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比高考更重要的是我在逐渐成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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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比高考更重要的是我在逐渐成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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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之后,放虎归山

文/贾樟柯

我是在填报志愿时才意识到高考是件大事。

那天晚上,父亲戴着眼镜,拿过填报志愿的指南,坐在沙发上默默地看了很久。家里很安静,可以听到隔壁邻居家传来的电视广告声。我们父子俩已经很久没有这么长时间的相对了。那时候父亲40多岁,这是我第一次长时间注视他戴着花镜的样子。

不久前,他刚刚发现自己的眼睛花了,而我已经到了高考的年龄。

因为戴着花镜,强壮的父亲露出了一丝老态。他一页一页地翻着院校指南,专注阅读的神情,似乎在决定一件性命攸关的事情。我觉得这对父亲不公平,因为我对自己的学习成绩非常了解,我知道我绝对考不中其中的任何一所学校。

此时父亲却这样慎重地考虑,似乎在调动他全部的生活经验和智慧,为他的儿子图谋未来。

我的未来在哪里?我真的没有想过。高中整整三年,我是在写诗、踢足球、跳霹雳舞中度过。一个雨后的下午,我无所事事,跟一群同学爬上县教育局的楼顶,在那里发现了一本被雨打湿的朦胧诗选。它跟我之前在《读者文摘》上读到的席慕蓉、汪国真的诗有些不同,我被北岛《我不相信》,舒婷《致橡树》,顾城“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这样的诗深深震撼。

这些诗引领我超越青春的甜蜜,苦涩的叛逆让微积分显得繁琐,肆意的想象让立体几何显得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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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故人》

父亲摘下眼镜,望着我说:学新闻还是国际贸易?我说:班主任说了,学国际贸易将来就是去外贸局卖兔子。父亲犹豫一下,低头拿出一张稿纸,开始预填志愿:南开大学。接下来,一般院校直到中专,每一所学校前面都有“天津”两个字。

我问父亲:为什么要把我打发到天津去?父亲说:你爷爷过去在天津行医,解放前我们在天津有医院、有住宅,希望你能考回去。

高考可以说是我父亲的一个心病。他的高考成绩是整个晋中专区的第一名。就在那一年,开始强调出身,父亲因为爷爷的地主成分,没有被录取。当时他报的也是南开大学。和许多家长一样,我们的上一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办法接受好的教育。在山西风声呼啸的小城里生活,高考是我们唯一的上升通道,是很少的几个能够让我们离开这块土地的契机。

我父亲在中学教语文。很小的时候,有一次他骑自行车载着我在县城里游荡。我闭着眼睛,坐在前面的横梁上仰头冲着阳光。五彩的光影在眼睛里闪现,我却没注意到父亲心情的低落。他带我爬上秋天的城墙,穿越荒草的脚步犹如引领我进入新大陆,也像带着我走向他尘封的私密世界。

这一天,父亲的心情为我开放:他曾经急躁,但从未哀伤。他曾经轻声叹息,但从未显得软弱。在我们的眼前,城墙外一条丝带般的公路延绵子夏山中,通往黄河。一辆红色的长途汽车从东向西驶过,然后消失在群山之中。我发现父亲落泪了。那时候太小,不懂得问他为什么,更不懂得安慰他,只是紧紧拉着父亲的手。

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到了高考的年龄,却再也不曾与父亲牵手。我们亲密,在彼此的对抗中。我们相爱,在无休止的争吵中。我们牵挂,在我摔门离去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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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台》

困着我们的围墙成为日后我的电影中非常重要的元素,无论是《站台》,还是《天注定》。进城、出城,离开这里、去到远方,是我们很多欲望中的一个。它来自于本能,更来自我们对现实的不满与不安。

我参加高考那年刚刚实行标准化考试,选择题比较多。数学考试的时候,我坐在教室里,不到15分钟就答完了卷子。大部分选择题我都选择了C:正确答案是C的几率比较大,这是我们所有差生的共识。我只有用这样的方法才能保证自己的数学成绩能在十分以上。我是考场里第一个交卷的学生,我也知道我将是第一个落榜的学生。

高考一过,校园里就人迹稀少。无论多少分,还是要去看一看的,好给家里一个交代。分数出来的那一天,我硬着头皮去了学校,看到自己的总成绩是307分,似乎离中专还有一点距离。

虽然之前对高考毫不介意,但这的确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失败。它用一个数字,断绝了你的希望,也用一个数字,把你留在了原来的生活之中。原来的生活不好吗?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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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台》

当然对外面的世界,我饱有充沛的想象,那些我从未涉足过的地方,那是生产电视机的地方,那是举办画展的地方,那是印刷诗的地方,那是有可能让我遇到爱情的地方。

人的忧愁只有人能解决。我骑着自行车去了一个同学家,高考对他来说有更重要的意义。他生活在县城边上,属于东关大队,是农村户口。对他来说,高考首先不是去到更远的地方,而是跳出农门。如果他能考中一所大学或者中专,他就可以变成城市户口。

进入他家的院子,绕过拖拉机往里走,台阶上摆着铁锹、锄头那些劳动工具。屋里隐隐约约传来迟志强的歌声“愁啊愁……”推门进去,家里只有他一个人。他坐在一把椅子上,两条腿搭在炕上,砖头录音机里播放着迟志强的《囚歌》:“愁啊愁,愁就白了头”。我们俩相对苦笑,这首流传大江南北的囚歌,却如此击中我们的少年心。来一根烟是必须的,我们抽着烟,吞云吐雾。没有忠孝中路,同样可以徘徊在茫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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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逍遥》

高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动物园的大门。我们这些从7岁就被困在学校里的孩子,第一次没有了上课下课的固定作息。整条街道将属于我们,24小时饱满的时间也将属于我们。和同学们结伴回了宿舍,搬走行李和书。同行的一些同学估分都在500之上,他们恰同学少年,我们却灰头土脸。他们即将远走高飞,我们注定脚踏原地。

我们一起走到当时县城的最高点——西门口,停下来看远处如织的人流和交错的街道,一个同学突然感慨道:“像我们这样的都市青年……”我这个乡下人被他的话吓得把书扔了出去,脚下的土地远称不上都市,我的同学已经把自己归到另一个人群。高考给人带来上升通道,也毫不掩饰地把人的命运分化。像我这样的小镇青年,该怎么办?我靠,我竟然开始思考这样宏大的问题,那一夜我久久难眠。

一觉醒来,正好是上早自习的时间,我知道,我再也不必上早自习了。我走投无路,能投奔的只有县城的街道。至此,街道成为我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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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武》

我去了天主堂,找到一个初中就辍学的同学。虽然同在县城,但很久没有见面。他在教堂里扫地,同时兼做电影院的清洁工。同学看到我来,先跟我传了十分钟道,然后问我:考得怎么样?我没有说话。他大概知道了我的情况。

他突然好奇地问我:现在可以考香港的大学吗?他是一个录像迷,除了扫地之外,就是泡在录像厅看香港电影和电视剧。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香港。我从来不知道在他的精神世界中,香港占有那样大的一个比重。

说到兴奋处,他把我拉进一个房间,拿起纸笔,现场画起了香港的地图:这是九龙,这里是旺角,这里是油麻地,这里是尖沙咀,看,这就是尖东。他把油尖旺写出来之后,用红笔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圈,然后用普通话说:油尖旺有我们很多兄弟!我说:我一出东亚银行的门,就有六只手枪对着我。他说:总有一个人出卖了我们。沉默,让我们在彼此的视线中陌生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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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多年之后,我第一次去香港,几乎是按着他给我灌输的香港概念在行走,我发现,他的每一个标注都准确无误。那年落榜的夏天,我却重新认识了一个人,他手握着扫帚,心里却装着香港。那是他的远方。或许在他的信仰中,神在的地方才称得上远方。

这个夏天,我第一次发现我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这是我的收获。一个人犹如一个课本,我却从未打开过这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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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逍遥》

那些日子,我流连在小摊,陪刻图章的朋友一起做生意。这会让我知道谁上班了、要刻一个图章去领工资;也知道谁开了一家新的公司,要刻公章准备开业;甚至我会碰到骗子,刻了图章去冒领别人的汇款。人来人往,连绵不绝的剧情。

我还喜欢去镶牙馆。有一个镶牙馆的医生以前是我爷爷医院里的伙计,这里来来往往很多老人,听他们谈阎锡山、梁化之。我更喜欢去旱冰场。在那里会发现那些比我更年轻的孩子们的爱情,再也没有一个地方比旱冰场更能让他们手挽手。我能辨识谁是第一次约会,谁跟谁已经有了亲密的身体接触。我会观察到那些不安的少女心:如果你看到一个女孩手腕上系了一条手绢,你就能确定她是一个同样渴望爱情的孩子。至于为什么,不告。

我低头,成年人般地点燃一支烟,用自以为老练的目光望着那些更年轻的少年。一个少年从我眼前滑过,他手里拿着一罐红色的可乐,可乐让他如此地出类拔萃。握着可乐,如同握着整个世界,因为那时候,可乐还没有出现在汾阳商场的任何一个货架上,它应该来自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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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台》

临近九月,县电视台的点歌节目开始活跃起来。每天,我都能在点歌节目里知道同学们的下落。有的考上了北大,就有亲朋好友为他点播《前门风味大碗茶》,有同学考到了体育学院,就有人为他点播汉城奥运会的主题歌《手拉手》。我每天守着点播节目看,其实在看命运的分岔口。而我自己呢?如果有可能,我想让朋友为我点一首《再向虎山行》:平生勇猛怎会轻就范,如今再上虎山。人皆惊呼,人皆赞叹,人谓满身是胆。

我想:世界就在那里,为什么不自己走过去呢?仰仗着中学时做小生意赚的一点钱,我告别父母,在城外的公路边等候。一辆由太原而来的长途汽车在我身边停下,我上了车,透过车窗望着汾阳城残留的一小段城墙,想象我的父亲站在城墙上,看他的孩子出门远行。这趟从太原开往陕北的长途车,会从柳林的军渡大桥过河。路过每一个村落、每一个集镇,它都会停下来,安排我与不同的面孔相遇。

在这趟班车上,我看到了骗局。有一个傻子,突然打开一罐健力宝,说他中奖了。旁边不明就里的人高价买下这个健力宝罐,成交之后,傻子变成了聪明人,一群人瞬间离车而去。我在这趟车上也看到了一个孕妇,家人搀扶着她赶往县城生产,我不知道新生的婴儿将来是否也会面临高考的难题,但我学会了祝福这个新生命。

车继续往前开,上来一群穿着孝服的人。他们一定是刚刚参加完一个葬礼,一群人沉默抽烟,车上的氛围也因为他们的到来而变得庄重。车缓缓停下,我看到一支迎娶的队伍迎面而来。透过车窗,我辨认新郎和新娘的面孔,看这一对沉浸在幸福中的人。

车向西而行,集中展现给我生活的故事。人世间的欢乐与哀愁,远远比高考307分的数字更重要,也比那几本教科书里呈现出来的世界更丰富,这是我们的日常,是我们必将经历的生活。如同老虎奔走在山林,它没读过书,但它有它的世界:每一棵树、每一条小溪、每一块石头,都是它的世界。就如燕子高飞天空,它没有高考成绩,但它可以从南到北,自由俯瞰这个世界。这趟西行的汽车让我心驰神往,让我感觉这个世界的宽大,人的宽厚。这是比高考更重要的事情,此刻,我在逐渐成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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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在黄河边漫步,我看到一户人家在黄色的厚土上晒着红枣。我饥肠辘辘,装傻充愣地跟大爷说:这是什么?大爷吃惊地望着我:孩子,这是红枣啊!我也假装吃惊地说:啊,这就是红枣!大爷抓了满满两把红枣塞进我的衣兜:凄惶的孩子,没吃过枣,你尝一尝。我揣着这两兜红枣,继续沿黄河行走,我第一次发现枣的甜蜜其实是咸的,因为我品尝到了自己的泪水。自此以后,我不在悲伤的时候流泪,只有快乐跟创作能让我眼圈湿润。

生活改变了我的泪腺。

高考落榜,其实是给了我一把钥匙。我不把高考落榜视为一次失败,而把它视为一次放虎归山。对,没有人为我唱歌。那我就唱给自己:平生勇猛怎会轻就范,如今再上虎山。

01.

“理想型老师”

上学的时候,我们都渴望这样一种老师:不会通篇讲理论、丢书包,不会只顾陷入自我表演;一定要有趣,不让人觉得疲乏;当然,也不能只会“侃大山”,以至于学生们等到下课时才发现,什么真本领也没学到。

贾樟柯可能是比较接近这种“理想型老师”的人选:会讲故事、也会讲道理;永远不紧不慢、面带微笑地,将一堆看似感性的领悟,按章法、有逻辑、有层次地表述出来——就像他的电影,是一种“克制的抒情”。

又文艺,又理性。

贾樟柯说话的语气和音调,总给人一种白噪音式的奇妙安定感。

我总觉得:哪怕是在烦躁的时候,耳边只要响起他的说话声,随时随地便可以进入“冬天午后坐在自家阳台的藤椅上晒太阳”的状态——倒也不是舒服地睡过去了,而是“全世界都开始安静地思考起来”。

他好像从没有过居高临下的时候,总能那么平淡地站在你的对面,不急躁、不兴奋、不激动,身上仿佛永远有一根“地线”、接着那股子“地气”。不声张,却能吸引你的注意力;不好为人师,却能引发你的思考。

哪怕不相识,你也会觉得和他没什么距离,就像在公交车上与一个陌生人共享双人座位,很自然。也许,我们都是“被动地生活在这个时代里”的“非权力的拥有者”(贾樟柯语),本质上没有太大差别。

可能超越常人的一点是:他太勤奋。比如在最近几个月的宅家时光里,他用大量的时间坚持写作,“从冬枝萧瑟写到夏叶繁茂”(贾樟柯微博语),只吃简单到只有一道菜的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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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在微博中分享工作晚餐照片

他对“保持新鲜”有执念,总爱强调,他一直在消化这个时代最新的事物与精神,并不遗余力地推荐你最好也这么做。

他好像不容易被惹恼,对于他所看见和听到的,他会不动声色地在心里完成一轮筛选,并可能在很久之后再次拿出来、重新考量——没有绝对的判断,只有不同时刻的收获。

如果生活中也有这样的老师,请给我来一打。

02.

科长在音频节目里分享了什么?

正如《电影,我只略知一二》的副标题——“一个导演的电影学习笔记”,这档新节目并不是一门高深的电影专业课,而是基于导演20多年的拍摄经验,去复盘那些最基本的、可以称作电影创作基石的问题。

但往往最基本的问题,却是少有人敢触及的。只因为它们更接近规律和本质、更不易把握,所谓“真功夫”都藏在“基本功”里。

对于“外行人”来说,了解和学习一些电影基本概念和术语,相当于是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捅破那层窗户纸、从荧幕前来到电影世界的内部,站在电影的语境里,就能多一个除了观众视角以外的电影认知维度。

在前三期节目里,贾樟柯分享了他所笃信的一些原则(以下仅为笔者的个人学习总结,具体请以节目内容为准):

理论很重要,它引导更准确的判断。

任何一个业已成熟的领域,都凝结了前人的探索和积累,如果你想在当下取得一些进展,其实没有必要再走那些已经被趟过的弯路。“艺术直觉”在成熟理论的指导下,会发挥得更有效率。

作为一个“理性+直觉”型的导演。贾樟柯推崇的是将缪斯引领下的临场发挥,建构在牢固的电影理论基础上,保证在不偏离航线的前提下,实现有条理的艺术绽放。

理论学习和反思是自我建设的必经之路。全面的素养不仅来自于无学科差别的广泛学习积累,也来自于个体有意识的总结和实践。

镜头是看待世界的方式之一。

贾樟柯曾说“感谢镜头”。作为一个电影创作者,他是在通过镜头和荧幕,外化他对生活的感受。

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熟知和习惯的“镜头”,而所有这些不同个体投向世界的眼光,是值得被分享、产生碰撞和共鸣的。观赏电影,其实也是在借另一双眼睛看世界,获得其它个体的体验,也就丰富了我们的人生、拓展了认知世界的另种可能。

历史,也可以和未来一样崭新。

贾樟柯珍视一种时时翻新的目光,有了与时代同步的思维方式,就有了在继承的基础上扩大创作疆域的机会。

“新思维”的力量是可畏的,它甚至有能力打破时空的僵局,将线性的叙事在全新的棋局里重组;历史本身并未新生,是思维带领它来到了崭新的疆域。

也许这就是我们常常在贾樟柯的电影里发现的现象:在超现实的架构里,也能感受到现实的刺痛。

用影像的自然生长,替代作者的一家独白。

电影创作的过程从整体上来说是作者理念的表达,从具体操作上来说是手法的选择和应用、素材的有机拼接、最终做出一盘完整的“菜”。

比如贾樟柯谈到长镜头的运用——它不是一个炫目的技术手段,而是从特定的出发点延伸出的必然选择。它代表了作者在某个时间点,渴望用忠于现实的“自然派”创作态度,来打破单向灌输式影像表达的愿望。

我们在跟随电影镜头的那一刻,如果能多发觉一些作者的用意,可能会获得更丰富的感知、甚至与作品产生情感与思维的互动。

“动”是电影语言的“元音字母”。

贾樟柯提醒大家,“动”是电影“最强的基因”,述说应更多交由“动”的画面、而非只由台词或其它去完成。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许可以把“动”比作电影语言系统中的“元音字母”——是学习这门语言时,应最先认知和掌握的。同时,“元音字母”的发音是否准确,也影响了语言表达是否“地道”和“到位”。

拍摄与后期技术的进步,可以成为让电影语言锦上添花的词藻,但仍取代不了“动”在电影中的关键和基础性地位。

03.

你是否也需要这样的分享?

我喜欢这样“破壁”的过程——将“门内人的艺术”,转化成大众可理解的思维方式;避免了画地为牢,而是用思想和认知的交流,化解所谓的行业认知壁垒;毕竟,全面而不狭隘,才是认知世界的王道。

另外,在这样一个娱乐性“站前台”的时代,如果回到初心,将电影作为一门严肃的艺术表达来结识,没准可以意外收获比黑暗中的感官享受更为长远的东西:登临电影镜头的瞭望塔,并在以后的生活中,可以随时回到塔顶,看不一样的世界。

对于科长的影迷们来说,听了这些节目,就不会意外科长其人的性格与态度是如何形成的——

目光始终锁定自己最专注的问题,力图紧抓本质不放;用不断的学习和反思来提升看待世界的角度,不以时间和空间为局限,不容易“一惊一乍”,敏感却不失理性地和这个世界和谐共处、有效互动。

他也在与时代保持密切的联系。

4月,贾樟柯发布了与希腊塞萨洛尼基国际电影节合作、用手机于家中拍摄的短片《来访》。短片记录了当下的发生,也透露了科长的心声:“我盼望我们早日回到电影院,肩并肩坐在一起。这是人类最美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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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短片《来访》(2020)中的画面

疫情让我们暂时远离了电影院,但庆幸目前的技术和社会条件,给了我们分享的环境,让有趣的灵魂不再只是存在于想象中、遥不可及。

这一刻,我以获得新知为惊喜,也在学会不因“看不见”、“未得到”而急躁,毕竟下一秒总有新契机,只要我们一直在“看理想”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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