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首批院士,从0到1创办浙大生物学系,开中国学科交叉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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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首批院士,从0到1创办浙大生物学系,开中国学科交叉先河

开栏的话:在百年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革命烈士、英雄人物、先进模范,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构建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浙江大学开辟“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浙大人”专栏,充分发挥学校红色资源优势,教育引导师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优良传统,坚定加快迈向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信心,以更加优异的成绩向建党百年献礼。今天,我们来听贝时璋的故事。

“我们要为国家争气!”在去世前一天,一位老人如此说。在他的字典里,没有“退休”二字,即使已是百岁高龄,仍未停下追寻科学真理的脚步:继续探究细胞重建学说、回顾总结80年来的从教心得……甚至在去世前一天,他仍在与人讨论学术问题。

2009年10月29日,这位几乎与20世纪的中国同岁、开学科交叉融合之先河的“世纪老人”,在北京永远地阖上了双眼。而在浩瀚的天际,一颗名为“贝时璋”的行星,正散发着不竭的光芒,照亮一代又一代人的奋斗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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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医从理”,种下学科交叉的种子

1921年9月,贝时璋从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医预科毕业后,远赴德国弗莱堡大学求学。出于对理科的热爱,他选择了申请进入哲学学院(即自然科学学院)学习动物学。

到了德国后,深受中国留学生爱国精神的感染,他又逐渐体会到,作为中国青年,自己背负着国家的期望,因此他倍加珍惜留学机会,一年学了涵盖了植物学、动物学、物理学、化学、病理学等多门学科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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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图宾根大学留学时期的贝时璋

在德国的8年间,贝时璋还先后进入了慕尼黑大学和图宾根大学学习。这期间,他看见的不止生物学“一棵树”,更有学科交叉形成的“一片森林”。特别是光学显微镜、电子显微镜一系列新技术的诞生,更加让他认识到从事科学研究,不仅要具备坚实的知识基础,掌握实验方法也十分重要。

他曾在1926年被图宾根大学选派参加学习组织培养技术和显微操作训练班。学回技术后,就在系里推广。他所做的醋虫卵割球的分离和醋虫的再生实验中,就广泛地使用了他学习到的显微操作技术。边学习各学科的理论知识,同时还刻苦学习各种实验技术的习惯,就此贯穿了他近百年的科研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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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图宾根大学授予贝时璋的4张博士学位荣誉证书

随校西迁,从零到一发展生物系

1929年,26岁的贝时璋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相信自己能为国家作贡献。因此,在接到母亲病危的电报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到了祖国,并把最宝贵的20年青春献给了浙大。

1930年8月1日,他正式受聘为浙江大学副教授。但在同年4月1日,他便已经早早地来到浙江大学,开始筹建生物学系。在一座三开间两层楼的房子里,27岁的贝时璋凭借自己的学识和才华,单枪匹马开始了筹建工作:规划和准备教材、订购仪器图书、绘制教学挂图——他科学规划,坚持把钱用在刀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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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27岁的贝时璋被聘为浙江大学生物系系主任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贝时璋倡导发展实验生物学,重视各门基础课程的教学,陆续配齐了各分支学科的师资力量,并参照图宾根大学的教育模式,构建了具有浙大特色的生物学系学术传统:除主系学科外,学生还要选修辅系学科;定期召开书报讨论会,开展学术交流,传播学科交叉和发展边缘学科的学术思想。

任教时,贝时璋也形成了自己独一无二的“艺术风格”:他能配合讲解,同时用左右手在黑板上绘图,随口说出并写出成千上百的英文专业术语,他所绘的教学挂图准确精美,就连同学们所做的笔记都能成为很好的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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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中的贝时璋

浙江大学农学院教授唐觉曾回忆自己旁听贝时璋课程时的感受:“从最早的《无脊椎动物的比较解剖》到他的研究生课程《实验形态学》,贝先生上课不带讲稿,他喜欢边讲课边画图,我们听了印象特别深刻。他的教学方法对我影响非常大,我后来也这样给学生上课。”

在课业之外,贝时璋更是对学生关怀备至。抗战时期,不少学生有家不能归,又断了经济来源,贝时璋就会帮学生们寻找勤工俭学的机会,甚至自己缩衣节食,给学生经济支持;自己虽不便参与公开支持民主学生运动,但他会多方奔走,全力保护学生不受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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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贝时璋与浙江大学生物学系师生合影(前排左四为谈家桢,右四为贝时璋)

在湄潭,贝时璋给毕业生题词最多的是这样两句话:“学问试看胜于我者,境遇要比不如我者”“业精于勤,行成于思”,这是他对学生们的鼓励与期盼,也是他一生学术生涯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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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报国,我们要为国家争口气

出于上课和实验需要,贝时璋时常会去野外采集实验动物。一天,他在小水沟里发现了一种体节多而明显、依靠对腮足摆动游行的动物——丰年虫。这种虫子具有非常独特的形态:雄性的个体头形像雌性的,雌性的头形又像是雄性的。作为一名生物学家,他敏锐地意识到,丰年虫具有独特的研究意义。

没有人能想到,这一次偶遇,奠定了贝时璋科研的序曲,同时也让一个全新的学说走入人们的视线。当时,经过细致的观察与实验,贝时璋提出了“细胞重建”现象,即细胞的繁殖增生除了细胞分裂这一途径外,同时存在着另一种途径——体内已经存在的某种物质,可以由细胞质,甚至细胞外的某种基质为基底,通过自组织、自装配过程,一步步地形成完整的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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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时璋与生化组研究人员一起分析实验报告

在当时那个没有显微照相设备的年代,贝时璋只能一边用显微镜观察切片,一边用手画图,为论文作支撑。贝时璋制作丰年虫中性细胞重建过程切片数量很大,还没等他画完,抗日战争便爆发了,浙江大学被迫西迁。但在硝烟弥漫的西迁途中,贝时璋仍利用一切零碎时间精心绘图。那些图片精确、逼真,给当年生物学系的许多师生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尽管从发现细胞重建现象,到论文正式发表,中间整整间隔了10余年,贝时璋的研究结果也受到了冷落,但他坚信,细胞重建学说将为阐明地球上细胞起源的历程提供依据,为离体模拟细胞重建创造条件,同时也为未来人工进行生物合成细胞做初步准备。

1949年后贝时璋离开了浙江大学,来到北京协助筹划中国的生物科学研究布局。1970年,在各种有利因素促成下,贝时璋重开细胞重建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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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事已高,但仍专心工作的贝时璋

对贝时璋来说,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专心致志做学问。92岁之前,贝时璋每天都坚持去实验室上班。1982年,贝时璋在《中国科学》上发表了5篇论文,还另编辑了24篇论文。1988年和2003年,他先后出版了《细胞重建》的第一集、第二集。据说,编纂论文集时,贝时璋常与组员一篇一篇地讨论论文,每篇论文至少审了2-3稿,有一篇论文他竟写了5页纸的修改意见。因为年龄已大,眼睛看不清,他要格外留意才不至于使字的笔画重叠在一起。

“我们搞科学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国家、为人类,我们应该做一个真实的科学家。”贝时璋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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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浙大多年,贝时璋始终牵挂着浙大。1997年浙江大学百年华诞时,他曾题词:“求是精神光芒万丈,英才辈出鉴德知来。”他逝世后,浙江大学在唁电中写道:“他是国家的科学巨擘,为母校赢得了巨大荣誉,他虽逾百岁仍勤耕不辍,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的劭德勋业将成为浙江大学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为我们所铭记。”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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