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可染精神的感召下
——谈构建“彭城画派”的可能性
□张尊军
艺术流派的形成基于地域、风格、艺术思想、师承等前提条件。而从地理学的角度来说,任何一种艺术风格、艺术思想的产生都会受地域影响。因此,大多数绘画流派首先是基于地域的划分,然后才是风格、艺术思想等的差异。
徐州的地域文化特征
地域文化一般是指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作为完整意义上的地域文化,一般具备四个基本特征:一是鲜明的地域性,二是文化外观与内涵上的特殊性,三是比较完整的文化体系,四是文化特征基本稳定。综观徐州地域文化,上述特征兼而有之。
徐州是东西南北五省通衢要道,是中原地区的核心地带,是淮海地区的中心。它地处平原,紧邻黄河,四季分明,是传统农业的主产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山水资源,不仅使之成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而且也促进了文化和经济的交融。推究文化渊源,徐州远古文明就是土著的东夷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它与孔孟故里为邻,颇受儒家文以载道、中庸和谐思想的影响。故徐州文化包容性很强,具有雄秀兼备的特质。
徐州是上古时期的“九州”之一,古称彭城。堪称史学家、哲学家的彭祖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贡献非常大。他同时也是堪与舜齐名的政治家、卓有功勋的军事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创造了集多种文化于一体的彭祖文化。而彭祖文化只是徐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大彭国只是古徐国区域的一座城邑。古徐国历经夏、商、周三代,历时一千六百余年。古徐国人民创造了灿烂的徐文化,形成了淳朴仁义的徐国民风。徐州还因其丰富而独特的两汉艺术资源而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历史人文资源厚重的徐州,拥有丰富的人文景观,诸如一代霸王项羽的戏马台,一诺千金、生死不渝的季子挂剑台,重情重义的关盼盼的燕子楼,与徐州太守苏东坡有关的苏堤、云龙山放鹤亭、云龙湖等等。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客居徐州多年,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历史悠久的徐州,民间艺术的土壤格外深厚而肥沃。这里有耀眼的“汉代三绝”,有稚拙而生动的剪纸艺术和泥塑玩具,有美轮美奂的糖人供和吹糖人,有渔鼓、扬琴、梆子、柳琴等民间戏曲,还有徐文化、彭祖文化、楚汉文化、儒家文化、道教文化等特色文化。
徐州绘画艺术由五千年前的古陶彩绘起步,历经各个朝代的层层演进,创作力量愈加强大,至现代出现了李可染、张伯英、王子云、王青芳、刘开渠、王肇民、朱丹、朱德群等书画界八大家。同时,徐州汉画像石作为一种富有特质的美术作品,包含了很多可资借鉴的元素,已成为徐州一张传承千年的文化历史“名片”。
“彭城画派”的构建
近几年来,中国画坛掀起了“画派”打造热。就江苏而言,新金陵画派、新吴门画派、太湖画派等可以说业已成形。徐州在江苏“吴韵汉风”中占有半壁江山,构建“彭城画派”可谓适逢其时。
一是“彭城画派”现象不容忽视。中国美术馆公共教育部主任、《中国美术馆》杂志执行副主编徐沛君在评述“彭城画派”现象时说,徐州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出现这么多的艺术家,走出这么多的艺术家,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自然环境,一个是人文环境。徐州处在南北交接地带,向南是吴文化,向北是齐鲁文化,向西与中原文化有联系。这样一来,徐州文化就具有了一种兼容并包的特征。从地缘文化的角度来说,凡是处于不同文化交接的地方,文学和艺术都比较活跃。徐州恰好就处在这样一个位置。徐州艺术家本身接触的教育都是兼容并包的,视野是宽广的。“兼容并包”与“视野广阔”正是“彭城画派”艺术风格形成的基因。江苏省文化厅副厅长、著名画家高云指出:“徐州能出这么多画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我认为,徐州是交通枢纽地区。文化的交融使徐州形成了一种开放、包容、大气的人文环境。培树‘彭城画派’是有根据的——它所拥有的丰厚的历史底蕴和众多的艺术家,为‘彭城画派’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今天徐州提出构建‘彭城画派’,正当其时。”
二是“彭城画派”群星璀璨。按照美术界一致认可的观点,要有资格被称为“画派”,起码应具备以下几个基本条件:相同或相近的地域性、有标杆式领军人物、前后相承的艺术思想或艺术主张、在相同或相近的艺术思想基础上形成风格相近的画风。对照上述条件,构建“彭城画派”是名正言顺的。
当代工笔画家喻继高先生说,界定“彭城画派”应看其是否有领军人物,领军人物是否有一批追随者。而开创了中国山水画新里程碑的一代宗师李可染先生可以说是众望所归的“彭城画派”领军人物。李可染是地地道道的徐州人。他的故居就在离彭城书院百米之外的广大巷。他是中国杰出的国画大师,其别具一格的笔墨特征几乎成为中国美术史中的一座丰碑。他从上世纪40年代初开始从事中国画教学和创作,后来师从齐白石、黄宾虹,潜心于民族传统绘画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他以造化为师,以“可贵者胆,所要者魂”的精神,屡下江南,万里写生,探索“光”与“墨”的变幻,将水墨画艺术提升到一个新境界。李可染的艺术风格与艺术精神对当代徐州画家影响巨大。很多当代徐州画家称自己的绘画风格、语言、构图等或多或少曾受到李可染的影响。
一个画派的形成不能只有领军人物。当代徐州优秀画家可谓群星璀璨,风格一脉相承。近百年间,徐州籍书画大家群体令人刮目相看。除李可染、张伯英、王子云、王青芳、刘开渠、王肇民、朱丹、朱德群等在中国美术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卓有贡献外,当代活跃在书画界的徐州籍艺术名家也数不胜数,如现居北京的张立辰、程大利、李小可、王为政等,现居南京的尉天池、喻继高、赵绪成、贺成、李畹、徐培晨等,还有在陕西的江文湛、在安徽的郭公达、在浙江的马世晓、在湖北的朱振庚等。而依然生活在徐州本土的书画家同样功底深厚,近年来佳作迭出。
三是“彭城画派”画家的艺术风格相似。他们汲取艺术养分的根须都深深扎在养育了他们的故土徐州,血脉里永远奔涌着“大风起兮云飞扬”这样豪放的汁液。故而,他们的艺术风格呈现出大致相同的取向:豪放、热烈、粗犷、写意。而这一风格源于徐州地域文化和汉代艺术的滋养,更源于徐州精神。李可染在中国山水画史上是公认的伟大存在,可谓“彭城画派”的领袖。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徐州无处不在的艺术气息;而作为回馈,其又为徐州书画提供了精神支撑。他那句“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几可作为所有“彭城画派”画家的座右铭乃至精神财富。书画家、艺术评论学者梅墨生说:“(他们)都曾经生长于徐州古地,都曾经被徐州的山山水水养育过。他们的骨脉血缘里都或多或少地被赋予了一种徐州精神。所谓‘徐州精神’就是一种拼搏的、不屈不挠的、富于激情的奋斗精神。”画家赵绪成认为,“彭城画派”实际上是向世人展示徐州精神、大汉精神。这种气魄、这种胆量、这种灵魂,应该在当下的艺术创作、艺术活动中突显出来,激励更多的画家创作出能够传世的作品。
《五牛图》 李可染作
“彭城画派”的传承与发展
近几年来,“汉风墨韵——李可染暨‘彭城画派’书画作品展”、“彭城画派”作品赴韩展等呈现出徐州美术两千余年的文化积淀,展现出“彭城画派”的坚守与创新,引起了国内外艺术界的关注。但在当下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常态下,“彭城画派”正面临打造与培育、传承与发展的现实问题。
绘画流派的构建与打造是文化精神再提升、再提炼、再整合的过程,也是一个寻找精神旗帜、培树领军人物、整合发展团队的过程,更是发现、培育、整合、传播、实现价值的过程。而且,这是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举措。它既是挖掘、发现与整合徐州文化艺术资源的一种有效手段与方式,也是创造徐州文化符号、文化品牌,提高徐州文化软实力的需要。它还是中国文化艺术“走出去”的需要。只有站在世界文明大视野中整合徐州文化传统与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才能使“彭城画派”的内涵更丰富,发展的步伐更具民族性、更加国际化。
赵绪成认为:“把李可染的艺术追求和艺术精神作为‘彭城画派’的灵魂,应该要把这种思想观念亮出来。”李可染既尊重传统又尊重时代,既尊重中国也尊重西方。继承传统,不只是技法传承,还有精神传承,而且主要是精神传承。当代徐州画家贵在不遗余力地对李可染精神、风格、品格及徐州本土的文化传统等进行继承与发扬,特别要关注、表现当代徐州人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在生活与创作中不断遵道贵德、提升境界、大胆创新。
培育“彭城画派”,一是要重视徐州地域文化的传承及其对“彭城画派”的影响。应重点开展汉画像石、徐州八大家、徐州美术史、徐州艺校四个个案研究及徐州区域文化,特别是楚汉道教乃至儒家文化对绘画艺术理念、审美心理结构及审美文化取向的影响的研究。二要重视整合徐州文化艺术资源。要摆脱那种为画派而画派的形式主义,更不能把画派当成一种标签。要在挖掘其独立理念精神及传统上下功夫,逐步形成寻找发现与挖掘放大徐州文化艺术资源的长效机制,适时建立集政府力量与民智于一体的“彭城画派”发展基金。三要正视市场在价值形成与传播中的重要作用。要积极发挥徐州艺术品市场和徐州画廊协会在培育“彭城画派”中应有的作用,促进艺术金融产业发展壮大和绘画国际化战略的实施。
“彭城画派”正破壳而出,但愿徐州当代艺术家们能将豪放而热烈的徐州精神大力传扬出去。(来源:《中国书画报》国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