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山西①||学习红色文化，赓续红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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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峥嵘岁月，重寻红色之梦。厚重辉煌的山西革命历史，铸就了光耀千秋的山西红色文化。那承载先辈足迹的红色之路，浓缩了三晋大地古老而又年轻的灿烂文明，巍巍太行，舒展开一幅山西人民奋发进取的壮丽长卷，是三晋儿女不可磨灭的精神丰碑。

在新的历史关头

这些红色文化

仍然是我们不可多得的珍贵财富

我们应

学习红色文化

赓续红色精神

续写红色新篇章

巍巍太行山绵延数百里，滔滔黄河水九曲十八湾。河山锦绣的山西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下川遗址、西侯度文化和丁村文化遗址讲述着旧石器时期人类文明在这里的发源，陶寺遗址、炎帝陵、尧舜之都见证了华夏文明的起源，阳城夏都、并州晋水是这片土地走向文明的象征。千年以降，这里有无数王侯将相轮番登场，上演着兴邦灭国的历史轮回，留下了一桩桩一件件流传千古的典故，光耀万世的传奇。

站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我们不止惊叹于 “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的历史悠久，也为百年来这表里山河间前赴后继的革命事迹而动容。就让我们来重温一下山西社会主义事业的前世今生。

01

红色光芒映亮天空

将昼：从工人运动开始

1922年12月，正太铁路工人为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举行总罢工。已是正太铁路总工会阳泉分工会副会长的梁永福积极参加了罢工斗争，并率200多名敢死队员卧轨拦截由太原开往石家庄的列车，保证了罢工斗争的胜利。第二年，京汉铁路工人为反对北洋军阀压迫举行了“二七”大罢工。梁永福又领导阳泉铁路工人罢工声援京汉铁路工人。

1921年8月，中共北方区委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派出邓中夏、何孟雄、张昆弟等中共党员到京绥铁路开展革命工作，组织发动工人运动。32岁的张树珊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工人斗争，成为其中的一名积极分子。次年7月，京绥铁路工人改组成立京绥铁路 “车务工人同人会”，由于张树珊表现积极，被选为大同分会会长。8月10日，京绥铁路工人在中共党组织与铁路工会的领导下，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对“亡路合同”斗争。

觉醒：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0年7月，在北京大学就读、并积极组织领导了“五四”运动的高君宇暑假回乡，在省立一中召集进步学生王振翼、贺昌等开座谈会，宣传马列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潮。在高君宇的帮助下，1921年5月1日，以“唤醒劳工，改造社会”为宗旨的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王振翼、贺昌先后成为团组织的负责人。

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把进一步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山西得到广泛传播。团组织首先把《平民周刊》作为团的机关刊物，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张，揭露阎锡山的反动统治，鼓舞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平民周刊》作为山西最早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刊物，对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进行共产主义启蒙教育，引导山西青年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晋华书社是山西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又一阵地，创办于1921年9月，贺昌以股东身份集资创办了书社。1921年10月，贺昌和青年团员刘廷英在省立一中又发起组织了青年学会，以“研究学术，服务社会”为宗旨，编辑出版《青年报》，设置图书室，订购许多进步书刊，吸引了大批学生来这里读书，使他们从中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而走上革命道路。贺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的向工人阐述革命道理，引导他们为求生存、谋解放而斗争。1922年4月下旬，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一周年，按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临时中央局制订的团的临时章程，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编辑了一期《五一特刊》，并于4月24前付印。

团结：党组织的建立

高君宇在太原的一系列活动，为马克思主义在山西的传播开拓了道路，也为山西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23年高君宇参加了党召开的“三大”。大会中心议题是讨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高君宇坚持支持马林、陈独秀的意见，赞成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大会确定了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

会后，高君宇担任了党中央的教育宣传委员会委员。从此，他以主要精力投入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1924年1月20日，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革命统一战线宣告正式建立。3月，在李大钊同志的领导下，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成立，高君宇任总务股主任。5月，担任中共北京区委执行委员的高君宇，受中共北京区委指派，准备回山西筹建党组织和筹划山西地区国共合作等事宜。

高君宇到太原后，秘密住在省立第一中学的青年学会里，加紧进行建党活动。这时，早于1921年秋和1923年7月已分别成为共产党员的王振翼、贺昌，已调往其它地方从事革命斗争去了。而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之初的骨干还有李毓棠（一名李叔荫）、傅懋恭（彭真）等人。从李毓棠关于团组织的汇报中，高君宇了解到：经过革命斗争考验的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已发展成为组织领导山西青年运动、工人运动的先锋军了。其组织已由原来的一个团小组发展成为9个团支部、团员60余人。而且斗争不再局限在学校范围，在工厂、矿山也都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于是，高君宇在已是共产党员的李毓棠、傅懋恭（彭真）的协助下，开始对团组织中的骨干分子一一进行考察，侯士敏、潘恩溥、张叔平等被吸收为新党员。

山西党组织的建立，在山西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山西人民的革命斗争找到了正确的坐标，获得了行动的向导，揭开了山西历史的崭新篇章！

02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

山西最早成功实践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牺盟会”、“战动总会”和组建山西新军是全国的创举和范例。毛泽东亲自部署山西统一战线开展，多次亲笔致信山西地方当局阎锡山，安排多方以多种渠道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指出“北方统一战线非常要紧”，“晋绥应放在第一位”。中共与阎双方达成在太原建立中共秘密联络站和中共秘密电台，以及开辟晋陕秘密交通线和晋陕通商等协议。

1936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山西西部召开会议，讨论：一、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如何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二、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略方针，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的问题。而团结奋斗。10月，薄一波、杨献珍等受中共北方局的委派到达山西，同阎锡山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接办了阎锡山创办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他们把牺盟会变成抗日进步团体，并利用这一合法的组织形式，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动员、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办多种训练班、教导团，培养了一大批领导抗日救亡工作的骨干。

陷日寇于人民战争汪洋大海

山西作为华北敌后抗战的主战场之一，八路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军民筑成铜墙铁壁，陷敌于人民战争汪洋大海，取得了辉煌战绩。八路军首战平型关一举歼灭日军千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取得了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第一次大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

国共合作进行忻口战役，八路军的雁门关伏击战、夜袭阳明堡日军飞机场烧毁敌机24架，使敌进攻忻口的物资供应濒于断绝和失去了空中轰炸优势，创造了国共两党和军队在军事上密切合作、共同御敌的范例。八路军七亘重叠设伏、广阳伏击战、神头岭伏击战、响堂铺伏击战、长乐急袭战、午城井沟战疫等，被称为“典型的游击战”。

扎根敌后，保卫中央

山西是华北敌后抗战的主战场之一，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坚固屏障。抗战初期，八路军一二○师主力、一一五师主力分别扼守黄河以东地区，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和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粉碎日军的围攻，打击和牵制日军，打破了日军渡黄河西犯的企图，保卫了陕甘宁边区。后来形成的晋绥抗日根据地，绥远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北方门户。以山西为中心的晋绥、晋察冀、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在战略上协同配合，相互策应, 共同担负了保卫和支援陕甘宁边区、保卫和支援党中央的重任。

山西被称为“八路军的故乡，子弟兵的摇篮”，山西人民为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和突出贡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抗战，铸就了抗战伟大业绩和抗战伟大精神的双重辉煌。共产党人、八路军将士和太行儿女，展开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用鲜血和生命培育了伟大的太行精神。“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百折不挠、艰苦奋斗，万众一心、敢于胜利，英勇奋斗、无私奉献”是太行精神的深刻内涵。共产党人、八路军将士和吕梁儿女浴血奋战，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谱写了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冲云霄的吕梁精神。抗战年代，吕梁人民展现了对党忠诚、胸怀大局、顽强拼搏、倾力奉献的精神情怀。

太行精神、吕梁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抗战精神的象征。这种精神，是以党的政治优势、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为核心内容的崇高革命精神，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在抗日根据地的发扬光大，是延安精神在抗日根据地的具体实践和生动体现，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在抗日战争年代的升华发展。太行精神、吕梁精神是抗战历史留给我们的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恒久的，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对历史前进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03

向着共产党，向着新中国

三晋大地东风起

抗日战争胜利后，阎锡山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抢夺胜利果实，从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加紧了对人民群众的控制、压榨。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失地失产，可谓民不聊生。解放战争爆发后至1947年春，山西战场敌我力量对比迅速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山西成为人民解放军大规模歼敌的战场。

临汾战役是解放战争中耗时最长、伤亡最大的城市攻坚战，为攻下这座城高墙厚、易守难攻、坚固异常的堡垒，临汾周边几十里内的老百姓，在部队几乎没做什么工作的情况下，家家拆门板共26万副、梁木十万根送上前线，其力量之巨如排山倒海。

平津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调解放军第十九、二十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炮兵第一师开赴太原作战。1949年4月20日至22日，解放军全歼城郊外围守敌。24日10时，将敌全部歼灭。太原解放标志着阎锡山在山西38年的军阀统治彻底结束。

吹落国府百万兵

解放战争时期,山西是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前进阵地、重要兵源基地、后勤保障基地和干部输出基地。1945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为控制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接连发出指示，要求各地派出组建100个团所需要的干部及其主力部队陆续进入东北。

据此晋绥军区部队3个团及可组建10个团的连以上干部400余人开赴东北。太行区党委将62名东北籍干部全部调往东北，太行区工作的400余名朝鲜义勇军指战员也开赴东北。冀晋区党委派第五地委书记刘达率领部分干部开赴东北。太岳区党委和军区抽调1200余名干部组成太岳区东北支队，开赴东北。

1947年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之后，陈赓、谢富治率领由太行、太岳部队和第38军组成的陈谢集团，以晋南为前进基地，强渡黄河，挺进豫西，解放了洛宁以北地区；10月下旬，遵照军委指示建立了豫陕鄂根据地，完成了战略展开。

从 1946年 11月到 1947年 8月，张宗逊、廖汉生率领晋绥军区第一纵队、王震率领晋绥军区第二纵队及许光达率领的第三纵队，从晋西北西渡黄河，先后开赴陕北，参加了保卫延安和解放大西北的作战。

据不完全统计，在三年解放战争期间，晋绥解放区、太行解放区和太岳解放区参军人数总计有31.10万人，保证了人民军队兵员的补充。晋绥作为中央后委所在地，在后勤供应方面，一批批**参战队和成千上万的担架队、运输队员，随军开赴西北战场。当时临县共有24万人口，3个月内就有69万人次执行战勤任务，平均每月执行执勤任务的有23次。

1948年10月中央发出“关于准备五万三千干部的决议”后，山西抽调了大批干部去新区进行开辟和建设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从1948年11月至1949年6月，山西各解放区外调的干部近2万名。其中晋绥解放区调赴绥蒙区的干部906人，调赴西北地区的干部共3222人；晋南调赴西南川康地区的干部共有 2458人；1949年4月，由太行、太岳两个区党委抽调4100余名干部南下组成解放军长江支队，开赴东南地区的福建新区；太行区解放战争期间调往外地的干部达7998人；1949年4月，晋中区党委抽调3000余名干部开赴湖南。这些“成建制的南下”干部离开故土，告别亲人，奔赴全国各地，为夺取政权，接管旧政权，巩固新政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来源：红星耀北邮

美编：王凌治

责编：张 晨 翟婷婷

审核：郭艳萍 张 瑞 樊 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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