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进：“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琐忆

“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琐忆

现在的文学奖名目繁多，文学圈内最看重的还是中国作协主办的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其实，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国作协就主办了3届全国文学奖，这可是当年的权威奖项。在那个文学的时代，这个奖项受到全社会的关注，产生很大的导向作用，也可以算作是现在“鲁奖”和“茅奖”的前身。

就诗歌来说，在“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之前，八十年代还由中国作协主持过一次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诗歌评奖，评奖范围是1979年-1980年发表的诗歌。这是八十年代的第一次国家级诗歌奖项，正处于新时期新诗的爆发期，那次的获奖作品有35首，其中有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曲有源的《关于入党动机》、叶延滨的《干妈》、杨牧的《我是青年》、韩翰的《重量》、刘祖慈的《为高举的和不举的手臂歌唱》、骆耕野的《不满》、流沙河的《故园六咏》和梁小斌的《雪白的墙》等等，获奖作品几乎都是流传广泛的名篇。

全国文学奖是1984年设立的。和鲁迅文学奖一样，全国文学奖以文体分设评委会，名单先在《人民日报》公示，然后正式确定下来。新诗是只评诗集，不评单篇，所以全称是“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

“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的评奖程序是，由各省作协和全国重要出版社按分配名额推荐，每届推荐的总数是200多部。再由读书班子（也称专家班子）确定向评委会推荐的获奖书单，每本推荐诗集附上500字的推荐语。读书班子由中国作协聘请著名评论家组成。和后来的鲁迅文学奖的差额推荐不同，全国文学奖是由读书班子向评委会等额推荐。本届要评多少本，读书班子就只推荐多少本，最后，由评委会阅读、评议、投票通过。

第一届全国文学奖评选1979年-1982年出版的诗集，这就不限于中青年诗人了，所有年龄层次的诗人的作品均可参评。最后评出一等奖7名（艾青、张志民、李瑛、公刘、邵燕祥、流沙河、黄永玉）；二等奖3名（胡昭、傅天琳、舒婷）。艾青的获奖诗集《归来的歌》后来成为诗歌史上新时期一个重要流派“归来者”的命名来源。二等奖的两位新秀傅天琳和舒婷，虽然是年轻的新人，但是当时已经名满全国。傅天琳的《绿色的音符》和舒婷的《双桅船》都拥有巨量粉丝。

我是第二届全国文学奖的读书班子成员。读书班子是最辛苦的，每个人连床下都堆满诗集，在北京八里庄读书半个月。日夜读书，我的眼睛都有些红肿了。首先检查版权页，看出版时间是否合乎要求。读书班子常有讨论，也时有争论，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由于读书班子成员的审美标准是大体一致的，所以最后总能取得共识。第二届评出16本诗集，按诗集出版时间，作者分别是艾青、杨牧、晓雪、牛汉、邵燕祥、周涛、林希、邹荻帆、张学梦、李钢、曾卓、李瑛、雷抒雁、张志民、陈敬容和刘征。

在这届获奖诗集里，牛汉的《温泉》在读书班子里呼声最高，评价最好，在评委会也获得了全票。颁奖以后，我把这个情况告知牛汉，牛汉握住我的手，说：“这个情况我知道了，谢谢你们啊！”《温泉》收入的几乎都是牛汉在“文革”期间写于五七干校的诗篇。牛汉说：“我的诗不是个人的自传，而是历史大传的一个微小的细节，是历史结出的一枚果子。”这部诗集是历尽坎坷的诗人的心灵轨迹，既写进了心灵的深处，也写进了历史的深处。

李钢是重庆诗人。记得李钢从北京领奖回来后，给我打电话，要在重庆市中区的两路口一家著名餐厅请我吃饭，他说他请到了一位资深大厨。那个时候“蓝水兵”李钢可是名震神州啊，在读书班子里根本没有异议。我所在的西南师范学院位于重庆远郊的北碚，和重庆相距40多公里。那个年代，往返市中区的两端，何其艰难。当时又没有出租车，如果吃了那顿饭，还得赶最后一趟晚班车回学校。我在电话里对李钢说：“算了，李钢，祝贺你，吃饭就拉倒吧！”

1988年举行第三届全国文学奖评奖，我再次应聘参加读书班子。读书班子的工作在1988年1月18日结束，我准备次日返回重庆。谁知18日突发紧急状况：一架由北京飞往重庆的客机22点15分在距重庆白石驿机场约5公里处坠毁，10名机组人员、98名中外旅客全部不幸罹难。这场悲剧后来叫“重庆1·18空难”。消息传出，一片惊慌，家里发来电报，要我赶快退掉1月19日的机票，改乘火车回重庆。18日晚间中国作协书记处宴请读书班子，时任党组书记、书记处常务书记的唐达成率全体书记出席，我被安排和艾青同在一席。我向艾青说了这事，艾青对我说：“吕进，别去退票了。你想想，这个时候乘飞机应该是最安全的。不可能一架一架地往下掉吧？”我听从了他的劝告。

在《人民日报》公示的第三届评委会名单是：主任艾青，副主任公木，委员臧克家、冯至、李瑛、杨子敏、张同吾、谢冕、吕进、阿红和李元洛。绿原原本是初步名单中的副主任，但是他本人报了奖，因此依例取消，改由公木接任，公木时任吉林大学副校长。这届评委会仍以北京人士为主，几个京外人士是吉林的公木、四川的吕进、辽宁的阿红和湖南的李元洛。我和阿红既是读书班子成员，又是评委，成了贯穿始终的“特殊人物”。

第三届评奖，也就是最后一次全国文学奖，诗集奖评委会是在北京北纬饭店举行的，年事比较高的几位评委，如艾青、臧克家、冯至都不住在宾馆。有一天，我们几个评委里当年的年轻人向冯至索要墨宝。冯至为我们每个人写了一个条幅。给我写的是郑板桥为自己书斋撰写的那副对联“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第二天开会时，我正在就一本诗集的评价发言，李元洛开玩笑说：“吕进，讲话简短些，冯至先生不是叫你‘删繁就简三秋树’吗？”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冯至很为不安，连忙摆手，说：“不，不，不，我还有下一句嘛：领异标新二月花。”大家都笑起来。

李瑛当时是解放军总政文化部部长，出访日本，所以提前投票，他的选票事先密封在一个信封里，计票时由艾青当众拆开。第三届评奖虽然充满争议，个别人选还征求了中国作协书记处的意见，但10部获奖诗集，完全是读书班子推荐的书单，只是票数有差异，获奖作者是：叶延滨（《二重奏》）、绿原（《另一只歌》）、李小雨（《红纱巾》）、刘湛秋（《无题抒情诗》）、郑敏（《寻觅集》）、北岛（《北岛诗选》）、梅绍静（《她就是那个梅》）、叶文福（《雄性的太阳》）和晓桦（《白鸽子，蓝星星》）。10人中有个四川新人，是个彝族诗人，叫吉狄马加，在四川凉山。我不认识这位诗人，也是第一次读到他的诗。

吉狄马加的获奖诗集是《初恋的歌》，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很棒。这部诗集由我起草读书班子的推荐语，我在评委会上详细介绍了读书班子和我本人的意见。这本写少数民族的诗集，摆脱了通常的套路，不只是靠展示民族的风俗风情取胜，而是着墨于人性和人情，写得很美，所以，在少数民族题材的报奖诗集中，显然高出一大截，是过去很少见到的优秀之作。我在评委会上说：“这本诗集也许告诉我们，一个值得注意的新人出现了。”颁奖后不久，我到成都参加四川省作代会，吉狄马加找到我的房间来看望，我们才第一次见面。他告诉我一个“秘密消息”：他可能从凉山调到成都，到四川作协工作。我很高兴，说“祝贺，祝贺哟”。后来，他由成都到北京，现在已经是蜚声中外诗坛的著名诗人，《初恋的歌》只是他走出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