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与建设 | 新中国初期“新国画”里的最强音

粒粒皆辛苦

方增先

1955年

中国美术馆藏

劳动与建设，

新中国初期“新国画”里的最强音

剑南

鲜艳的百花，茂盛的树木，象征和平的鸽子，在齐白石笔下化为繁荣与安宁的寓意；传统的笔墨，取材自然的真山真水，在傅抱石的“抱石皴”下具有了革命的豪情。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新国画”的面貌。

待细把江山图画

傅抱石

1961年

中国美术馆藏

黄河清

傅抱石

1960年

中国美术馆藏

金陵山水

傅抱石

1947年

中国美术馆藏

变革的声音

20世纪初，改良中国画的呼声就伴随文化先行者们寻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道路一同展开。随着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画也迎来新的发展，画家们将对新中国的热爱、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对民族文化自信的树立和对中西融合的探索以中国画的形式来呈现，诞生出一大批反映社会生产建设的作品。而这种从观念到创作手段的崭新样貌也让美术成为时代的号角。

首都之春（局部）

古一舟、惠孝同、周元亮、陶一清、何镜涵、松全森

1959年

北京画院藏

首都之春（局部）

古一舟、惠孝同、周元亮、陶一清、何镜涵、松全森

1959年

北京画院藏

首都之春（局部）

古一舟、惠孝同、周元亮、陶一清、何镜涵、松全森

1959年

北京画院藏

1949年4月，北京中山公园举行“新国画展览会”，展示了北京画坛80余位中国画家改造中国画的最初成果。蔡若虹评价其中描绘劳动生活等新题材“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一个进步的现象，是颓废不振的国画艺术开始转向新生的现象”。随后江丰在《国画改造第一步》里评价该展览“已经开始变为为人民服务的一种艺术”。他们一边坚定中国画必须变革，一边给出前提就是“为人民服务”。这时期，各地画院成立，让画家们开始在制度中合力，打开了创新的创作局面。其中由古一舟、惠孝同、周元亮、陶一清、何镜涵、松全森6位北京画院画家合作的《首都之春》长卷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在这幅长约46米的画作中，北京的名胜古迹、重要建筑、百姓活动，包括大炼钢铁、铁路建设、水库建设等劳动场景均囊括其中。从东向西看去，分别画有通县、八里桥土高炉群、热电厂、天安门、柳浪庄人民公社、颐和园、石景山炼钢厂、丰沙铁路线、官厅水库九大段，反映20世纪50年代首都北京欣欣向荣的情景。这一时期，画家开始紧跟潮流创作新的主题。中国美术馆副研究馆员魏祥奇对这一时期的创作非常熟悉，在他看来，“新国画”运动事实上是贯彻美术创作为新中国建设服务的总体目标，对国画家的改造是立体性的，因此在绘画的思想上，在主题和母题上，都提出了新要求。为了达到创作目标，绘画的语言方式也要有新的变化，写实性的造型语言得以建立。

“站起来”的国画家们

这是一个走出书斋的时代，如何用传统技法反映新时代风貌，画家们纷纷提交了自己的答案。当时以李震坚、黄胄、周昌谷、方增先为代表的一批青年中国画家，为人物画注入新的面貌。李震坚的《在风浪里成长》描绘两代渔民出海搏击风浪，寓意年轻一代只有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才能不断成长。黄胄的《洪荒风雪》画的是青年人开拓柴达木盆地的场景，他以仰视的角度体现新中国第一代建设者不畏艰苦、顽强与自然搏斗的精神。周昌谷的《两个羊羔》画了一位甘南藏区的牧羊少女专注地凝视着两只初生的羊羔，充满爱怜。方增先的《粒粒皆辛苦》描绘了一位赶着满载丰收稻谷的马车的农民停下脚步捡拾麦穗的情景，其专注的神情隐喻了那句妇孺皆知的唐诗的意义。这些作品使得人们看到了当时生活中各行各业劳动者的形象，也表达了那个时代积极拼搏向上的立意。山水画的创新主要反映在画家开始走向户外，面对真山真水写生。诸如李可染、张仃等一批山水画家用写生作品表达对新社会、新生活的热爱，在此影响下突破了传统山水画的技法。花鸟画的革新以潘天寿为代表，他作为传统的坚守者，强调民族继承性，同时也用时代目光重新审视传统，创作了《灵岩涧一角》《记写雁荡山花》等一系列新花鸟画，契合了新时代的精神。

在风浪里成长

李震坚

1972 年

浙江省博物馆藏

洪荒风雪

黄胄

1955年

中国美术馆藏

记写雁荡山花

潘天寿

1962年

中国美术馆藏

新的时代精神也涌现在各地方画派中，较为突出的是一改传统山水画回避现实的特性，在其中贯穿入劳动建设的场景，为祖国河山立传。1960年，当傅抱石组织钱松嵒、亚明、魏紫熙、宋文治等13名画家开始为期三个月的两万三千里写生时，“新金陵画派”被叫响。各地轰轰烈烈劳动情景隐藏山水画间，反映祖国的新貌。此外，在山水画里出现工地、公路、铁路、桥梁、水坝等新社会事物，显示了时代特点。比如钱松嵒在《江上曙光》《牛首山铁矿》《煤城春》等作品里就描绘了祖国渔业、铁矿、煤矿的相关建设工作；魏紫熙的《天堑通途》则反映南京长江大桥飞跨南北的雄姿。相比起来，傅抱石描绘新事物的方式更显含蓄，他通常以点缀的方法在远景中画工厂、高炉、浓烟、船只，以此反映时代的变化，《韶山图卷》《待把江山图画》都属于此类创作。

常熟田

钱松嵒

1963年

中国美术馆藏

红岩

钱松嵒

1962年

中国美术馆藏

无数银山积海盐

钱松嵒

1959年

中国美术馆藏

芙蓉湖上

钱松嵒

1958年

中国美术馆藏

“新国画”也使广东美术产生了方向性的革新，就像“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所说：“认识现实，捕捉现实，不可离开现实，更不可逃避现实。”他将电线杆、飞机等现代事物画入作品。黎雄才的《武汉防汛图》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白日里，黎雄才先生怀揣几个馒头，骑着自行车，穿梭于泥泞的防汛大堤上写生，记录下了大量生动感人的现场瞬间。晚上，他又不知疲倦地对写生素材进行整理。历时两年终得完成”。《武汉防汛图》以绵延数百里的抗洪防汛叙事一段段铺陈推移，印证了黎雄才在观念和方法上如何一步步延续并深化了“写生”的内涵。此外，关山月在《绿色长城》中描绘的建设南粤海疆木麻黄树防风带，也是当时社会的关注焦点。至于“长安画派”，在创始人赵望云“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的主张下，西北地区的画家也诞生出一系列充满生活气息的作品。赵望云的《大炼钢铁》系列通过刻画一系列劳动场景，进一步挖掘人们对生活、建设的热情。与之类似的还有石鲁的《山区修梯田》、何海霞的《驯服黄河》《开山筑路》，这些作品一扫传统山水画不食人间烟火的气息，都具有很强的时代感。此外，刘文西的“陕北系列”题材以人物为主的画作则展示出对劳动者的赞美。

武汉防汛图（局部）

黎雄才

1956年

中国美术馆藏（请横屏欣赏）

绿色长城

关山月

1974年

中国美术馆藏

山区修梯田

石鲁

1958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改革开放以后，艺术创作追求回归个体意识，出现了多种艺术语言风格和思想的探索。上世纪50年代的美术家们深入到国家建设的一线，与工人和农民共同生活，用真情实感描绘生产生活，描绘建设者的善良和美，非常值得现在的画家们借鉴。“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个重要的创作话题，要贯彻下去并不容易，值得任何时代的美术家认真思考。

图片来源

中国国家博物馆官网

中国美术馆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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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画院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