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家乡》：“巨变”的家国地理图景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海报

《我和我的家乡》：

“巨变”的家国地理图景

杜梁

自国内新冠疫情低风险地区影院重新开始营业以来，按下“暂停键”长达半年的本土电影产业进入重启阶段，票房大盘呈现为稳步回升状态。院线复工试水阶段，大银幕上映作品主要包括《误杀》《哪吒之魔童降世》《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等知名作品的旧片重映和《多力特的奇幻冒险》《喋血战士》等好莱坞影片的断档续接。此番影市回暖，更多地依赖国产片为市场注入“强心剂”，继票房总额已超过30亿元人民币的《八佰》之后，如今，“史上最强国庆档”的到来势必形成对电影产业的新一轮提振。在这个特殊的国庆档，《夺冠》《急先锋》《姜子牙》等原定春节档上映的国产大片为之注入了几分“年味儿”，但更为应时应景的作品当属带有明确献礼意味的《我和我的家乡》（以下简称《家乡》）。

《家乡》在与“年味大片”同期逐鹿的过程中获得热烈的市场与舆论回应，既得益于献礼影片叠加市场化思维的创制逻辑——在《建国大业》《建军伟业》《建党大业》等主旋律作品熟练使用的“数星星”式明星阵容基础上，进一步将核心市场要素向内容开发端倾斜，影片由张艺谋监制，宁浩、陈思诚、徐峥、邓超和俞白眉、闫非和彭大魔等组成的本土喜剧“梦之队”分别执导《北京好人》《天上掉下个UFO》《最后一课》《回乡之路》《神笔马亮》五部短片；又得益于这部作品的叙事线索推演转向了空间排列模式——不同于以“建国三部曲”、《我和我的祖国》等主旋律作品惯常采用的按照精确时间线索与历史节点推进叙事的方式，《家乡》借助东西南北中五个地域的家乡故事，绘制出国家复兴、崛起视野下故乡“巨变”的文化地理图景，无疑能够最大限度地唤起受众群体的情感共鸣。

“巨变”的家国地理图景

《家乡》下辖的五个单元立足不同地域进行“中国梦”的具象化书写，它们采用的共性文化表达策略则在于构建一种“巨变”的银幕地理图景。这种巨变，亦即家园故土的空间更新与社会变迁，可以视为曾经留存在公众集体记忆中的中国向当下现代繁荣中国转型的最直接表征。

《北京好人》单元海报

具体来看，《家乡》的五个故事基本围绕着现代化建设与社会图景巨变的因果关系展开：《北京好人》将这种变化表述为一个北京人与异乡人身份谜语的谜底，张北京令衡水老家表舅冒用自己的北京社保卡治疗甲状腺瘤，最终却发现二人的“双簧”戏法徒劳无功，因为老舅的病症本就在农村医保范围之内。

《天上掉下个UFO》中，农民黄大宝化身乡村版科技狂人，其目的是为了解决贵州山区复杂地貌的交通与物流问题，力图以“要想富，先修路”式思维逻辑推动山村经济振兴。

《天上掉下个UFO》单元海报

《最后一课》中，曾在望溪村任教十年的教师老范因疾病出现精神错乱，他的记忆闪回并被禁锢在多年前破旧简陋教室的最后一堂课，当他看到昔日课堂上学生画的粗糙校舍草图已经落地现实，其记忆线索方才恢复如常。

《最后一课》单元海报

《回乡之路》单元海报

《回乡之路》中，闫飞燕记忆里黄沙漫天并时常扑入口鼻的故乡“味道”，在乔树林们日复一日的植树造林努力下，转变为沙地苹果的清冽甘甜。及至《神笔马亮》，主人公通过稻田画的形式实现了对乡村空间的文化赋能。

《神笔马亮》单元海报

这种巨变式地理景观，往往能够激起观者（包括剧中人物与观众）对其速度属性的震惊体验。这种速度属性，意指空间景观在较短历史时期内的快速更新与变迁。法国哲学家维利里奥曾将速度概念视为现代性批判的关键话语，他强调了西方社会借由种种推动社会加速发展的科技来维系自身的优势地位，但是这类速度技术也构成了对人类主体性的侵袭与控制。需要加以说明的是，速度技术的应用究竟会导向一种现代性的“陷阱”还是社会的繁荣景象，与其背后的使用主体和具体应用语境密切相关。在《家乡》案例中，对于业已与家乡渐趋陌生与疏离的返乡者们而言，他们回乡后的震惊体验不仅源自空间面貌的现代化革新，更是由于速度技术在他们尚未留意之时便已助力化解了家乡原有的种种短板与弱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当属《最后一课》。回到望溪村后，老范记忆线索的两个端点，一端联结的是他昔日教书育人的破旧教室，另一端则指向了灯火通明且屋舍俨然的新式学校。在老范的记忆跳接中，这种空间巨变几乎是瞬时间达成的。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剧照

寻找“巨变”的“时间证人”

家乡空间图景的变迁，势必会影响到个体与空间的情感联系。《家乡》中的“恋地情节”表现，不同于银幕上惯常描写的都市与村落的乡愁叙事，而是转向描绘空间环境巨变影响下个体对明亮未来的生活寄望。这部作品的核心叙事逻辑，就是反复论证巨变的家国地理图景的真实性与新的人地依恋关系的有效性。正如《天上掉下个UFO》中，《再进科学》栏目组的记者们调查UFO事件真相所采用的原则：如果要证明某件事情的真实性，首先需要定位时间证人。从家乡建设者（如黄大宝、乔树林、马亮）到返乡游子们（如张北京、老范、闫飞燕），这些时间证人的亲历参与和震惊体验，从现实生活实践层面构成了对巨变式家国图景有效性的证言证词。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剧照

寻找具备典型意义的时间证人，是主旋律题材作品再现历史或介入现实的通用叙事策略。譬如，“建国三部曲”作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无疑需要精准定位到亲身参与过重要历史事件的革命先辈与相关历史人物。《我和我的祖国》转换思路，将叙事焦点对准了新中国历史上数次重要历史事件的普通见证者，天安门广场电动旗杆设计师林治远、国防科技工作者高远、少年陈冬冬、外交官安文彬、出租车司机张北京、流浪者沃德乐与哈扎布、空军女飞行员吕潇然，分别是开国大典、原子弹研制成功、中国女排首夺奥运会冠军、香港回归、北京奥运会举办、神舟十一号飞船成功着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的亲历见证者。及至《家乡》，五个单元的主人公们不仅目睹了家乡巨变，更见证了近年来国家建设的斐然成绩，涉及农村医疗保障、山村特色旅游、乡村支教、沙漠治理和脱贫攻坚等多个社会热点议题。反过来看，社会转型与巨变，也为时间证人们强化自身与故乡的血脉联系、释放民族自信与家国豪情提供了基础支撑。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剧照

对于时间证人们而言，家乡巨变带来的感官冲击不仅停留在客观现实层面，还经由媒介手段的革新影响到了他们感知与连接外部世界的主要方式。叙事层面，《家乡》多次提及带有明显速度技术属性的信息手段如何重塑空间感，身处偏僻山村的黄大宝通过直播来向公众展示自己的奇异发明，望溪村众人的内部联系主要通过即时通讯方式实现，闫飞燕则通过“带货”直播为家乡的沙地苹果提供市场出路。进一步看，影片中的历次段落转换，均是经由大量普通人手机录像的窗口式排布展览来实现的。这些视频的共性在于，它们都可以被视为普通人寄给自己家乡的一封封影像“情书”。影片结尾处，数不胜数的移动影像拼接成一幅中国地图，由此实现了对现实生活层面最大多数时间证人的召唤与汇聚，也是对家乡巨变图景的一次集体致敬。

杜梁｜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