骨，还不幸失去了右手食指和右腿膝盖，被送回国治疗。1954年，王世达因负伤转业，进入石油部工作。1961年来到当时名为“西安石油学院”的我校工作。

王世达（后排右一）在沈阳组织培训班期间，送别战友时合影

“我最得意的就是办了‘焊81’班！”老人回忆说。1981年，石油部与国外的合作工程中需要大批焊接人员，希望学校增设焊接专业，为油田定向培养技术人员。当时学校恢复“西安石油学院”办学不久，在学校师资、校舍条件都不足的情况下，王世达作为机械系综合办公室副主任，骑着一辆偏三轮摩托，载着机械系主任沈迪成为此多次奔走，一起从如今名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学经验，借师资，办成了“焊接班”。如今，“焊接班”当年培养的学生都已退休。“焊接班”也已逐步成长为我校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焊接技术与工程”，并入选教育部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项目。

“我感到很幸福！”

为了接受校报的采访，董玉田老人专门将自己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始末，整理了近十页纸的手稿。手稿写在药盒纸背面，内容详尽有序。但老人思路清晰连贯，只偶尔去看手稿，大部分时间，他只略一思索就接着讲下去。

董玉田1932年出生在河北省徐水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他幼年丧父，10岁时从河北老家到在东北工作的叔叔那儿去“学点手艺”。但学徒的裁缝铺生意不景气，加之抗日战争时期生活条件艰苦，1946年，八路军进驻黑龙江省昂昂溪县，受到了人民的欢迎，生活困难的董玉田趁机离家去参了军，成为了东北民主联军的一名小战士。

机缘巧合之下，董玉田成为了齐齐哈尔解放团团长贾克的勤务员，又被来此担任政委的王央公看中。1948年5月，王央公担任东北军区敌工部部长不久，将16岁的董玉田要去当自己的警卫员。“首长对我就像父亲一样，爱护备至。”说起老首长，董玉田老人充满感情。

1949年10月1日，董玉田（右二）和王央公的另两位警卫员一起合影，左一为王央公的第二个孩子。

1951年4月，王央公被中央军委委派入朝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战俘处主任，董玉田跟随首长到朝鲜碧潼战俘营做战俘管理教育工作。“那里三面环山一面环海，环境优美，有利于战俘情绪稳定。我们给他们配给白糖、油，还专门购买面包炉来给他们烤面包，他们吃得比我们好。”老人回忆说。

随着朝鲜战争形势的发展，1951年12月，董玉田随首长到开城参与停战谈判代表团的工作。董玉田被分在战俘接受遣返组做机要通讯员，与翻译、司机三人一组，往返于位于开城和平壤之间，给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新华社平壤分社，送交换战俘的材料和信件，有时也要返回北京到国家新闻总署递送重要资料。

那时从开城到平壤，开车要行200多公里路，由于离海较近，沿途雾气很重，路面起伏不平，单程就需要6个小时左右。按照中朝和美方的约定，双方提前一天通知，在白天规定时间和路线上，谈判代表团车前盖红布、车外挂红旗进行示意后行车，对方不能袭击。即便如此约定，中方代表团车辆也时常遇到敌机盘旋挑衅。“这时要保持镇定，见机行事。慌乱行动反倒可能会引来扫射。”董玉田老人说。

1948年-1950年期间，董玉田（左一）与战友们合影

“白天行车，窗外景象处处让人感受到战争的残酷。沿途有两座城市。沙里院以前是个繁华的商业城市，那时已变成了一片废墟。新幕只剩下基督教堂的一面断墙。每走几步就是一个弹坑，公路两旁有敌人撤退时丢下的坦克，有被我方击落的敌机残骸，还有正在燃烧的汽车。白天路上没人，四处静得可怕。”老人回忆道。“遇到紧急任务，晚上我们也得出发。那时就能看到我军的工程兵抢修浮桥，汽车兵趁黑运输。作战部队像洪流似的往前移动。年轻的战士胸前挎着子弹带、炒面粮食袋、枪、手榴弹，背着简单的背包；炊事员担着灶具跟在连队后面，扁担沉重忽悠忽悠地晃。”

朝鲜冬日严寒，董玉田长期靠着车门的左腿上反复被冻起水泡，时间长了就成了静脉曲张，不得不手术治疗，如今成为了一团团虬结着的血管。但老人说：“我这和战士们比，真不算啥。我虽然是危险些，但他们除了危险，比我还更不知辛苦多少倍。”

1952年6月，董玉田被抽调回碧潼参与战地敌军工作会的会务工作，离开了开城。6月底，接替董玉田工作的战友王玉瑞，在执行任务途中遇上轰炸鸭绿江发电厂的敌军机群，遭到敌机扫射，不幸牺牲。“我当时想，他不接我的工作，他不会牺牲啊！”老人声带哽咽地说：“可能牺牲的人就是我啦！”

“敌工会议结束后，我被送回国学习，离开了朝鲜。我是一个幸存者。和那些千千万万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士兵们相比，我是幸运的。”这位已近90岁高龄的老人，谈起过往岁月和如今生活的强烈对比，充满感慨地说：“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得好啊！现在是我人生最好的时候。”

“我们随叫随到！”

郑承兰老人衣着朴素，家中陈设也很简单。老人一边打开层层包裹，露出自己珍藏的兵役证、当年的身份证明和请假纸条来，一边讲起当年的故事。

1948年，刚满14岁的郑承兰离开工厂，进入黑龙江省昂昂溪县后方医院学习医学急救知识。刚刚学习了一个星期，从辽沈战役战场上送下来的大批伤员就被送进了医院。郑承兰不得不忍着害怕加入救治伤员的队伍，边干边学。在紧张忙碌中，郑承兰不知不觉地累积了丰富的医疗急救知识。

1951年医院组织医护人员赴朝支援，郑承兰和同事们来到了朝鲜。前线救护环境险恶，耳边日日夜夜萦绕着飞机扫射声、炮弹爆炸声、伤病员的哀嚎声。但年轻的郑承兰已经是经验丰富的“老手”了。“我们随叫随到！炮火中我们也要冲上去救治。”老人回忆说，“但也有停战间隙我们去抢救的时候。记得有个伤员没有下颌。战场上他被炸伤，下颌只有一点皮肉连着，他觉得碍事就扯下来扔了。战事间歇，我们救治他，给他装假的下颌、植皮，青霉素用了几箱。面条饺子都捣碎了给他喂。后来他被送到后方医院去了，我总想知道他怎么样了。”老人回忆。

郑承兰的兵役证和工作身份证明书

郑承兰和同事们要抢救的不止前线的伤员，还有当地的普通民众。“日军指导美军在朝鲜发动细菌战、人体实验。冻伤的人可多了！有的人四肢都没有了，我们也要抢救。”老人说。

1954年初，战争形势缓解，郑承兰随大批医疗人员一起回到国内，因为身体原因，无法进入分配的医院工作。后来跟随报名支援西北建设的丈夫，来到兰州，陆续在兰州医学院、兰州铁路西站医院、天水铁路局医院工作。

1965年，毛泽东同志发表关于医疗卫生改革的“626指示”，要求医疗人员到农村去服务。郑承兰负责陇海铁路沿线渭南、兴安、马家磨三个相邻站点范围内的医疗工作。乡民一个电话，郑承兰就登上顺路的火车，下车后再步行到乡民家中诊治开方，为乡民治病服务。“平板车、轨道车、餐车、物资车，车头车尾我都坐过。我还曾在黑洞洞的山洞里一走就20分钟，到病人家去看诊。”老人说起来满是感慨。“没有什么仪器检查，全靠‘望、问、叩、听’，我就这样检查出来不少胸膜炎。”

郑承兰1985年跟随丈夫来到我校工作。1996年，学校领导偶然得知已经离休6年的郑承兰老人多年来一直资助丈夫所带的研究生中的贫困学生，了解具体情况时，发现郑承兰老人竟然不是党员。老人羞涩地说：“我一直觉得自己条件不够入党。”经过再三鼓励，老人才敢提交入党申请书申请入党，并于1998年6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郑承兰（右二）和丈夫张景河（左二）同她资助的研究生刘发喜（右一）合影

不用再繁琐地举例了，我们已经能够看到我们的老同志们是怎样的一种人。他们的灵魂多么美丽和宽广，他们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和为之骄傲。

亲爱的朋友们，当我们坐在明亮的房间中学习、工作，当我们放学、下班后和朋友们小聚，当我们和亲人们坐在同一张沙发上看电视、玩手机，当我们乘坐着高铁、飞机方便快捷地出行，当我们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的大背景下一如往常地生活，是否意识到我们是在幸福之中呢？看看这些老同志的人生经历，我们或许能够意识到，这样的幸福是来之不易的，是弥足珍贵的。是千千万万如同他们一般的人，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历经百年奋斗，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前所未有的变化，给人民带来了和平稳定、幸福安康的生活。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欢庆之时，让我们再次叩问：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虽然年事已高，但这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老同志们，他们还是最可爱的人。

“网上重走长征路”

暨推动“四史”学习教育系列活动（四）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精锐尽出，倍道兼行，兵锋直指嘉陵江。中央红军挺进西南，即将饮马长江。四方面军也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一路西行，争取与中原红军会师蜀中。

川军军阀邓锡侯、田颂尧在绵延六百里的嘉陵江西岸摆了52个团，而在川军身后是锁钥之地剑门关。

第三十军是强渡嘉陵江的主力，而第三十一军、第九军则在两翼策应。第九军第二十五师准备渡过涧溪口渡口，师长韩东山眺望着浩渺江波，眉头紧锁。因为所有的船只都支援三十军了，而川军早已经所有可能的渡江工具搜罗一空，韩东山需要自筹渡江器材，这让他大伤脑筋。

一名战士建议说，当地农家有一种打谷子的大木桶，一只可容五六人，也许管用。韩东山和师政委陈海松听得喜上眉梢，立即发动战士们收集了几十个大木桶。韩东山和陈海松身先士卒，小心翼翼地跳进一只木桶，哪知这木桶到了江心，水波荡漾，木桶东倒西晃，滴溜溜四处乱转，把韩东山颠得七荤八素，终于，木桶一个转体三百六十度，韩东山等人下饺子般扑通扑通落水。

一个湖北籍的战士悄悄地说，他们家乡的渔民也有这种大木桶，不过不是一只，而是四只连在一起，这样就能如履平地了。韩东山一边咆哮“你怎么不早说”，一边又和陈海松亲自担任实验对象，果然用户体验堪比游艇。

二十五师渡河时，上游三十军主攻的塔子山渡口枪炮声大作，而二十五师对面却静悄悄的。当战士们小心翼翼地上岸时，才发现岸上空无一人，只有旷野的风声与江水的奔流。原来塔子山吃紧，川军都支援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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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惠笑吟

编辑 | 李雪

值班编辑 | 唐滢溪

责任编辑 | 邓勤勤

审核 | 高黎

ps：素材来源于西安石油大学校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