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郑雪来先生｜学者的人生与本色

郑雪来

学者的人生与本色

——怀念郑雪来先生

丁亚平

郑雪来出生于商人家庭，其祖父为美孚石油在福建的总代理。到其父亲，家道中落，但仍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家族。兄弟姐妹六人，他是老大。郑雪来从小养成的永无倦意甚至说一不二的“霸道”习惯，穿过重重时光，映射在他后来的学术与理论批评中。

被唤醒的灵魂

年轻的时候，家里希望郑雪来按照祖父的安排去从商，但在千疮百孔的旧社会，他的心里却有一个大学梦。他喜爱文学，却没有念过高中，于是家里为他请了补习教师，一番突击自学之后，17岁的他，以同等学历考取了暨南大学外文系，同时还考上了浙江大学。暨南大学是他心仪的学校，他顺理成章地求学暨南大学。他当时虽经受时代的痛苦，却有理想抱负，并在心里燃起了新火炬，校园难抒其志，在近一年的大学时光后，他就毅然报名参加了当时的国民政府国防部开办的译员训练班，想通过担任译员发挥外语所长，和时代共命运。在桂林，他和一位小学教员结婚，有了自己的幸福家庭。译员训练班结束后，郑雪来被分配到印缅战区的盟军第457步兵团第三营任少校翻译官。一腔热血，身处真实的战壕，面临最残酷的战场，却也被赋予学习思维和想象之翼。步兵团士兵来自多国，郑雪来在发挥英语所长之余，积极和士兵们交流，学习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尽管英语之外的这些外语，他只学了一点皮毛，但这种学习与交流给了他快乐和光亮，也带给他新的视野、信仰与精神，助推他自我唤醒与成长。

1945年，抗战胜利，联军有意提拔年轻且有着旺盛才华的郑雪来，担任上校总翻译官，但他看到军中腐败等糟糕现象比比皆是，便辞去联军军中之职，回到重庆国民政府国防部下属的编译处担任英文翻译工作。当时他要养五口之家，译述工作之外，他还在一家中学做英语教师，以贴补家用。他后来回到福建长乐的老家，孩子多且小，仍然得工作。他和妻子一度靠捕鱼为生，有时也给报社写稿，挣一些稿费。1949年5月，在叔父郑公盾的介绍下，向往新社会的郑雪来来到当时刚刚解放的浙江，去绍兴做了中学教员。郑公盾原名郑能瑞，系文艺理论家郑伯农之父，先后毕业于厦门大学等校，是中国共产党党员，1949年参加浙江军管会文教部工作。1950年郑公盾调到北京《学习》杂志社，随之他也介绍郑雪来到北京的一家杂志社做编辑。后郑雪来转入电影编译和研究工作，开启了他作为学术大家的漫长生涯。

主体如何在场

来到北京，工作步入稳定的状态，生活有了起色。郑雪来把自己最小的弟弟（和他大儿子同岁）和妹妹接来一同生活，承担起长兄的责任。夫人周老师也扮演着“家政委”的角色。

勤奋，是很多人缺少的珍贵的品质。但是这在做学问的郑雪来身上表现明显。上世纪50年代初，他进入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研究室编译组工作。编译组1952年创办《电影艺术译丛》（1981年改名为《世界电影》），故又称“译丛组”。1954年，改名为“电影艺术编译社”。编译人才如邵牧君、富澜、徐谷明、冯志刚、戴彭荫、沈善、俞虹以及邵牧君夫人伍菡卿等，都在此工作，据说成员最多的时候有30余人，集中了苏、美、意、法、德、日、印度等语种的人才。它是北京当时仅次于中央编译局的编译中心。两年后，编译社并入新成立的中国电影出版社，为外国电影编辑室（三编室）。程季华和郭安仁（丽尼）负责相关领导工作。中国电影出版社社长由陈荒煤兼任，程季华任总编辑。郑雪来自加入编译组（出版社）后，表现积极、扎实肯干，用程季华当时的话说，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后来，他受程季华等人器重与提拔，担任了外编室副主任一职。在中国电影出版社，郑雪来和邵牧君、富澜、冯志刚被同仁们称为“四大金刚”，受到好评。在政治运动频仍的年代，因为程季华的帮助和“力保”，他的处境相对平安。1962年起，郑雪来等人策划编辑推出了法国乔治·萨杜尔的《电影通史》和《世界电影史》以及一系列的国别电影通史。他甘于寂寞，专注于工作，奋力出成果，确实颇为难得，这也给电影界打开了重要的窗子。他坚持用马列主义文艺观思考问题，与他精通俄语不无关系，他的俄语是自学，其他语种，也是如此得来。郑雪来从俄文直接翻译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员自我修养》第二部的译稿出来之后，自己感觉不忍卒读，就完全推倒重译，还接续翻译了斯氏《演员的道德》《演员创造角色》，在此基础上他参与组织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六卷本）的翻译工作，担任主译和校订及审定人。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书影

工作中，他也养成了理论研究与思考的论述习惯。如果说自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电影理论与外国电影研究界有所谓“洋务派”的话，那么，郑雪来属于自学而不是科班出身的干将。在外编室工作期间，除参与主持编辑出版多达3000余万字的书刊外，还完成了大量的有关苏联等外国电影理论的译介工作。他的语文能力，与他对中外文字训练不无关系。这方面，他曾自谦属于“半路出家”，和科班出身的邵牧君等人比起来区别比较明显，后者才是严格意义上的外国电影专家。

1973年，国务院文化组对国内文化系统的人才资源进行统筹重组，成立了文学艺术研究机构，电影组和编译组相继成立。1975年，该机构改名为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所，电影研究室和编译室正式组建。下放到文化部静海“五七干校”劳动的郑雪来在此时被分至该编译室工作。1980年，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成立，电影研究所和外国文艺研究所相继成立。新时期充满探求的热烈气氛，外国文艺研究所创办了杂志《当代外国艺术》（后改名《当代外国影视艺术》，现为《艺术评论》杂志），介绍外国电影理论与创作，翻译、编辑之外加上了研究功能，跃上新的平台。新时期以来，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理论界的探讨与对话的特点，是勇于独立思考、争鸣、试探、质疑，不断将理论思考带入到一场场新的纷争之中。不少理论批评家当年的有些做法，有对外释放一种灵鉴洞照或假想的试探意味，这种试探指的是观点、理论和舆论的试探，有所创新，愿意和不同的人，就不同的议题，勇于发表争论性的文章，敏锐发声或试探，展开对话，如果对方采取积极行动的话，论说者会有更为积极的反应。

郑雪来在其间作为一分子而存在。他本就是敢于做自己的人，新时期重新点燃了他的学术思考和学问追求之火。《电影美学问题论辩》《对现代电影美学思潮的几点看法》《电影理论的若干迫切问题》《电影文学与电影特性问题》《电影剧作理论探讨》《现代电影观念探讨》《当前电影美学研究的若干问题》《电影学及其方法论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电影理论建设问题》《外国电影理论研究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电影》等文，顺应了论辩的需要，却并非随兴之作，而是显示出理论思考的敏锐性与论述的深度。不论是与邵牧君这样的挚友，还是与没有深交的同事或学界同道，他都与之过招，试探也好或尖锐批评也罢，都是出于对探求学术真理的执着初心，至于别人出招，他更会接招。郑雪来与邵牧君“两人自1980年开始的学术之争实际上长达20多年，乃至被视作中国电影界的‘奇观’”（许婧《重温有责任的精神力量》）。在这个过程中，所有内在的问题、价值都被争鸣出来，并且互相呼应激荡。他因为翻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被点名，关进“牛棚”，进入“干校”。后来由“干校”回到北京，“解放”了的他没发怔或咀嚼痛苦。在不同语境下他继续展开现实思考。针对不同的情形和问题，他都有非常清楚的思考，不无论争，他由此以电影理论家名世，声名鹊起。学界彼此尊重，和为贵，尊重各自的思考或立场，“和而不同”，通过寻找理论与批评的“同构性”密码，做理性的选择。郑雪来坚持言说和价值表达并非徒托空论。学界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在学界内部不断达成共识的做法，考验着学者的智慧。也许，不论外在条件如何，坚持不懈，独立思考，把有限的时间精力，用到精心思考和反复推敲修改文章上，是格外重要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无论是郑雪来，还是邵牧君、李少白等人都是这样，这是本质的、更符合学术写作规律、学问的书写经验。

追求纯粹和“通史”写作

郑雪来先后访问过苏联、英国、法国、瑞典等国，视野开阔。他的电影理论和外国电影研究方面的文章，篇幅往往比较长，条理清晰，观点鲜明，论述比较扎实，就像学者陈墨说的那样，“长于理性思维，谙熟辩证法，因而始终在说事、说理、说史”，不少作品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争鸣文章，有一说一，“得理不饶人”，不会以商量、讨论或建议的方式提出，这大概与他的纯粹、坦率和“自我”的性格有很大关系。他遇到有争议的事情，喜爱以辩论、“挑毛病”和不含糊的形式提出来。郑雪来襟怀坦白，却又是孤独的，据他的家人讲，他的朋友并不多，不适合给研究生当答辩老师。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到全国各地多所院校和电影制片厂开办讲座，纠正与申辩被误读了的斯氏体系，介绍外国电影理论和美学研究，努力追寻更多的共鸣与同道。经他推荐，在中影宣传处工作并任《中国银幕》主编的著名电影评论家章柏青来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主持新的影视所工作，开启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学术发展的新阶段。更重要的是，郑雪来更倾向选择不慕虚荣与名利，沉入书海之中，在电影理论的领域运游神思，享受畅美时光，他会情不自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会慷慨激昂，以至“横扫”一切。可以说，永远以追求学术真理为职志的学者人生，不需要被定义。

艺研院影视所的刘树生老师说，他曾写过文章和郑雪来商榷，但是，同住一个小区，见面却全无芥蒂或尴尬。郑雪来和李少白同住北京红庙，往来不多，且在晚年为《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署名一事还各发了文章交锋。郑雪来置关键史料于一旁，不顾当事者一再做的说明和辩驳，要去翻历史的旧账，为当年接受中国电影出版社安排参加书稿编审的丽尼争取作者署名权。前辈们的争端我们难以作准确评断，但我想，学术争议不近人情，笔墨官司、争鸣，当是有比无好。后辈对长者的内心很难完全做准确的揣测，争论关涉历史反思，往还的文章都发表在了杂志上，成为文献，这是有珍贵史料意义的。大约在78岁的时候，郑雪来正式办了退休手续。他办的是“退休”而不是离休。1949年在解放了的浙江，他本已进入中共党组织的培训班，可惜结业及革命工作时间晚于10月1日三天，没能享受到离休的待遇，工资相差了一截。在退下来的这些年里，看到某些“娱乐至死”现象，理论与研究旁落，有的时候，他心情很郁闷。但是，他对学术和真理的爱让他仍然相信学术存活的价值。

上世纪90年代初，郑雪来年届六旬，集聚精力和资源，组织编写大型图书《世界电影鉴赏辞典》。2000年至2003年，2013年，《世界电影鉴赏辞典》四卷本及其增订本先后出版。2005年，我接替章柏青老师主持影视所工作，2009年郑雪来组织实施增订本写作时，我也出了一点力。这是一部宏大、具有创新性的最佳工具书，电影学习和研究者，都曾受益于此。他说：“我自己也考虑到，至今还没有我们中国人自己写的世界电影史，如果能积累较丰富的材料，供后人写书时参考，岂不是为我们国家做了一件好事？”与该书同时及稍后，出了其他相类的几种，郑雪来主编的《世界电影鉴赏辞典》无疑内容更有“通史”规模和意味，随着时间推移，也更具历史里程碑意义。他曾在一个场合说到过我，虽然观点和话语是郑雪来先生惯常式的，但我视为长辈的教诲，是他“老而弥坚”的精气神活生生的显露。有一回，郑老师还专门把我找了去，在他家客厅里长谈了一下午。他语气轻柔，态度很和蔼，虽然听力不是很好，但能强烈感受到言谈中饱含对我个人的关爱与鼓励，以及对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影视所影视学术的一份特殊感情。

《世界电影鉴赏辞典》书影

出了《世界电影鉴赏辞典》增订本和精编本之后，郑雪来并未松一口气。想到还没有由中国学者自己编写的世界电影通史，他总结经验，便想组织队伍完成一部由中国人自己写的完整的《世界电影史》。这样的世界电影通史写作，不媚俗、不空洞，让他壮心难已，生出一股劲儿和足够的勇气。他也曾找到我谈论合作，我感觉不容易，郑老师年龄毕竟八十大几了，视力衰退，耳朵戴上助听器和人交流也还有困难，最后这个大工程没能启动和完成。这也成为他未竟的最大的遗愿。现在郑老师永远离开了尘世和他心爱的学术事业，7月21日清晨我去最后送他远行，面对这样一位前辈师长，一个纯粹而诚心的学问家，不禁后悔自己没有以更大的谦卑，跳出具体问题，看到其中包含的情感力量和学术的未来。

郑雪来先生，向您致敬！

丁亚平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