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1930年出版的《新俄画选》的《小引》中说:"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1930年2月21日,鲁迅在中华艺术大学作演讲,又指出:"版画的好处就在于复制,便于传播,所以有益于美术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一大批内地的版画家相继来到延安,温涛、胡一川、沃渣、江丰、陈铁耕、罗工柳、马达、陈九、力群、刘 、张望等,成了延安美术的骨干力量。由于当时延安物质条件的限制,也因为革命事业的需要,以木刻为主的版画就成了延安美术的主要形式。1938年"鲁艺"成立后,又培养出焦心河、彦涵、古元、夏风等青年版画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古元、力群、焦心河等就深入到农民之中,创作了一批反映当地人民生活的作品,而艺术风格也开始脱离苏联版画的影响。这一年的冬天,在党中央的号召下,以胡一川为团长的"鲁艺木刻工作团"开赴前方,参与了刻报头、插图等工作,后来编辑了一本《敌后木刻画报》,为抗日宣传作出了贡献。1942年,在《讲话》的精神号召下,更多的画家深入到群众之中,学习民间艺术的风格,与群众相结合的作品成了普遍的现象,因此,这一时期也就成了"延安木刻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③ 延安时期的黑白木刻是其成就的最高代表,其中主要有:古元的《人民的刘志丹》、《减租斗争》,江丰的《清算斗争》,力群的《帮助群众修理纺车》,马达的《推磨》,夏风的《瞄准》,彦涵的《不让敌人抢走粮食》,张望的《八路军帮助蒙民秋收》。
在新年画的发展中,版画因为能够不断复制的特点,成了当时流行的"翻身年画"的主力,为新年画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沃渣的《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彦涵的《军民团结》,古元的《拥护老百姓自己的军队》,都是当时家喻户晓的作品。1948年秋,华北人民政府所属的新华书店和北方大学,共同发动武强年画的刻印工人组成了"大众美术社",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共印制了30多种60多万份的木版新年画。
这一时期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边区,以及新四军所在地区,木刻工作者也创作了大量的木刻作品,以艺术融于革命事业之中,以木刻印制邮票、粮票、地图、钞票、传单、报头、窗花等等,在实用艺术的领域发挥了版画独特的社会功用。而木刻作品的代表作则有:邹雅的《帮助老百姓》,沃渣的《八路军铁骑兵》,李少言的《重建》,力群的《送马》,牛文的《丈地》,苏光的《秋收》,吕蒙、莫朴、程亚军的《铁佛寺》。
抗战胜利后,延安的木刻工作者一部分到东北,一部分到张家口以及冀中解放区,在土改等工作中,这些木刻工作者又创作了《烧毁地契》、《人桥》(古元)、《挖财宝》(沃渣)、《挖穷根》(夏风)、《诉苦》、《豆选》(彦涵)等。西北地区则有石鲁的《说理》、《打倒封建》等。
版画在与解放区相对的国统区的发展,虽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革命性和战斗性,但是版画所具有的"左翼"特色,也反映了共产党革命事业在艺术领域的渗透。1938年6月12日,在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领导了全国的木刻运动。在马达、力群、卢鸿基、刘建庵、陈九等领导下,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抗战木刻展览会",并编印了《全国抗战木刻集》。后来迫于形势,协会移至重庆,在"皖南事变"后遭查封。1942年1月,重庆又成立了"中国木刻研究会",由王琦、丁正献、刘铁华、黄克靖领导,继续团结全国的木刻作者开展各种活动,直至抗战胜利。1946年5月,"中国木刻研究会"迁回上海,改名为"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由李桦、野夫、王琦、陈烟桥、杨可扬、邵克萍、赵延年、麦杆、汪刃锋、陈珂田等负责。在这12年中,木刻工作者相继举办了"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木刻展"门939年,桂林)、"木刻十年展"(1940年,桂林)、"抗日木刻展"(1940年,重庆)、"七七抗战三周年木刻展"(1940年,长沙)、"全国木刻展览会"(1941年,重庆)、"第一届双十全国木刻展"(1942年,重庆)、"第二届双十全国木刻展"(1943年,重庆)、"纪念'木研会'成立二周年木刻展"(1944年,重庆)、"渝延木刻联合展"(1945年,重庆)、"抗战八年木刻展"(1946年,上海\同时还出版了《救亡木刻》旬刊(1939年,桂林)、《漫木旬刊》(1939年,桂林)、《木艺》(1940年,桂林)、《半月木刻》(1940年,重庆)、《木刻阵线》 (1941年,重庆《木刻研究》(1941年,重庆调《木刻导报》(1941年,长沙调《木刻艺术》(1946年,上海)、《新木刻》(1947年,上海),以及《抗战八年木刻选集》、《北方木刻》、《中国版画集》等。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新波的《卖血后》、刃锋的《嘉陵纤夫》、麦杆的《饥饿之挣扎》、李柞的《怒潮》、张漾兮的《人市》、王倚的《民主血》。杨们维的《沉默的抗议》、赵延年的《抢米》、邵克萍的《街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