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青年学子谈心

编者按

张岂之先生生于1927年，江苏南通人，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攻读研究生。曾任西北大学校长，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定组成员，现为西北大学名誉校长，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与青年学子谈心》是根据张岂之先生在我校“学人之旅”报告会上的演讲内容整理而成。

“学人之旅”报告会由党委宣传部创办于2008年，定期邀请学术造诣高、教书育人好的知名专家学人担任主讲，旨在“回顾治学历程，抒发师者情怀，共享人生感悟，激励青年成长”。

文/张岂之

西北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是同根生的兄弟，很高兴能应师大邀请来做这场报告。对于高等教育，我也算是一个老兵了。我是1952年年底到西北大学任教的，到今年，我还在带研究生，57年了。我就谈一谈57年以来的个人的感受。谈感受自由度大一些，可以这样讲，也可以那样讲。只要在座老师和同学们在某些点上和我所讲有共鸣，我就很满足了。所以我的题目就是“和师大的老师们同学们谈心”。

一、两座古城，三所大学，恩师带我走上讲台

在大学教书，是我最喜欢的事，教师也是我最尊敬的职业。

我读大学是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1946到1950年北大哲学系。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已经决定要考西南联大的文学、历史或哲学专业。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1946年8月高考，我报考了北大哲学系。没有什么深刻理由，因为我想搞文学创作。根据我中学老师的指点，先在哲学方面打一点基础。北大1946年大师云集，当时也是中国当代史发生巨变的时候。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已是3年级学生。1951年夏我毕业时，如何选择人生的道路是我毕业时所面临的难题。理智上来说，新中国建立需要大学毕业生参加实际的活动，但我个人来说，对人文学科有了一定的兴趣，我想继续深造。所以我对走出校门参加实际工作没有太多的考虑。恰好1950年夏，一些大学要招研究生，清华大学哲学系也招研究生，我就报考且被录取了。当时我很兴奋，因为北大哲学系在学科建设方面注重哲学史的训练，而清华大学哲学系重视对西方分析哲学的研究，分析哲学我在北大没有学多少，只选过一门课。换一个环境能学到一些新的东西。

到清华哲学系当研究生以后我才知道，那里著名的教授正面临思想改造运动的任务，他们已经没有很多的时间将他们的专长向研究生传授了。我本来报的专业方向是逻辑学。在这个情况下，我就问老师怎么办，老师说：“很好办啊，你在逻辑学前面加上两个字就行了，变成革命逻辑学。我们出版了《毛泽东选集》，你自己去自学，写笔记就可以了嘛。”所以我对清华哲学系的印象不深就是这个原因。到1952年年初，我们听说清华未来不再办文科了，所有文科都转到北大去，所有理科集中为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服务，培养工程师。后来所讲清华是“工程师的摇篮”，这个美称就是这样来的。这方面的消息越来越多，并且传说全国只允许北大办一个哲学系，复旦、武汉大学等大学哲学系教师都调过来。我们就怀疑，能够实现吗？后来证明，这些传说都变成了事实。北大哲学系庆祝九十年生日，当时一名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我们为什么全国只办一个哲学系呢？为了把那些搞维新的教授都集中在一个大学里头，让他们去进行思想改造。”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这时我才明白，现实比哲学更加重要。

人生很奇怪，在非常困难的时候会出现奇迹，有人说是命运。我不承认命运，我认为是巧合，意想不到的机遇。

这里我必须提到我的老师侯外庐先生。1948年我到了北平，侯外庐先生在北大文学院兼课，开出了一门选修课叫做中国思想史专评课，采取从社会史看思想史的研究法。我听他讲过。开始觉得很好奇，后来阅读他指定的参考书，对这种方法也很感兴趣。我们一共六个人选了这门课，考试时每个人写一篇心得，侯外庐先生给我们的分数都是一样的，都是八十分，没有高低。1951他被任命为西北大学校长以后，除去请一些名家到西大当教授以外，也想带点儿年轻人到西北大学来。他给我捎信，让我到西北大学来，我看到他的信，感觉很高兴。一来我可以继续跟外庐先生学习中国思想史，二来到大学教课有时间做研究，不像在专科学校里忙于讲课和批改作业。

1952年底，我到了古城西安。因为我是研究生出身，虽然我在研究生阶段没有学多少东西，但是西大聘我为教员。比助教高半截，比讲师低半截，而且不到一年，我就变成讲师了。我心里清楚，这完全是老师要培养他学生的良苦用心。我开始讲的课是法律系的形式逻辑，法律系的学生有的比我大，但我们相处的很好。后来只要是缺人的课我都讲，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初，我才开始讲我的专业课——中国思想史。

这里要插入一个说明，1952年底我到西大，当时西大还有一个系是教学教育系，这个系就是陕西师范大学的前身，现在的陕西师范大学是以西北大学教育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所以说西北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是很亲密的兄弟学校。

北京和西安都是古城，我一到西安就喜欢上了这座城市，感受到汉唐宏大的文化景象，非常开阔。我经常说，我的第一故乡是江苏南通，我的第二故乡就是西安市。我对别人讲，我是陕西人，觉着很好。生活在汉唐盛世的故乡，很光荣。这种情况下，我在西北大学安定了下来。生活情况和精神情况都很好，尽管西北大学的老校区很小，但是那里有我青年时美好的岁月。

建国以后的前三十年，我也有苦恼、困惑和矛盾。当时我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很喜欢讲课。我把很多资料整理成讲义，对同学们讲授中国思想史的知识，这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我和西北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同学们的感情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可是客观的环境并不允许我把教学摆在最重要的位置，政治运动占去了许许多多的时间。频繁的政治运动绝对不是提高大学教学质量的途径。那个年代为什么“两弹一星”事业能发展得很好？就是因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机构不进行反右运动。一些自然科学家免于受到各种冲击，才有时间和精力为国家建设服务并取得伟大的成就。

改革开放以后，小平同志首先提出来恢复高考，并且要保证大学老师把80%的时间用在教学任务上。大学必须要让老师们有充足的时间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里，我要提到西北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都很熟悉的理论家、教育家郭琦同志。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郭琦同志以副校长的身份在陕西师范大学主持学校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四人帮垮台，郭琦同志又被派到西北大学做党委书记，领导拨乱反正的工作，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因此，我们两校都深切的缅怀郭琦同志。

二、师恩永难忘，“尊师重道”应该蔚成风气

陕西师大的毕业生基本都做了教师，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以后也是这样。一部分同志做大学教师，多数是中学教师。无论在大学和中学做教师，都是最令人尊敬的职业。做教师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要将自己恩师的优点转化为自己的素质。

教师是我最尊敬的职业。能为中华文化发展繁荣贡献力量是教师最大的成就。大学要成为真正的文化传承场所，最重要的是人人都要不忘记老师，正所谓“尊师重道”，一定要在大学里形成这种风气。只有不忘老师，教育工作才有精神力量；只有不忘老师，教育工作才有智力资源；只有不忘老师，才知道怎样去做老师；只有不忘老师，才会有工作的自豪感。不要羡慕官员有多威风，我觉得我做大学人文教师虽然并不风光，但是我很自豪。

我们现在能取得一点点成就都是和老师的指导分不开的。在一所大学，特别是师范大学，“尊师重道”蔚为风气的时候，这所大学便超越了所谓“211”或“985”的定位，成为真正的“优秀教师的摇篮”。所以，今天我和老师同学们见面，我真心地希望我们师范大学更能够践行“尊师重道”，成为我们所有高校的模范。

三、提升大学功能，更应该重视学风建设

为提升大学的功能，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大学的功能主要就是学术功能和培养人才的功能，大学不能变成官僚机构。这任务很重。怎样让大学真正成为培养人才的场所，真正成为文化传承的场所，学术研究的场所？我认为，要关注大学的学风建设。

谁都知道，当今高校内学术抄袭和考试作弊现象不少。现在很多高校都启用了“反剽窃软件系统”，有反剽窃软件固然好，但是主要的是要在大学里开展学风建设。进行正面的学风教育，要让全校师生都知道什么是学风，什么是学术不端行为，什么是学术腐败，这样，才能提升大学整体的学术氛围。

什么是学风？学风是学术风气的简称，是学术共同体及其成员在学术研究中表现出来的特殊的社会风气。什么是学术失范行为？学术失范行为指技术层面违背学术规范的行为，或者是因为缺乏必要的知识违背准则的做法。例如数据核实不周、文献引用出错、注释不全等。什么叫做学术不端行为？学术不端指的是学术共同体的成员违反学术准则，损害学术风气的行为。例如：抄袭剽窃、侵吞他人学术成果；篡改他人学术成果；伪造过篡改数据、文献；捏造事实，伪造事实；没有参加创作，在他人创作成果上署名；未经他人许可，不当使用他人署名；违反正当程序，或者放弃学术标准，进行不当学术评价；对学术批评者进行压制、打击或者报复。什么是学术腐败？学术腐败是一种极端的学术不端行为，是学术权力的行使者滥用学术权力的行为。例如，利用学术权力不正当获取名利，不正当获取学术资源，侵占或剥夺他人学术资源等。

四、弘扬优秀中华传统文化，坚持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融合

由于时间关系，我只好讲到这里，下面我来回答刚才老师和同学们的提问。

关于大学应该如何为社会提供精神坐标的问题，我认为，大学精神就是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融合。并不能因为现在就业困难就认为读书无用，这是不正确的看法，我们不能受此影响。不但要读书，还要把书读好，要更加深入地促进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融合。

关于大学低年级学生搞课题研究的问题，我认为，大学低年级学生如果有条件，参与自己导师的课题研究，还是有好处的。通过稿件翻译、逻辑分析、意见整理、校正等方式参加科学研究活动，可以得到很好的学术经验。这是值得倡导的。

关于学界重写思想史的建议，我认为，在我们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研究思想史有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观点，是值得鼓励的。多种观点相互比较才能出现高质量的学术作品，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这个问题的同学也请我给励志从事学术研究的青年学子一些建议，那么我的建议就是两个字：坚持。以我个人来讲，我就是不放弃人文学术，我就是喜欢人文学术，我就是要研究人文学术。包括在文革期间我都没有灰心，文革后我也有机会去做官，但是我是不会去做官的。坚持就是胜利！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走向或转向的问题，我认为，文革以后，我自己在客观事实的教育面前，认识了一点，我们中华民族要真正地站立起来，必须要有我们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要深入进行研究，并且加以弘扬。所以文革以后，我在政府支持之下，很快地建设了陕西省轩辕黄帝研究会，后来又成立了老子思想研究会。到今天，我还是这样看的：不管我们向世界其他国家学到了多少新的东西，我们文化的根基不能丢，要保护和发扬，这两点并不是对立的。我们既不能走向复古主义，也不能走向民族虚无主义。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从来没有中断过，并且现在在世界上仍举足轻重。中华民族的复兴不能没有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所以我们要多发掘传统文化中的精粹。而民族虚无主义是很可怕的，过去这方面的教训已经太多了，不能让历史重演。所有人类民族的优秀文化，我们都要学习，都要研究。我想我们要有开阔的心态，不但便于我们深入研究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也便于我们研究全人类的优秀文化。

关于如何评价我国解放前大学，80年代初期大学和当前大学的大学精神这个问题，我从个人角度来看，认为新中国建立以后在较长一段时间里面，对我们中国原来的高等教育否定的太多。到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再去研究的时候，就觉得原来一些大学里面优秀的东西我们还是要继承下来并能够运用。当时活跃在高等教育舞台上的一些人物有许多都值得我们后人来学习。我总体感觉到，解放以后把苏联看作我们学习的唯一的途径，现在看来太过分了。我们在解放初期也很热情地听苏联专家的讲演，第一次觉得还不错，第二次觉得还可以，第三次就觉得索然无味了。没有一点自己独立的见解，通篇都是“我们伟大的斯大林”。

凡是在历史上有过贡献的，不管多久，多么曲折，都不会被埋葬。但是我们也不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认为我们新中国建立以后的教育上无一可以称道，统统都是错的，那也不妥当。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教育走了许多的弯路，但是也有值得我们汲取经验的地方。最后要强调一点，政治运动不能提高大学里的学术水平，商业规则同样也不能照搬运用到大学办学上来，教育有它自己的一套原则来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