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100年 | 叶嘉莹：我与南开大学的因缘

我与南开大学的因缘

叶嘉莹 口述 宋文彬 整理

我与南开大学的因缘要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方面是我为什么要回国教书，另外一个方面是我为什么要来南开教书。

我在海外多年，每当我讲到杜甫的《秋兴八首》第二首中“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这两句诗的时候，内心总是非常感动，几乎要落下泪来。因为那时，我真的不知道，在我有生之年还能不能回到故乡。1970年，中国和加拿大正式建交。我想，国家之间已经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了，我还不能回去吗？1973年，我开始申请回国。我第一次回国，是在1974年，那时，我非常兴奋，写下了一首长诗《祖国行长歌》。1978年春，听说大专院校复校，我立刻给国家教委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利用假期自费回国教书。1979年得到了批准。

我之所以要回国教书，是因为诗歌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是非常重要的，是带着生命的力量的，给后来的读者甚至听讲者都会有很大的启发和感动，而西方人是没有这种生命的共鸣的。

1979年，我第一次回国讲学，国家教委安排我去北京大学教书。后来，南开大学外文系主任李霁野先生邀请我去南开大学教书。李先生是我师长一代的前辈学人，是我的老师顾随先生的好友，和我又有着当年在北平辅仁大学和后来在台北台湾大学的种种因缘，所以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的邀请，结束了在北大的课程以后，便来到南开。

南开中文系为我安排的课每周上两次，每次两小时。上课的地点是主楼一楼东侧那间约可坐三百人的阶梯教室。当时，中文系的系主任是朱维之老先生，他是一位学养过人的忠厚长者。那个时候，很少有从国外回来的人讲课，我就按照我讲课的习惯“跑野马”，同学们听得非常认真，反应也非常热烈。来听课的人不仅坐满了整个教室的座位，而且连讲台边和教室门口都是人。有时，我走进教室和走上讲台都很困难，于是，系里就想了一个发听课证的办法，只允许有证的人进入教室。有外校喜欢古典诗词的同学为了能来听我的课，还制作了假听课证。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从U.B.C.大学退休，但只要三月底一停课考试，我马上就回到南开大学教书，至今已经在南开执教有四十年之久了。

1993年，南开大学成立了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并聘请我任所长。最初，研究所没有办公室，也没有教室，更没有经费，只能借用东艺楼内的一间办公室工作。后来，温哥华一位热心中华传统文化的实业家蔡章阁老先生，听说这个情况后，出资为研究所建立了与文学院结合在一起的大楼。我为了对蔡先生及南开校方表示感谢之意，也决定把我从国外领到的退休金的一半——十万美金(当时约合人民币一百万元)，捐赠给研究所设立奖学金。

2000年，我应邀参加澳门大学举办的国际词学会议，在会后的宴请席上，与澳门实业家沈秉和夫妇同席。沈先生即席提出要为研究所捐款，不久便从澳门邮汇过来一百万元人民币，作为研究所购买书籍及设备之用。从此，研究所的工作得以顺利展开。

近年，沈秉和先生和加拿大华侨刘和人女士分别捐资各一百万元，与南开校方合资为我修建了迦陵学舍，我真的是感谢。我说过，我不要私人的住房，但我要一个讲学的地方，就像古代的书院，可以在里面讲学、开会、研究。现在学舍已经建成了，我已经把我所有在海外讲课的录音、录像以及研究资料装在150个纸箱中都运了回来，我希望自己还能够有短暂的余年，协助爱好诗词的学生、朋友们把这些录音、录像的资料整理出来。

2018年6月，我将北京及天津的两处房产出售所得的1857万元捐赠给了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我还将把我的版税、稿酬也捐赠给南开，支持传统文化研究。

我非常感谢南开大学给我机会，使我“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的一点愿望，在南开园得到实现。

来源：2019年01月18日 今晚报 第9版

编辑：小晨

审校：刘韵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