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岭下沐春风 | 路遥这么说延大的“一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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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岭下沐春风 | 路遥这么说延大的“一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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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说的并不是这座门。这虽然是延大的正门,习惯上却一直被叫做“二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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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二大门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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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大学的这座正门,今天之所以依然被人叫做“二大门”,是因为她的前世太悲催了。就在今天这个位置南边不远,老附中的北面,曾经有一座简陋的校门,那就是她的前世,“二大门”。

1988年,学校决定举行建校50周年庆典,这是延大重建30年以来从没有过的大事,全校上下开始整治环境。这时候大伙发现,“二大门”实在是太寒碜了,会让“回家”的老延大们看了心里难受的。于是决定干脆拆掉那个门。

于是,在它以北不远处,这座当时看上去巍峨壮观的新大门耸立起来了。

因为新门几乎是在原来“二大门”的原址上修建的,而且“一大门”也还在呢,也不好夺了她的名份,于是大家干脆沿袭旧例,依然把新门叫做“二大门”,也显示出大家对老的“二大门”没有跟上时代的惋惜和怀念。

其实,老的“二大门”确实低矮简陋,她更像是一个便门。今天,估计无论是官方还是个人,很少有人留有她的照片,我甚至怀疑根本就从未有人在她附近留过影。

直到1970年代末期,“二大门”在白天开放的时间都很短,一般下午四点就锁门了,不像杨家岭路口的“一大门”,总是天还没有亮就开门了,晚上十点才锁门。

当时,有一些职工的配偶在兰家坪的无线电厂上班,他们下班回家的时候,经常因为“二大门”已经上锁,不得不绕行几百米外的“一大门”回校。

顺便八卦一下,当年在“二大门”值班的老同志好像姓栾。别看他的岗位平凡,但是据说他本人是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职级挺高,算是老干部了。当年的延大,这样默默无闻的“老革命”不少。可惜许多人的姓名与经历,随着他们的离去,已经鲜为人知了。

大概是在1970年代末,在“二大门”内,老附中路以北开了一间卖蔬菜的门市部。在一切都要依靠供销社的年代,这里就是当时延大最大的“超市”了,主要销售柴米油盐酱醋茶和一些蔬菜副食。

门市部内最占地方的是放酱油和醋的大缸,还有大麻袋装的食盐。离门市部还有点距离,往往就能闻到空气中醋和酱油混合的一些味道。

门市部和现在超市的经营方式不一样,这里一般是顾客站在窗外,营业员站在窗里,你要买什么,先得报上号来。那个窗板是老式的,开业了,就一块块卸下来,打烊了再一块块装上去。

有了这个门市部,人们就再也不必涉过延河,跑到兰家坪延安丰足火柴厂的供销社去购物了,二大门内跟着热闹起来。“二大门”外,也逐渐形成了一个附近农民卖菜的集市,“二大门”慢慢地推迟到晚上八点才锁门了。

晚自习前,经常有想打牙祭的同学,从“二大门”出来,在校门口卖菜的农民手上,买几个刚拔出来的水萝卜,去掉皮,边走边吃。不过,经常是人还没走过老附中的教学楼,可口的水萝卜已经吃完了,只留下齿间的清冽甘甜。

1987年前后,随着新门的修建,原来的蔬菜门市部和门外的集市,都消失了。“二大门”周边少了些寻常生活的气息。好在这时许多人已经搬到了后楼,蔬菜集市后来又在“三大门”外复活了。

新的“二大门”内原本地势低洼,她的东侧一度是保管院堆放木柴的地方。修建新校门时为了对应门外的公路,把门内整个区域全部垫高。这样一来,从新校门到里面的马路,都要比周边高一些。尤其是沿着马路从操场方向向南去附中时,新路与老路衔接处形成了一个落差。远远看去,“二大门”很有些高高在上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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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逸夫楼那个位置,曾经有一个大花坛,车辆进出一般都要绕着她,很像一个交通环岛。

修花坛当然是为了养花。不过,可能是因为花坛的外墙太高了,很少能看见里面的花。只有到了九月,新生入校的时候,里面火红鲜艳的一串红,显露出少见的热闹来。

一串红,像极了许多人在延大渡过的四年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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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二大门”就有"一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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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大最早的“一大门”,在今天的外语教学楼(克阿楼)南边,门朝着杨家岭村方向,也就是今天杨家岭希望小学这个位置开着。校门两侧,有两排砖房。靠东的柱子上,挂着毛体“延安大学”四个字。

不过那四个字并非毛泽东亲自手书,而是从毛泽东的手迹中,选拼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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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大学的第一个大门)

说来你可能不敢相信,1958年8月下旬,刚刚重建的延安大学迎来报到的师生的时候,校门口还没有正式的校牌,一些到了校门口的师生,硬是没敢进来。刚报到不久的中文系1958级学生李彬,在征得学校领导同意后,自告奋勇去延安县图书馆,查找到了散见于不同印刷品上的,毛泽东手写的“延安大学”四个字。

经过多次的反复临摹,聪明的延大人终于成功地制作出仿毛体的校牌。

当时的校牌下面,还种着几颗玉米。这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人们朴素的审美,其实更是现实生活的需要。当年生活的艰辛,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了。

1958年10月,就在延安大学恢复重建刚刚开学一周之后,中文系师生就奉命建立了石灰厂,协助学校解决基建急需的石灰。在那一年12月的严寒里,中文系50多名同学还由一名老师带队,前往30公里外的大山深处,像当年的张思德一样,烧制取暖用的木炭,以弥补全校冬季取暖材料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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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的大门,门上的校牌已经变为郭体)

这是新华社记者当年拍摄的一张照片。

透过校门往里望去,远远可以看到学生食堂(大礼堂)与总务楼。在它们中间,还没有任何建筑的遮挡。我也由此推测,这张照片早于1965年。

按照延安大学大事记的记载,1965年,延大第一座具有现代气息的建筑理化楼基本完工。从此,从这个校门到红专楼之间,再也没有如此开阔的视线了。

到了1966年,为了顺应理化楼落成对校区原有道路的影响,延安大学的正门,向西南方向挪了100来米,开始重新修建。

不久,在1970、80年代被视为延大标志的“一大门”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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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大学校门(摄于1980年代))

“一大门”最为人称道的,是她的门柱和两侧用条石砌成的收发室和传达室。

收发室

所有的书信报纸通过邮局到校后,都是从这里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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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达室

传达室分里外两间,外面是会客室,里面是值班人员的休息室。

整个“一大门”朴素大气,具有一种穿越时光的魅力。

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中文系1973级学生路遥,书写母校的文字很少,但是在他不多的文字中却偏偏提到了“一大门”。他曾经写道,这个被大树掩映的校门“倒有些深藏不露的感觉”。

路遥,为什么要说“一大门”“深藏不露”呢?

当年,延大外面的延定公路也就是今天的圣地路两侧,是高高的白杨树。夏日里,白杨树挺拔葱茏,太阳几乎不能直射路面。从如此苍翠的一个绿廊中拐弯,走进延大校门前的引道,只见道路两侧松柏林立,树荫掩映之下,“一大门”静静的耸立在距离延定公路大概60米外的地方。

面对此景,你会用一个什么词来形容那种感觉呢?

其实无论是什么样的状态,只要踏上这段引道,准备进校的人们不由自主的就会从外面的喧嚣中,收敛精神静下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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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门外,也是师生留影的好地方)

这应该是1970年代末的一张照片。1988年之前从延大走出去的人们,几乎都有过这样的合影。这也是当年比较标准的一个大合影构图,图上的理化楼比起今天要显得高大多了,远处清晰可见杨岭山、文汇山的雄姿,只是那时山上的树也少的可怜。比照今天的山头,不由的要感谢那些为山岗绣上绿妆的前辈们。

在当年留下的这些照片里,“一大门”左侧竖式悬挂的,是郭沫若专门为延大题写的校牌。起初仅是一个简单的木牌,悬挂在立柱上,后来人们又专门制作了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牌子,树立在门柱前面。

1960年3月,时年67岁的郭沫若访问延大,亲笔写下了“延安大学”四个字。从那时起,郭老手书的校牌就一直悬挂在校门左侧。郭老题写的校名也不光制作了校牌、校徽,还出现在延安大学的信封、信笺、笔记本等几乎一切出现校名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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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泰斗郭沫若的四个字,给了一届又一届延大学子无限的光荣与骄傲。

当年出了“一大门”,从校牌向左不远,有一个不易察觉的绿色小门,那里就是延安大学邮电所。

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这个邮电所,是延大师生沟通外界的主要渠道,多少爱情、亲情、友情,都通过这里传递。

每天,狭小的屋子里都挤的满满的。这里除了长途电话和电报外,普通信函和包裹都可以邮发。

邮电所的外面,有一大块空地。1960年代,有人在这里种了几颗梧桐树,到了1980年代,这块空地就基本笼罩在梧桐树荫下了。

四月,在梧桐花开的季节里,许多人专门过来驻足观赏喇叭形状的梧桐花。梧桐花不像那些开败了以后才下落的花,她下落的时候仍很完整,甚至似乎开的正盛。看着满地缤纷,让人不由得感叹,原来落花也可以如此美丽。

如今,对看惯了校园内姹紫嫣红的人们来说,可能对梧桐花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了。但是30年前,延大校园内外春天里可以看到的花,还是屈指可数的。除了山上的苹果花,就是红专楼与总务楼之间的丁香花了。

上山有点远,丁香花呢又比较“低调”,只有“一大门”外的梧桐花,给人怒放的感觉。人们对她的期待,犹如对待今天的玉兰花。

只不过,玉兰花纯洁高贵,梧桐花朴素大方。一个时代,一种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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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校园内随处可见的鲜花(铭铭摄于2015年4月16日)

夏天,一大门外的梧桐树下几乎照不到多少太阳,阴凉而又宁静。中午不想午休的学生,常常到这里看书。

1980年代末,在这片树荫北面,延大邮电所旁边开了一家“古月饭馆”,这也是当年校外最早的饭馆之一,一时间食客如云。

梧桐树下失去了往日的宁静,不过更多的学生们却有了一个可以打牙祭的好去处。

“古月饭馆”的老板姓胡,自己既做老板又做厨师。胡老板人长的富态,性情也豪爽,对手头不宽裕的学生,能照顾就照顾。时隔多年以后,许多人还记的“古月饭馆”里南泥湾蘑菇面的味道。

“古月饭馆”东边,在临近杨家岭路的地方,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地方国营的食堂。那个食堂面积不大,缴钱的同时需要缴纳粮票,然后拿着一个小纸条,也就是缴费的凭证,再去窗口排队领饭。

尽管这个挂着地方国营招牌的食堂,也有严格的上下班时间,但是毕竟比校内的食堂宽松些,这个食堂也就成为单身教工和学生,错过了学校开饭时间之后,唯一一个可以吃到热饭的地方。

不过当时的大多数人觉得在这里吃饭,多少还是有些奢侈,许多人在误了学校的饭以后,一个馒头一杯热水,就算一餐了。

地方国营食堂的另外一个客源,是杨家岭的游客。不过那时游客不多,那个时代的人们也习惯了自带干粮和水壶,食堂的生意一直比较惨淡。

一大门外,有一个钉鞋的摊位,摊主因为小儿麻痹后遗症,行动离不开拐杖,大伙儿干脆就叫他“跛子”。无论是鞋还是衣服,自己实在做不了的缝缝补补的事,人们就找这个“跛子”来解决。

一年四季都带着一个帽子的“跛子”,干活倒挺麻利,在高跟鞋刚刚兴起的时候,来找“跛子”的女同学很多,但他很少会让人久等。

“跛子”摊位旁边,常年坐着一个卖馍馍的老汉,他的馍馍中间点着一个红点,形似一个烧饼,其实是空心,据说放上半个月也坏不了。现在想来,可能和新疆的“馕”相似。当年那也是要卖两角钱一个,很奢侈的,大多数人都是见过没有吃过。

虽然好像没见过什么人买那个馍馍,但是一年又一年,那老汉也一直在一大门口卖馍馍。到了秋天,再卖点酸枣什么的。他卖酸枣是用老式的陶瓷茶杯量,一杯一角钱,生意倒是好的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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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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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门”比老的“二大门”的历史还要晚那么几年,最早是在现在的外事处那个位置,距离招待所很近。1987年,在修建招待所的时候拆掉了。这样原来的“四大门”就晋身为“三大门”。

这个新晋的“三大门”是1981年前后修建2号家属楼的时候,由一个便门发展而来的,起初在现在的家属楼5号楼楼下,后来才挪到了今天这个位置。她的原址在1990年代的时候盖了个锅炉房,后来盖家属楼,也拆掉了。

说起来,延大这三个大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处于延惠渠畔,门内或者门外都有一个跨越延惠渠的桥涵。

1958年修建的延惠渠,现在已经基本被箍起的桥涵,藏在了延大校园的下面。当年,缓缓流淌的延惠渠恰似一弯护城河,护卫着延大。而渠畔的垂柳,则被人们当成了春天的消息树。


以上内容转自公众号【杨家岭下沐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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