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没有“特殊公民” 遵守法律不分国籍

最高法、最高检有关负责人表示，依法惩处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犯罪，没有国籍之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什么“特殊公民”“特殊身份”，在疫情防控的非常时期，更应坚持公平公正。无论是中国公民，还是外国公民，或者无国籍人，只要在出入我国国境的过程中实施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的犯罪行为，都适用统一的司法标准，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防疫不是儿戏，法律绝非空文。谁漠视法律任性妄为，必将付出应有的代价。

司法实践中如何准确适用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妨害公务罪的对象范围如何把握？……针对惩治妨害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相关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姜启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高景峰近日再次作出回应。

问：前不久，五部门就依法惩治妨害国境卫生检疫违法犯罪出台了意见。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如何准确适用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

答：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的犯罪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无论是中国公民，还是外国公民，或者无国籍人，只要在出入我国国境的过程中实施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的犯罪行为，都应当适用我国法律，适用统一的司法标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有所区别，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适用于在我国境内的卫生防控防治环节，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适用于在出入我国国境时的卫生防控防疫环节。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中的“甲类传染病”为甲类传染病或者按照甲类传染病管理的传染病，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中的“检疫传染病”为鼠疫、霍乱、黄热病以及国务院确定和公布的其他传染病。

入境人员妨害新冠肺炎防控的，可能在不同时间段分别涉及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行为人在入境时拒绝执行国境卫生检疫机关的检疫措施，引起新冠肺炎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构成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行为人在入境后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的防控措施，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如果行为人既有拒绝执行国境卫生检疫机关检疫措施的行为，又有在入境后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防控措施的行为，同时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和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的，一般应当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问：五部门意见规定，实施妨害国境卫生检疫行为，引起新冠肺炎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以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定罪处罚。司法适用中如何认定“引起新冠肺炎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

答：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的主体是检疫传染病染疫人、染疫嫌疑人以及其他特定主体。如果行为人虽有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的行为，但综合全案事实，认定其不可能引起新冠肺炎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不符合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的入罪要件，可由行政机关给予行政处罚；如果触犯妨害公务等其他罪名的，可以按其他罪名处理。

“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是指造成他人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人、病原携带者的情形。传播的对象，既可以是出入境交通工具的同乘人员，也可以是其他接触人员。如果综合案件证据情况，无法确定他人是被染疫人、染疫嫌疑人感染的，依法则不应认定属于“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情形。

“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严重危险”是指虽未造成他人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人、病原携带者，但引发了传播的严重危险。对于此类情形，入罪应当限制在“严重”危险的情形，而且这种危险应当是现实、具体、明确的危险。实践中，对于“传播严重危险”的判断，同样应当坚持综合考量原则。需要重点审查行为人是否采取特定防护措施，被诊断为染疫嫌疑人的人数及范围，被采取就地诊验、留验和隔离的人数及范围等，作出妥当认定。

问：如何准确把握妨害疫情防控措施所涉及的妨害公务罪的对象范围？

答：“两高”、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妨害疫情防控措施所涉及的妨害公务罪的对象范围。司法适用中，要准确把握妨害公务罪的对象，特别是对“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疫情防控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范围要作妥当把握。

实践中，各级政府依法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后，居（村）委会、社区等组织按照要求落实防控措施的，尽管并非基于政府的书面或者口头“委托”，但也应当认为是“受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疫情防控职权”，其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属于妨害公务罪的对象。

同时，需要注意“再委托”的情形。我们认为，对于委托授权的把握不宜再扩大范围。比如，对于居（村）委会、社区为落实政府要求，“再委托”小区物业、志愿者等自行实施防控措施的，对相关人员则不宜认定为妨害公务罪的对象。如果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相关人员实施防控措施，符合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其他犯罪构成条件的，可以其他犯罪论处。

此外，根据刑法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才构成妨害公务罪。实践中，极个别地方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法律依据不足，措施本身不当，有关人员又简单甚至过度执行的，则不应认定为是“依法执行职务”。

问：对于生产、销售伪劣口罩的案件，适用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以及适用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分别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答：根据刑法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的，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实践中，一是准确把握产品质量标准。对于涉案口罩是否属于“伪劣产品”，要依据相关标准作出判断。二是视情依法委托鉴定机构，以查明产品质量。三是准确查明行为人主观明知，结合行为人职业、从业经历、购销双方商谈内容、购销方式与价格，货物样式与包装等证据，作出综合判断。

根据刑法规定，生产、销售伪劣医用口罩，如果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可能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

实践中，一是要准确认定涉案医用口罩是否系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二是严格把握“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认定，应当从是否具有防护、救治功能，是否可能造成贻误诊治，是否可能造成人体严重损伤，是否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等方面，结合医疗器械的功能、使用方式和适用范围等，综合判断。

从一线办案部门总结的经验来看，如果涉案不符合标准的医用防护口罩、医用外科口罩、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主要销往医疗机构，供医护人员使用，由于医护人员的特殊工作环境，通常可以认为上述不符合标准的口罩“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问：如何把握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类非法经营案件的入罪标准？

答：根据“两高”、两部门发布的意见，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类非法经营案件的入罪标准是“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对于是否达到入罪标准，需要综合把握，同时考虑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念，作出妥当判断。

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类非法经营案件实质上是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故对其客观行为方式的考察是评价社会危害性程度的重要方面。对于是否“牟取暴利”，既要考虑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关于市场经营、价格管理等规定，又要坚持一般人的认知标准，确保认定结果符合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念。

对于虽然超出有关价格管理规定，但幅度不大，违法所得不多，对疫情防控没有重大影响、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应当纳入刑事处罚范围，可以由有关部门予以行政处罚。

办理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类非法经营案件，要考虑各地疫情防控的差异情况、不同物资的紧缺程度，做到精准发力，避免简单“一刀切”。

问：受到疫情的影响，案件不能在法律规定的审查起诉、审理期限内办结的，应当如何处理？

答：在疫情防控期间办理案件，既要严格依法，也要严格落实隔离、防控的要求。

人民检察院在疫情防控期间办理审查起诉案件，应当以书面审查为主要方式，尽量不采取当面方式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以及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可以采取电话或者视频等方式进行，以减少人员流动、聚集、见面交谈。犯罪嫌疑人被羁押的审查起诉案件，应当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期限办结。如果因为疫情影响，不能在法律规定的审查起诉期限内办结，需要继续办理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八条的规定，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同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在审判过程中，由于不能抗拒的原因，致使案件在较长时间内无法继续审理的，可以中止审理。据此，在疫情防控期间，对于刑事案件，包括适用简易程序、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中止审理。同时，要切实注意防止超期羁押。对于涉及妨害疫情防控的刑事案件，以及羁押期限临近可能判处的刑罚的案件，在疫情防控期间确需开庭审理的，应当做好相关防护工作，在充分保障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的前提下，及时开庭审理；条件具备，案情适宜的，可以采取视频方式开庭，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视频方式出庭支持公诉。

（消息来源：共产党员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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