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革新：中国近现代花鸟画的衍变|画派南天有继人：岭南画派花鸟画的传变

岭南画派花鸟画开拓者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在生前均没有认可“岭南画派”这个称号，大概是不愿被世人定义为地域性的画家团体，而且这一名称也没有体现出“折中中西，融汇古今”的中国画革新理念。故而，高剑父从未公开自称“岭南画派”，而是自我定义为“折中派”。1936年出版的《中国美术会季刊》使用了“岭南画派”这一名称，并列举了岭南画派的十大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山月和黎雄才到北京举办画展，媒体将他们称为岭南画派画家。显然，“岭南画派”这一名称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且得到了世人的公认。

画风流布

20 世纪初，岭南画派花鸟画创始人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先后留学日本。学成归国后，他们开始向国人展示熔传统中国画、西洋画和日本画于一炉的“新国画”。此时的中国正处于辛亥革命时期，日渐加深的民族危机和日益腐败的清王朝，迫使中国人民奋起抗争、救亡图存。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在投身革命、挽救民族危亡的同时，通过出版报刊、举办画展和普及美术教育等形式开展艺术革命，传布正在走向成熟的岭南画派花鸟画。

创办《真相画报》是岭南画派花鸟画流布的重要方式。

1912年，高剑父、高奇峰在上海创办综合性美术期刊《真相画报》，在国际化、多元化的上海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和“折中中西，融汇古今”的艺术革新主张，扩大了岭南画派花鸟画的影响。虽然《真相画报》仅仅发行了17期，但是它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和对岭南画派花鸟画流布的作用却是巨大的。《真相画报》刊出的图片主要分为历史画、美术画、地势写真画、滑稽画、时事写真画、名胜写真画和时事画等七大类，其中美术画又分为古派、折中派、东洋派和西洋派几种绘画类型。而占据比例较重的折中派作品，大多是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的花鸟画作品，高奇峰有20幅之多，如《雪地小鸟图》《虎啸图》《梅花鹿图》《松鹰图》《紫藤图》和《雪狮图》等；高剑父的作品有《枫叶秋雨图》《花卉四屏图》《残荷图》等；陈树人的作品有《鸡鸣图》《青松红日图》等。作为当时上海美术界极具影响力的报刊，《真相画报》推动了中国画的革新和发展。岭南画派花鸟画艺术风格和创作理念，随着《真相画报》的广泛发行深入上海，在江浙沪地区产生了较大影响，成为与海上画派花鸟画比肩的近现代花鸟画重要流派。

举办和参加画展是岭南画派花鸟画扩大影响力的又一重要途径。

高剑父于1908年在广州西关仓颉庙举办个人画展，展出了多幅折中中西绘画的花鸟画作品，为岭南画坛吹入了一股清新的画风。继之，他又在南京、上海、杭州、香港等地以及日本、朝鲜等国举办画展，将富有创新精神的岭南画派花鸟画流布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1920年，高剑父随孙中山回到广东，次年发起组织了广东第一届美术展览会。展览中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那些风格清新的花鸟画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是岭南画派花鸟画创立者的第一次集体亮相，社会舆论开始称他们为“岭南三杰”。1936年5月，在南京和上海分别举行了春睡画院展览，形成了岭南画派的群体效应，进一步扩大了岭南画派花鸟画的影响。傅抱石曾说：“（高）剑父年来将滋长于岭南的画风由珠江流域发展到了长江。这种运动，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毫无意义的，是有其时代性的。”

即使在战火连绵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岭南三杰”也多次举办画展，鼓舞人们抗敌卫国的斗志，传播艺术革新的理念，进一步扩大了岭南画派花鸟画的影响。1939年，高剑父克服重重困难，将流散于各地的岭南画派画家的200多件作品集中起来，在澳门商会举办了春睡画展，愤怒地谴责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行径。1947年，陈树人在上海大新公司画厅举办陈树人画展，展出了包括花鸟画在内的170多幅作品。宋庆龄、宋美龄莅临参观，影响巨大。

岭南画派花鸟画开拓者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毕生热衷普及美术教育、培养岭南画派后继之人。

1923年，高剑父在广州创办春睡画院，成为岭南画派践行“折中中西，融汇古今”艺术主张的基地，诞生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岭南画派花鸟画继承者。1925年，高奇峰开设美学馆，培养了包括岭南画派花鸟画大家赵少昂在内的“天风七子”等诸多优秀画家。陈树人虽然没有开班授徒，但他曾兼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和武昌艺术专科学校校董，十分关心画坛新一代的培养。他还在《真相画报》连载译述的《新画法》（又名《绘画独习书》），普及新的绘画技法，影响深远。

岭南画派花鸟画在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的推动下，不仅声名远播，其融合中西的艺术理念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在海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而且画家队伍日益壮大，蔚然而成气候。人们开始将它与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海上画派花鸟画相提并论。

岭南画派花鸟画后继三杰

作为岭南画派重要组成部分的岭南画派花鸟画，其画风的传承延绵不绝，直至今日。它由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共同创立，后继画家中较有成就者有“岭南四杰”中的赵少昂、关山月和杨善深。

赵少昂（1905—1998），名恒，字叔仪，原籍广东番禺，生于广州。其早年丧父，家境贫寒，少年时嗜好绘画。1921年，高奇峰在广州开设美学馆，16岁的赵少昂前往报考，成为高奇峰最年轻的弟子。赵少昂得到高奇峰的悉心指导，画艺大进。1930年，赵少昂在广州创办岭南艺苑，开班授课，前来学习绘画者众多，同年创作的《白孔雀图》获比利时万国博览会金牌奖，由此声名远播。

鸳鸯图 赵少昂 作

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赵少昂前往重庆担任国立中央大学和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途经湘、桂、黔等地。沿途写生、作画，并举办个人画展，将售画所得捐赠难民、灾民。赵少昂爱国忧民的情怀和精湛的绘画技艺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好评。徐悲鸿为赵少昂在重庆举办的画展撰文，称赞道：“（赵少昂）卓绝之艺，敦厚之性，所至并为人坚留不令行。其画可爱，其品尤可慕也。余尝赠以诗曰：‘画派南天有继人，赵君花鸟实传神；秋风塞上老骑客，漫烂春光艳羡深。’”

抗战胜利后，赵少昂回到广州，任广州大学美术科教授。

1948年，赵少昂为潜心研习绘画，迁居香港。1951年，应朝日新闻社之邀，赵少昂东渡日本举办画展。由此直至1982年，他游历欧美及东南亚等地，举办画展和讲学，所到之处皆得到热烈欢迎，使岭南画派花鸟画在欧美及东南亚等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赵少昂花鸟画师承高奇峰，以传统花鸟画为基础，融合西洋绘画和日本绘画技法，呈现岭南画派花鸟画“折中中西”的艺术风貌。笔墨上，他追求简练精妙，以洒脱淋漓的笔墨利落轻盈地绘制出鲜活灵动的花卉禽鸟，寓工致精细于奔放粗狂之中，意趣动人，极具文人画的人文意蕴。敷色上，他结合撞水、撞粉法和西洋水彩技法，兼有墨色相衬，对比强烈又不流于粗俗，产生出秀丽中见凝重的艺术审美效果。赵少昂将调色与运笔相结合，作画前先在毛笔的各个部位掭上不同的色或墨，下笔时一挥而就。色与墨在刹那间交融，所绘物象犹如天然而成，极为精妙。譬如他绘制的《鸳鸯图》和《孔雀图》中的鸳鸯和孔雀，“都似乎真真正正在扑腾、在嘶鸣、在蠕动，令你禁不住要伸出指头去摸一摸，看是否能触到什么东西”。（周锡《岭南画派——它的过去、现在与将来》）

关山月（1912—2000），原名关泽霈，广东阳江人。其极具艺术天赋，被高剑父免费召入春睡画院，成为高剑父的入室弟子。高剑父“折中中西”的艺术主张和独特的绘画技法，对关山月影响深刻。1939年，关山月离开广东，途经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青海、陕西等地写生、创作、举办画展，以卖画维持生活和筹措资金。他还临摹了60多幅敦煌壁画。在这次带着爱国热情和艺术思考的旅行写生中，关山月的绘画风格逐渐形成。这种极具关山月个人性格和时代气息的风格，得到了许多文艺界人士的好评。郭沫若在关山月《塞外驼铃图》上题跋云：“关君山月有志于画道革新，侧重画材，酌挹民间生活，而一以写生之法出之，成绩斐然。”

俏不争春图（局部） 关山月 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关山月返回广州。1946年，高剑父任广州市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关山月任教授兼中国画科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山月先后任教于中南文艺学院、中南美术专科学校、广州美术学院，并出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画院院长。

关山月在花鸟画艺术实践中，践行高剑父所倡导的“折中中西，融汇古今”的艺术主张，致力于传统花鸟画技法的传承和革新，秉承“笔墨当随时代”的创作理念，深入生活进行写生。其花鸟画作品兼具传统笔墨、时代精神和个人特色，尤其梅花题材的作品，无论红梅、白梅，抑或墨梅，莫不气势磅礴、雄伟厚重，呈现出“铁骨傲冰雪，幽香透国魂”的意境，将画家对高洁人格的追求表现得淋漓尽致，有“当今画梅第一人”之誉。

绘制于1973年的《俏不争春图》，纵140厘米、横98厘米，现藏于中国美术馆，是关山月花鸟画的代表作之一。这幅作品的主题取自毛泽东词句：“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图中梅花用红色点染，笔力雄健、气势逼人，彰显出昂扬的斗志和拼搏的精神；枝干用墨笔写就，古朴浑厚、挺拔遒劲。画作构图极为饱满，仅在画面左上角留些许空白。密密匝匝、鲜红灿烂的梅花随风摇曳，犹如红色的乐符，汇聚成“俏也不争春”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雄浑乐章。与《俏不争春图》在艺术风格和表现技法上较为接近的，还有关山月创作于1979年的《大地回春图》。图中有一棵雄健粗壮的松树主干斜亘，翠竹、寒梅相互穿插于一旁，布满画面；花木丛中，麻雀嬉闹，透露出春回大地的信息。

杨善深（1913—2004），字柳斋，广东台山客家人，自幼嗜好绘画。1930年，其移居香港，结识高剑父。在高剑父的鼓励下，杨善深东渡日本，进入京都堂本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师事日本著名画家堂本印象系统学习绘画理论和技法。回国后，他在香港等地举办个人画展，大获成功。1941年，杨善深避居澳门，和高剑父经常相聚，深受高剑父“折中中西，融汇古今”的中国画革新思想的影响，逐渐形成独具个性的绘画风格。

秋荷图 杨善深 作

1949年，杨善深定居香港，后在香港成立春风画会，传授画艺。

杨善深的花鸟画以中国传统花鸟画为依归，吸收西洋画和日本画技法，在承袭岭南画派花鸟画艺术的基础上，形成构图精练、笔墨灵动、敷色清雅、立意新颖的画风。他的花鸟画在意境上和陈树人的花鸟画比较接近，具有较多的文人画意蕴。“他兼收‘岭南三杰’之所长，尽为己用。杨氏笔触沉稳厚健，运用随意，而无高剑父霸悍之气”。（邓海超《杨善深的画》）如果我们将杨善深所绘的以猛虎为主题的《雄风图》与高剑父的《百兽之王图》作一比较的话，不难发现两者在笔墨技法和作品意境上的差异。高剑父以强调老虎的威猛来宣示自己的革命意志，而杨善深笔下的老虎则以静卧的姿势来表现其天性中深沉的一面。杨善深的花鸟画在用粉上颇具特色，其行笔较接近日本画，十分注意笔气相连，使画面物象充满灵气，有天然一体的感觉。譬如《秋荷图》中的白色荷花，先用淡墨勾勒花瓣形态，再在花瓣尖部用中墨稍勾增强其立体感，然后用白粉分染，并趁湿用白粉勾筋。《秋荷图》中轻巧秀雅的荷花和浑厚粗犷的荷叶相得益彰，别有意趣。

画史地位

岭南画派花鸟画的崛起和传变，是近现代西洋文化传入中国、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果，也是岭南地区花鸟画发展的必然。明代林良擅长墨笔花鸟画，开岭南花鸟画一代风气，宗法者甚多。清代居巢、居廉善绘花卉禽鸟，沿袭恽南田没骨法，开近代岭南画派花鸟画技法革新之先河。岭南画派花鸟画肇始于居巢、居廉，确立于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他们是岭南画派花鸟画的第一代画家。而以赵少昂、关山月和杨善深为代表的第二代画家，则将岭南画派花鸟画的画风发扬光大，使岭南画派花鸟画成为和海上画派花鸟画、京津画派花鸟画并驾齐驱的近现代花鸟画的重要流派。

岭南画派花鸟画在中国近现代花鸟画衍变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它最大的历史性贡献在于“吹响了封建制度之结束、中国社会开始新纪元的绘画革命号角”。（孔六庆《中国画艺术专史·花鸟卷》）故而，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中国近现代花鸟画的变革是从岭南画派花鸟画开始的。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新旧思想进行着激烈的交锋，人们的认识尚处在交错复杂的状态。如此时局之下倡导花鸟画变革，需要前驱者具有前瞻于时代的眼光和超越常人的胆魄。岭南画派花鸟画形成伊始，即遭到守旧势力的围攻，被贬斥为“实际上是日本画的中国变种”“四不像，野狐禅”和“不伦不类，不中不西”的“杂种仔”。1926年，高剑父在广州执信中学游艺会上举办“新派画大展”，国民政府出资购买高剑父、高奇峰的作品，陈列于新建的中山纪念堂里，岭南画派花鸟画因此开始被社会广泛关注。同年，高剑父的学生方人定在《国民新闻》上发表《新国画与旧国画》一文，阐述借鉴西洋绘画来变革中国画的必要性，并推崇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为典范。广州国画研究会立刻也在《国民新闻》上发表文章，反对改革中国画，指责岭南画派花鸟画是数典忘祖。继之双方展开了长达数月的激烈论战，直至1928年，广州国画研究会在其刊印的《国画特刊》中，依然指责“折中派”花鸟画是异端、是“混血儿的画”。

20 世纪30 年代后期，高剑父发表《我的现代绘画观》一文，有力地回击了艺术上的封建宗族意识和封闭的嗣传观念，系统地阐述了岭南画派艺术革新的宗旨和基本观念，使岭南画派花鸟画有了明确的理论依据和实践纲领。岭南画派花鸟画的历史贡献和地位逐渐被世人认可。傅抱石在《民国以来国画之史的观察》一文中，将岭南画派的第一代画家称为“抱有改革的大愿，并且实际从事多年，各有千秋”的画家，并对春睡画院中的第二代画家表达了“佩服”之情，感叹道：“中国画的革新或者要希望珠江流域了。”

岭南画派花鸟画以中国传统花鸟画为基础，融合西洋绘画和日本绘画，给中国花鸟画坛注入了勃勃生机，为花鸟画在近现代的衍变提供了一种成功的范式，即以建立现实的、大众的现代国画（新国画）为宗旨，以“折中中西，融汇古今”为实践模式，形成雅俗共赏、墨彩并重的极具时代气息的绘画风格和艺术面貌。这一范式对于突破囿于传统的绘画创作观念、推动花鸟画在近现代推陈出新，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