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校举办新时代医学教育高质量发展大会

饱经沧桑步伐坚定

峥嵘七秩弦歌不辍

在举国欢庆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际

西安医学院迎来70岁华诞

2021年5月16日，我校在未央校区学术报告厅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西安医学院建校70周年——新时代医学教育高质量发展大会”。大会由我校党委书记刘岭主持。

中国工程院陈志南院士，中国工程院张生勇院士，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厅长刘建林，省卫健委主任刘宝琴，省发改委巡视员黑喜生，省科技厅巡视员樊瑛华，省保健局局长赵岚，省医保局副局长雷耀堂，省纪委监委第四监督监察室副主任高巍，未央区人民政府区长刘国荣，未央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解丹蕊等嘉宾；西安交通大学、长安大学、西北大学、陕西科技大学、西安工业大学等20余所兄弟院校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知名学者专家、知名企业负责人，以及全体现任校领导出席大会。

正值西安医学院建校70周年之际，北京大学全国医学教育发展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等高校发来贺信，向西安医学院建校70周年和高质量发展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

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大会正式开始。

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厅长刘建林向学校师生和广大校友表示热烈地祝贺。他谈到，近年来，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和健康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医学教育顶层设计，推动医学教学改革，多学科协调并进，构建了较为完整的医学教育体系。他指出，西安医学院建校70年来，始终与党和国家同向同行，秉承“厚德博学 精益求精”的校训和“明礼崇德 守正创新”的办学精神，立足陕西，造福西部，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已成为西部地区基层医疗卫生人才培养的摇篮，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强调，加快医学教育发展，提升医学人才培养质量，是应对疫情提出新挑战的必要举措，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必然要求，也是适应世界医学发展新趋势的必要途径。对全省医学教育高质量发展，他提出三点意见：一是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注重加强医学生的医德医风和医者仁心教育，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和人文修养，争做党和人民信赖的好医生。二是建设高素质医学教育队伍。教育引导广大教师坚持教书育人的初心使命，立德修身，严谨治学，努力提升教学能力，创新课堂教学方式，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做“大先生”。三是探索高层次新医科人才培养模式。顺应国际医学发展趋势，瞄准医学科技发展前沿，加强学科融通和交叉，健全以职业需求为导向的新医科的人才培养体系，培养有灵魂有温度的卓越医学创新人才。他希望西安医学院立足新的发展阶段，以建校70周年为新起点，主动适应现代医学发展新理念，进一步深化人才培养新内涵，为推动陕西医学教育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省卫健委主任刘宝琴向学校建校70周年和全体师生表示祝贺，向奋战在医疗战线的各位校友和广大医务工作者表示感谢。她指出，西安医学院作为陕西省唯一一所独立建制的西医类本科院校，70年来扎根三秦大地，师生同心同德，艰苦奋斗、锐意进取，坚持“厚基础、强实践、重人文”的办学理念，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医药卫生人才，为陕西乃至全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她谈到，推动陕西卫生健康事业“五大体系”建设，需要强大的人才保障，各类医学院校特别是在陕的医学院校肩负着重大使命。为此，她对西安医学院发展提出三点希望：一是继续发挥本地院校的优势作用，秉承“面向基层，服务地方，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医药卫生人才”的办学定位，紧贴陕西卫生健康事业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专业结构设置，提高人才供给能力和质量水平，努力培养理论扎实、实践过硬和高素质医学人才。二是发挥学校教学科研优势，加强科研平台建设和核心技术研究，积极推动重大疾病、常见病、多发病的新诊疗技术研究、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在全国医疗卫生科研领域展示“陕西硬核”。三是始终坚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洗礼，把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和个人的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积极树立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崇高理想信念，为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三秦百姓健康而不懈奋斗。

陈志南院士在致辞中谈到，自2019年与西安医学院结缘、成立院士工作站以来，在重大科研项目开发、高层人才培育等方面开展了务实紧密的合作，深切地感受到了西安医学院始终坚持“服务社会”定位、“人才强校”战略和“科教融合”理念，推动基础医学再上台阶，奋力大步追赶超越为实施健康陕西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与西安医学院进一步携手并进、同舟共济，打造合作共赢新标杆，为建设西北地区一流的研究型医科大学再起航、再奋进，为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培养了更多拔尖创新人才。

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颜虹代表兄弟院校致辞，表示西安交通大学与西安医学院有着深厚的兄弟情谊，双方长期携手共同培养卓越医生，建立了稳定的人才培养、教学研究机制，近年来效果很好。他希望双方继续携手合作，一起为党和国家、为民族和人民培养更多合格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医学人才，为健康陕西、健康西部、健康中国，为人类医学事业的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刘岭在主持大会时指出，西安医学院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走过了70年的漫漫征程，完成了三次升格、六次更名的历史蜕变。这70年彰显了学校扎根西部、志怀祖国的家国情怀，体现了学校立德树人、培育英才的使命担当。面向未来，西安医学院将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融入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大局，不断探索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新局，把西安医学院办成一所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切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与时俱进的西北地区一流教学研究型医科大学。

我校党委副书记、院长杨帆在致辞中深情地回顾了学校70年的发展历程。他指出，70年来，西安医学院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职责使命，始终坚持服务社会的价值追求，立足地方实际，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医药人才，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开放融通，实现办学层次与质量的跨越式提升，始终坚持拼搏进取的自强风骨，在高等教育的大变革中勇立潮头、迎难而上。他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学校将把握好战略机遇，面向科技前沿、面向行业发展，聚力教育评价体制改革、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现代大学治理结构改革，在建设高质量人才培养机制、提升高质量发展竞争力、培养高质量社会服务能力、涵育高质量精神文明、开展高质量合作交流五个方面，寻求更快发展和更大突破，向着建成西北一流教学研究型医科大学的目标前行，用矢志奋斗和改革创新的如椽巨笔，续写西安医学院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我校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闫红林代表教学基地发言，表示教学基地将乘着学校快速发展的东风，进一步夯实医学人才培养主阵地作用，加强示范性临床教学培养培训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着力培养高水平临床师资队伍，充分发挥中心示范辐射作用。临床医学院2010届毕业生王小文代表校友发言，向母校表示祝贺，向恩师致以敬意，表示将继续秉承“明理崇德 守正创新”的西医精神，用赤子之情和不懈努力回报母校、贡献社会。教师代表景晓红教授在发言表示，将牢记立德树人的使命，不负韶华，砥砺前行，为培养更多优秀医学人才贡献力量！学生代表王茜雅表示，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传承好西医精神，以仁心仁术造福人民特别是**，用实际行动阐释西医人的使命与担当。

相关专家学者、机关和属地政府负责人、兄弟院校同仁、实践教学基地负责人，西安医学院离退休老领导、处级干部、各直属附属医院党政负责人、医院代表、校友代表、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等500余人参加了大会。

会后，我校举办了学术高峰论坛，邀请相关院士、专家学者作专题报告，共商新时代医学教育高质量发展大计。

党史学习专栏

红色经典 微党课

重要事件：总书记脑海里印象最深刻的湘江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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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广西考察第一站，首先来到位于桂林全州县才湾镇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缅怀革命先烈、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他强调：“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的壮烈一战，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事件。”并指出这一战“在我脑海里印象是最深刻的，我也讲得最多”。湘江战役之所以关系到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在于它付出极大牺牲后保存了革命的火种，战役的惨烈使得党内对“左”倾错误领导的怀疑和不满达到了顶峰，从量变渐至质变，成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的前奏。

湘江战役是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中渡过的第一次严峻危机

由于“左”倾错误领导，中央根据地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原来推行“左”倾错误方针的中央领导人，在实行这次突围和战略转移的时候，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并且把这次战略转移变成了“甬道式”的搬家式行动。部队携带着各种笨重的“坛坛罐罐”，在狭窄的小道上，前呼后拥，磕磕碰碰，互相拥挤，缓慢地行进着。这种行军方式，彭德怀称之为“抬轿子”。

国民党军队以湘江天险构筑了第四道封锁线。中央红军进入广西后形势愈发危急。1934年11月27日，红一军团占领了从屏山渡至界首的湘江所有渡河点，但由于湘军先期到达，失去了占领全州县城的有利时机，红二师退到桂（林）黄（沙河）公路之脚山铺一带构筑阵地，准备阻击湘军。28日，红三军团第五师赶到新圩阻击桂军。29日，红三军团第十团在界首南光华铺打响了阻击战。这三处阻击阵地地势较为平缓，装备明显处于劣势的红军与敌人进行并不擅长的阵地战，预示了这场血战的惨烈。

形势越来越紧张，红一、红三军团占领湘江渡口后，中央军委纵队前距湘江最近渡河点是55公里，却走了两天。为保卫中央军委纵队顺利过江，担任两翼和后卫的各军团不得不与敌人展开殊死决战，尽可能为中央军委纵队渡江赢得时间。

战况异常惨烈。在新圩阻击战中，部队浴血奋战三昼夜，伤亡2000多人，红五师参谋长胡震、红十四团团长黄冕昌以及副团长、参谋长、政治处主任全部牺牲，红十五团团长、政委和红十四团政委均负重伤，营以下干部大部分牺牲。在光华铺，红十团团长沈述清中弹牺牲。彭德怀随即任命杜中美接任团长。当天，杜中美又壮烈捐躯。在脚山铺，红五团政委易荡平身负重伤，敌人围攻上来时他为避免被俘，让警卫员对自己开枪。警卫员不忍，他夺过枪开枪自尽。广大红军战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靠着坚强的理想信念为中央军委纵队赢得了宝贵的过江时间。

尚未过江、担任全军后卫的红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十八团，被敌军分割包围，战至弹尽粮绝，大部分壮烈牺牲。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伤重被俘后，在敌人抬他领赏的路上，从腹部伤口处绞断了自己的肠子，献出年仅29岁的生命。

经此一役，中央红军付出了惨重代价，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在广大指战员和红军战士的浴血奋战下，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主力渡过了湘江，保存了革命的火种。

湘江战役为之后的历史性转折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党内对“左”倾错误的领导就有所怀疑。长征开始后，这种怀疑和不满便开始滋长。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曾说“中央苏区的转移，在他们（指红军将士）中间引起了一些不满的情绪和不稳定的感觉”。湘江战役激化了这种怀疑，使得不满情绪达到了顶峰，一些指战员逐渐萌生出改换领导人的想法。湘江战役彻底宣告了“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破产。血的事实让大家逐步认识到，只有改变“左”倾错误领导，红军才能转机。

“仗没有打好，大家都不满意”，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的这句话反映了当时普遍的情绪。当时受“左”倾错误打击的萧劲光回忆，有些同志开始偷偷议论：“老是这样被动挨打，怎能打破敌人的围剿呢？”“看来不换领导人，是扭转不了被动局面的！”担任军委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的李维汉也认为，湘江战役“引起了人们的深思，为什么一、二、三、四次反‘围剿’都胜利了，而第五次反‘围剿’却失败得这么惨呢？”时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的刘伯承回忆：广大干部眼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迭次失利，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湘江战役使得中央红军濒临绝境，“左”倾错误领导人对如此危机和重大挫折毫无办法，博古和李德都丧失了信心。聂荣臻回忆，博古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把手枪朝自己瞎比划。聂荣臻对他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瞎闹着玩的！李德在其回忆录中也承认，突破湘江封锁线“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各部队“减员也很严重”。他说长征出发时新编成的部队到占领贵州黎平时损失达到百分之五十，预备师“甚至达到实有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五”。

党内逐渐蔓延的对“左”倾错误领导的怀疑和不满情绪成为一种普遍共识，从量变逐渐到质变，为之后的历史性转折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湘江战役成为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的前奏

湘江战役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党内对“左”倾错误领导的怀疑和不满公开化，争论也开始了。进入越城岭山区，部队暂时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在前进过程中，党内对行军路线的争论日益激烈。 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开始批评中央的错误军事路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造成的。周恩来回忆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张闻天说：“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博古后来也说：“长征过程中毛主席起来反对错误领导，从湘南争论到遵义会议。”

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第二天举行了紧急会议，会议否定了李德、博古关于继续向红二、红六军团所在地区推进的意见。毛泽东建议向贵州进军。这个建议本来就是毛泽东同张闻天、王稼祥讨论的结果，周恩来也支持向贵州进军。18日，在黎平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张闻天等同李德、博古等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会议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否定了李德、博古向湘西进军的计划，决定在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

20日，中央军委纵队到达黄平。耿飚回忆有个“橘林谈话”。在一个橘林里，张闻天和王稼祥头靠头躺着，讨论当前的情形。王问张，红军最后的目标，定在什么地方。张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又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张的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这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1935年1月1日在猴场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再次批评了博古、李德不过乌江的错误主张，决定强渡乌江，并发布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湘江战役后这一个多月来的激烈争论，使广大指战员逐步看清了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错误军事路线对红军造成的巨大损失，加上期间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逐步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湘江战役后引发的激烈争论，成为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的前奏。

（信息来源：党史学习教育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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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校园网

编辑：赵旭东

责任编辑：叶晋良 马瑞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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