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大学被传要被“连根拔起”，是真的吗？

前阵坊间流传着听起来像个大新闻的传闻，“北京电影学院要被连根拔起”（细琢磨有点依据，北电9月份要搬新家了），在这个传闻还未凉透之时，我们品味一下传闻中被反复提及的一个毕业短片作品以及作品的导演：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95级的程耳。

右一 为程耳

我们认识程耳是从2016年的那部《罗曼蒂克消亡史》开始的，该片让观众们惊讶于其繁复的结构、利落的叙事与风格化的影像元素的运用，殊不知这已是导演近20年来从影经验与才华积累的结果，他担任了自己四部作品的编剧、导演和剪辑，这些也正是一部电影作品最重要的三个岗位，是电影的一次创作、二次创作和三次创作，甚至影片的部分预告片剪辑、主题曲填词都来自于导演本人。由此也可以看到程耳对于电影学院的“真正的创作在于积淀”这一电影教育理念的传承（在电影学院秉承这一教育理念的老师以导演系居多）。

在此之前，普通观众是不认识他的，他的名字多只存在于关注低成本文艺片制作的小众口中，很多年来程耳只是在业内人士的小圈子中“默默有闻”。实际上，“默默有闻” 的程耳导演至今仅拍摄了四部作品。今天我们就介绍一下这部在江湖上疯传许久的毕业作业，也算称得上是他的处女作“1999年毕业作品《犯罪分子》”。

这是一部35mm的毕业短片，被称为北京电影学院史上最佳学生作品（导演本人也认为不错，但实际上电影学院很多毕业作品都类似于塔尔科夫斯基的《压路机与小提琴》，其中田壮壮那一届的联合作业《小院》就是个代表，十分优秀，也只有在电影学院的课堂上才可能看上一眼），导演的风格元素在此片已经得到初步呈现；这部短片中的艺术表达、叙事母题及视听元素在之后的2007年的《第三个人》、2012年的《边境风云》、2016年的《罗曼蒂克消亡史》中多有复现。法国著名导演让·雷诺阿说：“一位导演一生只拍一部电影，然后不断重拍。” 这也正是程耳电影生涯的写照。

纵观程耳电影，从《第三个人》到《边境风云》再到《罗曼蒂克消亡史》，虽然讲述的仍然是同一个母题的故事，电影的影像风格却越来越复杂，从最初的声音前置与故事碎片，到环形结构和俯拍镜头，每一次电影都是一次新的实验。特别是完成度最高的《罗曼蒂克消亡史》，不管是形式的玩味，还是故事的讲述，亦或是意义的表达，都被导演适当融合成不突兀的整体。北京影向编导艺考教育机构的吴峯老师2017年的名校小班课上，曾经用12个课时解读《罗曼蒂克消亡史》这部影片。

或许观众不经意间能在程耳的影片中看到《无耻混蛋》《低俗小说》《教父》《布达佩斯大饭店》《记忆碎片》等经典影片的影子，但他们无疑都被程耳自己的个人风格所中和。消费文化时代，电影作者的含义似乎在消解，程耳表示：“我偶尔会听到有些言论说，文艺、艺术在中国现在这个市场，在中国现在这个大环境下，是搞不下去的，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 我觉得这是对自己没有才华和自甘堕落的一种掩饰……我不能容忍美学上的陈旧与过时。”这正是作为一位电影艺术作者式导演应有的姿态。

1954年，弗朗素瓦·特吕弗在《电影手册 杂志发文(法国电影的某种倾向》标志了“作者论”的诞生。之后“作者论”主要见诸于法国新浪潮电影“手册派”与“左岸派”各有侧重的理论表述与创作实践。他们都强调突出个人风格，这也成为“作者电影”最突出的标识。当年，法国新浪潮导演们曾意气风发地喊出“拍电影，重要的不是制作，而是成为电影的制作者”的口号。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程耳，更加保障了他对于“作者电影”原旨主义真正内涵的理解掌握，成为新浪潮大师口号的践行者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艺术作品的优劣，很多时候不是简单借实用外物来评判，比如一部电影的艺术价值是无法使用票房，甚至脑残级别观众的口碑来衡量的。即使拍摄商业片，也可以看出一个影片导演的艺术价值，这就要观众的艺术素质、感悟能力来助力了，否则，人云亦云的怪圈评论是无法逃脱的。《犯罪分子》就是一部披着商业外衣，讲述导演自己独有言语的“作者级”影片。尽管片子仅有31分钟，但是已经建构成一个优秀作者电影该有的艺术大厦框架。

1999年的中国电影正经历好莱坞大片大浪冲击，第五代为代表的老老少少导演都在跃跃欲试拍摄所谓大片的时候，北京电影学院的“后浪”创作者们即将走出象牙塔，程耳正是其中一位，同时期的还有几位在不同领域崭露头角，比如，研究生班的陆川，留校任教的李忱、徐敏华、潘雨，方刚亮老师等。

在绝大多数同龄导演还在想着怎么拍好一个故事或者沉浸在技术并极力避免bug的时候，23岁的程耳已经在思考：我要有自己的表达。

很显然，《犯罪分子》是一部有自己话语权的电影，加上是一个涉及犯罪的题材，这也成为日后被谣传成为“电影学院被连根拔起”的导火索的缘故。

这个短片不是由故事、人物驱动的，而是由创作者的个人表达欲主宰的。那种欲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故事和人物都退居其后，成为表达的附属物。

《犯罪分子》的故事很简单，一句话概括：一个拾金而昧的人被全城通缉。

“拾金”作案过程被酒店摄像头拍下，一个普通的监控镜头，蕴含着导演不一般的想法，后来贾樟柯在《江湖儿女》结尾中也使用监控视频表达特别的意味（以后小编会安排编发吴老师的《江湖儿女》课堂讲解笔记）。贾樟柯若干年后成为程耳片子的主演，同为电影学院优秀毕业生，二者对于艺术的直觉有着难以言传的通灵之感。

监控视频中只见一个身穿黄褐色暗格西装，秃顶的年轻人，悄悄拿走了地上的皮箱，然后匆匆离开。

这个秃顶的年轻人，就是影片的主角胡天。

在法律和普遍道德的裁判下，毫无疑问，胡天是一个“据他人财物为己有”的犯罪分子。

但程耳想要做的，不是《法治进行时》节目，是绕到新闻的背后，去呈现新闻没有记录以及摄像头没有拍下的内容（中央台正好也有一个节目叫《新闻调查》，节目宗旨也是探究新闻背后的新闻）。

程耳用这样一个新闻片段提醒观众：绝大多数时候，现实中的我们都是这样冷静地去审视别人行为的。

胡天是谁？

他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以及做了之后，他又是怎么想的？身边的人的态度反应是什么？

这些内容远远超过犯罪行为本身，成为这部短片的全部叙事。

同时这也是程耳观看世界的一种角度。

我们学习编讲故事也正是这么一种思维。

胡天是谁？

程耳用影片一半的篇幅回答了这个问题。

和程耳三部长片的主角比，胡天显得太过普通。

他只是一个都市中的小人物，正过着糟心的生活。

事业不利，他经营的照片冲印店，生意寥寥。

感情不顺，女友离他而去，还带走了所有的积蓄。

家庭不幸，父亲早已不在，母亲重病在床，弟弟还在上学。

生活的重担像一只无形的巨手，一根根薅掉了这个年轻人的头发。

于是秃顶成了他的标志。

而更讽刺的是，后来，又成了他的罪证。

面对这样的生活，胡天既没有破罐破摔，也没有奋起反抗，而是介于宁死不屈与随波逐流之间，活得像一棵野草一样。

那种态度，让人想起加缪的《局外人》。

但胡天仍在局内，他对世间最朴素的情义还保有坚持。

对母亲，他十分孝顺，想尽各种办法凑钱为母亲看病。

对女友，他念念不忘，时常抱着女友的相片入睡。

对待弟弟，他也尽心尽责。

尽管他无法成为弟弟的榜样，但他尽力照顾他的生活，当弟弟遭受欺负时，他站出来替弟弟出头。

这是他能做的事。但每次做完，仍不忘补一句：“你要好好学习，别和我一样。”

程耳用近乎平实的讲述，带我们走近胡天这个人物。

你很难说，他是一个好人或是坏人。

你只能说，他是个过得去的人，他也可能做坏事，但是他人不坏。

看到门口报摊的大爷被人欺负，他第一时间冲出去拍照，留作证据。

但这丝毫也不妨碍，晚上回家，他拿起电话，打给几个关系暧昧的女子，用同一套说辞约她们到家来排遣寂寞。

有情有义与游戏人间的并置，共同构成了胡天这个人物。

他很真实，很像我们。

如果没有那次意外，胡天的生活也将波澜不惊地继续下去。

母亲要再次手术，急需一大笔钱。

胡天在酒店大堂等朋友，却意外等来了脚边无人认领的一个皮箱。

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胡天拿起皮箱，逃走了。

这个冲动的决定，彻底改变了胡天的人生轨迹。

而整个故事最有趣的还不是胡天的行为，而是他身边的人因为这个事件，自动站成了两队。

一队站在胡天的一方，成为共谋者；而另一队站在公理良俗的一方，成为谴责者，甚至是揭发者。

前者就包括胡天的弟弟，在电视上看到新闻后，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给哥哥送去一件新大衣，以免被人认出。

还有胡天的相好小张，为他打起掩护，拖住警察，争取逃跑的时间。

以及医院的医生、护士，特意提前了母亲手术的时间，并向警方隐瞒了胡天来过的事实。

而后者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报摊大爷。

他曾经接受过胡天的帮助，但是当警察来调查时，他毫不犹豫地供出了胡天的下落。

你注意那个镜头，警察位于画面中，突然，报摊大爷闯入了画面，揭发胡天，于是他得以分享整个画面。那是关于“举报者”最贴切的一幅肖像画，呈现了一个人急于立功、表现，进而分食权力快感的全过程。

有人可能会问，大爷这么做有错吗？

当然没什么错。

但我想问的是，如果他选择不供出胡天，有错吗？

其实也没什么错。

那同样是“没错”，为什么他如此选择？

实际这里面隐含着一个弱者急于谄媚权力的行为惯性。

看见权力，腿就软，嘴就松，恨不得赶紧贴上去，这是程耳一个极为犀利的洞见。

后者中还有一个人始终没有露面，却极为重要。

就是那个电话里的朋友。

他原本答应借钱给胡天，却最终失约。这还不算，第二天，他还特地打电话来谴责胡天，质问他为什么偷钱。

而程耳故意把这个人留白，也不是偶然。

他是想说：这个人代表的是一类人，甚至是很多人。

当别人遭遇困难时，他们没有出手相帮，而当那个人走投无路，犯下错事时，又是同一帮人站出来横加指责。我们可以反观今天的现实，尤其这次疫情下的几个典型事件，是不是与这部20年前的影片表述有些神似呢？

他们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再没辙，也不能做坏事啊！（这是很多人的道德判断的重要台词。）

由此，我们得以看清“共谋者”与“谴责者”之间的分野。

那就是：你是否足够了解胡天的为人和他的处境，以及是否对他产生恻隐之心。

这是决定我们如何评判胡天的关键所在。

但问题是，我们哪有耐心和机会去了解每个人呢？

我们能做的也只有诉诸于法律以及普遍的道德，并自以为是地过上正义又高效的生活。

好像也只能如此。

但程耳要提醒我们的是：

立场先行的道德感，并不必然指向绝对的正义，那其中也可能隐藏着我们的粗暴和冷漠。

最终，在“共谋者”们一连串的神助攻下，胡天得以成功逃脱。

只见镜头中，他露出了欢畅的笑容。

那也是影片中，他唯一的一次释放。

由这个结尾，我们再看《犯罪分子》，似乎又能悟出另一番味道。特别是联想起程耳后续作品中的主角，我们甚至可以把《犯罪分子》视为程耳整个作品序列的大前传。

它就体现在每天清晨7:30准时响起的闹钟，而听到闹钟的人，无论起床是否有意义，都要穿上衣服起来，假装有意义地生活。

而在胡天逃亡的那天，闹钟终于没有再响起，那意味着固有的陈规已经被打破，新的一天才真正到来。

于是他让胡天不断重复那首童谣：拔萝卜，拔啊拔，拔不出来。老头子找老太婆，老太婆找小孙女，小孙女找小黄狗，小黄狗找小花猫，大家一起来拔萝卜……

而最终，萝卜被拔了出来，人终将获得自由。

更毕业的程耳开始迈向艺术创作的理想，用这样一部毕业作品，寄托了一种天真的期待，就是那些挑战规则的人实际并不孤独，会有众人相帮。

可是，他后来的电影，却一再否定了自己年轻时的回答。

这或许是我们重看《犯罪分子》时，会感到惊喜，也同时感伤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