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现代绘画先行者：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Jose de Goyay Luvientes 1746-1828）

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Jose de Goyay Luvientes 1746-1828）简介：

      弗朗西斯科·戈雅不仅是西班牙的油画家、版画家，也是著名的漫画家。他出生于1748年3月30日，年青时跟随胡塞·卢赞学画，学过装饰美术，并追随大师伦勃朗等人的画风。他曾游学罗马。早年作过宗教壁画，1775年起还为皇家织造工场工作前后18年之久，设计过挂毯，画稿多反映民间生活，对欧洲的装饰美术也有所革新。1780年被举为皇家美术院院士，任宫廷画家。1792年他患耳聋病后，创作了更多的具有民主倾向的现实主义的作品，画风与早期显然不同，色彩由明朗鲜艳转为较为深沉、浑厚，更进一步探索人物性格的表现和反映社会的矛盾斗争，作有铜版组画《奇想集》（或《狂想曲》）。戈雅对拿破仑曾怀有好感，就像贝多芬曾经想把第三交响乐送给他一样，戈雅也向拿破仑送过画，以表示对他的敬崇。可是，当1808年5月法军进入马德里，对抗法的西班牙人民大肆屠杀，画家亲眼目睹了爱国的游击队员们夜间被行刑的惨状。于是，在1814年法军撤走之后，积压在他心里达6年之久的痛苦和愤怒终于爆发出来了，立即创作了《5月2日马德里巷战》和《5月3日的枪杀》两幅作品。《5月3日的枪杀》一画，堪称是美术史上抗议民族压迫，控诉侵略战争的最为有力的作品之一。以后，又陆续创作了版画集《战争的灾难》，控诉侵略者的罪行，歌颂人民的英勇斗争。战后，新国王弗朗多七世登基，重新恢复帝制。由于对西班牙统治者的不满，1824年辞去宫廷职位，被迫侨居法国，直至逝世。《奇想集》和《战争的灾难》可称之为杰出的政治漫画作品，我将另文介绍。

      “近代欧洲绘画是从戈雅开始的”。作为18—19世纪的伟大、进步的画家，戈雅所创作的油画和漫画，无论从思想性和艺术性来看，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思想和艺术的两个方面看，戈雅都当得起是位“先驱者”。他虽远在西班牙宫廷里，却深切地感受到18世纪启蒙主义的思想光芒和法国大革命的巨浪。在思想上，他是一位热情的爱国者、反封建的斗士、同情劳动人民的民主主义者。尽管他去过意大利，而当时的西班牙画家中大多是古典主义的追随者，可是他却在艺术上创造了几乎与学院的古典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崭新的风格。事实上，他预示了19世纪和20世纪一切重要运动，比如浪漫主义、印象派、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等等，这些运动都毫无异议地从戈雅的绘画艺术中获得了启发和营养，所受影响是很深刻的。

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Jose de Goyay Luvientes 1746-1828）生平：

1746年3月30日　出生于萨拉戈萨市附近的福恩特托多司村。父亲是一个贫苦的祭坛镀金工匠，母亲出生破落贵族。

1760年　戈雅随父母迁居萨拉戈萨，并被送进修道士赫阿津的学校学习。萨拉戈萨是一个民风强悍、富有斗争传统的城市。这里的风土人情、民间习俗曾给戈雅以极大的影响，形成了他坚强不屈的气质。

1770年　前往意大利。

1771年　以《胜利者汉尼拔从阿尔卑斯山高地视察被他征服的土地》一画，在巴尔姆艺术学院的竞赛中获得二等奖。同年，他重归祖国，开始在故乡教堂里画壁画。

1771年后 戈雅在一位那不勒斯画派的画家何塞?鲁赞-伊-马尔底涅斯的画室学画。

1775年　又重返马德里，并在那里结婚，妻子是好友画家弗朗西斯科?巴依也乌的妹妹霍塞法。

1776年　通过巴依也乌的介绍，戈雅从孟格斯那里接受了为皇家圣巴巴拉织造厂绘制第一批葛布兰花毯图样的任务。

1779年　受到国王查理三世的接见。

1780年　被选入学院。

1780-1781年　戈雅摆脱了巴伊也乌的监护。

1784年　由于一幅描绘圣虽尔纳金·西恩斯在阿里方司·阿拉贡面前布教的油画，第一次博得官方好评。

1785年　戈雅在官方已经有了一定的地位，在圣费尔南多学院任副院长。

1876年　任皇家织造工厂的美术领班。

1789年　获宫廷画家的称号。

1790年　后戈雅享有很高的声望。

1792年　戈雅身染重病，丧失了听力。

1803年　查理四世国王接受了戈雅的献礼《狂想曲》。并给他的独生子颁发了养老金，并使戈雅可以保护自己免受宗教裁判的迫害。

1708年后　西班牙被拿破仑军队占领，他创作了一批富于Ji情和逼真表现力的悲剧性作品。

1824年　戈雅在波尔多市西班牙自由侨民法国中心度过最后四年。

1828年4月16日　病故，享年82岁。

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Jose de Goyay Luvientes ）艺术历程：

      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Jose de Goyay Luvientes,1746-1828）1746年3月30日出生于萨拉戈萨市附近的福恩特托多司村。父亲是一个贫苦的祭坛镀金工匠，母亲出生破落贵族。但是对于艺术说来，他直到1772年都还没有出生。

      1760年戈雅随父母迁居萨拉戈萨，并被送进修道士赫阿津的学校学习。在学习期间戈雅曾在巴尔姆学院获得了二等奖。此后，他从师于一位那不勒斯画派的画家何塞·鲁赞-伊-马尔底涅斯。到1770年左右，戈雅又在德里·比拉尔圣母教堂和萨拉戈萨附近的卡尔特吉教团的阿乌尔·德伊僧院画了若干幅宗教画。他在l771至1772年间画的那些画表明，他已经相当好地掌握了巴洛克的传统，并且也说明了他对大块明暗风格的爱好。我们还可以感觉到戈雅作品的影响力和突出的表现力。（如作于1770年的“基督殉难图”）但是谁也不能凭这些东西预告未来的戈雅。

      1775年重返马德里，并在那里结婚，妻子是好友画家弗朗西斯科·巴依也乌的妹妹霍塞法。也正是由于巴依也乌的关照，戈雅的生活有了改变。通过巴依也乌戈雅从孟格斯那里接受了为皇家圣巴巴拉织造厂绘制第一批葛布兰花毯图样的任务。他在l780年被选入圣费南多学院，1779年又受到国王查理三世的接见， 1780-1781年间，他摆脱了巴依也乌的监护，而在l784年由于一幅描绘圣别尔纳尔金?西恩斯在阿里方司·阿拉贡面前布教的油画，第一次博得官方好评。到1785年，戈雅在官方已经有很高的地位了。

      绘制葛布兰花毯画图样对戈雅的今后的艺术之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图样或画稿并不需要像油画所必须具备的那种学院派的完整性，这就使得年轻的戈雅可以更直率、更真挚地表现自己的幻想。除此以外，尽管必须接受孟格斯的指导，但是为葛布兰花毯所规定的题材却是带有民间的特色和取自当代生活的；因此，戈雅有极好的机会来自由地发挥自己的幻想。 

陶器市场  （图1）

      作于1778年的“陶器市场”（图1）相当明显地显示了戈雅艺术的主要优点。绘画表现的鲜明性，人物同背景的完美溶合，构图的貌似杂乱的丰富性，为每一个仿佛信手拈来的人物增添了温柔气息的灵活用笔，使每一个农妇如同贵妇一般尊严，使每一件陶器富有夏尔丹静物式的家常趣味的18世纪优雅气派一一所有这一切都是戈雅径自创造的，虽然也并未脱离欧洲的、委拉斯凯兹的、威尼斯的和法国的极尽精致的传统。但是，在这幅画里，已经感觉到戈雅的独一无二和无与伦比的手笔：在画面上看得到一种信心、果断，一种出人意外东西的存在；每一个人物都是生动感人的，而且也是各有千秋的。戈雅温情脉脉地爱着他所描绘的人们，但也不无一点倨傲的笑意。他创造了一篇童话，并且把它纳入了诗的形式。
　
      在查理三世逝世和查理四世1789年即位之后，戈雅成了宫廷画家，虽然戈雅担任了宫廷职务，但他的心却不属于宫廷。相反地，他怀有一颗反叛者的心，尽管戈雅本人并未自觉到这一点。突然发生的一场灾难打开了他的眼界，使他看到了周围发生的事情，Ji起他一种殊死的勇气，促使他极其真诚地来表现自己的感情，给了他以真正道义上的自由。

宗教裁判法庭   （图2）

      戈雅在1792年身染重病，结果丧失了听力。戈雅在1794年写道：“我的健康依然如故。有时我会控制不住，以致自己讨厌自己；有时我又觉得自己比较平静。”但是，他失去了某种东西：乐观主义。说到耳聋，由于戈雅同世界隔绝了，他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属于自己的了。结果是他的艺术的更加深刻化。他在1794年写道：“为了占据被我的痛苦景象所压抑的想象力，为了部分地抵消由于患病而带来的大量开支，我着手画一卷组画，它们主要是描写我的观察，而这在订画作品中往往就办不到，在那些作品中根本无从迁想妙得。”在这些画中有一幅“宗教裁判法庭”（图2）。试把它同“陶器市场”（图1）作个比较。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崭新的艺术；要是我们能够猜得出这就是那个画家的话，那就不能不对他的个性的这种变化感到惊异。他那轻快的笔触在“陶器市场”里表现了欢乐的信赖的微笑，而在“宗教裁判法庭”里却表现了一种隐藏着失望的嘲讽。画面上一大片、一大片深暗部分，似乎是充满着幻影。远处的灰暗面，茫茫然恍惚不定。在这一片绵延不尽的幽灵似的形体中间，活动着一群只有恶魔才臆想得出来的充当法官的僧侣；他们充满着阴谋和残忍、伪诈和愚蠢。在他们中间，我们只能看到一个人的存在一一那在荒唐的高帽子沉重侮辱之下低下头来和在命运面前不得不屈服的被告。在表现所有这些感觉时，绘画不仅运用自己的手段，制造了光和影的混成一片，制造了闪电一样迅速的光线在昏昏冥冥之中的突然出现，而且还制造了可视的形体和精神的形体(是人是鬼反正一样)同一切造型形式的完全脱离。这样，我们就不仅看见了那个主要被告的不取决于+体美的道德美，而且也明显地看见了那个狞笑的僧侣和那个发号施令、大逞++的僧侣以至旁听者中的那个神色痴呆的人物的++美。

++的玛哈

      绘于1798-1805年的“++的玛哈”（图3）和“着衣的玛哈”（图4）是戈雅的代表作品，“玛哈”是西班牙语“俏女郎”的意思。两幅画中人物姿态都相同，双掌交叉于头后，身躯斜卧于床上，人物俊俏。画家致立于表现人物身上所诱发出来的青春美的魅力。这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黑暗统治年代，不能不说具有十分重要的反封建意义。

着衣的玛哈

      这里两幅著名的妇女肖像“着衣的玛哈”与“++的玛哈”，是两幅同一姿态和构图的青年女子着衣和Luo体像。“着衣的玛哈”穿一件紧贴身子的白衣服，束一玫瑰色宽腰带，上身套一件黑色大网格金黄色短外衣，暖调子以红褐色为背景，使枕头、衣服和铺在绿色软榻上的浅绿绸子显得分外热烈。而在“Luo体的玛哈”上，背景减弱了。姑娘的娇柔躯体被软榻上墨绿色天鹅绒的冷调子所加强。这两幅画给戈雅带来了极大的声誉。戈雅在这两幅画上运用淋漓酣畅的小笔触，几乎是一气呵成地把握住同一形象的基本造型。这两幅“玛哈”是戈雅的独辟蹊径之作，因为在西班牙绘画史上极少有++像，它是不为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容忍的。不仅在绘画上，而且在工艺装饰，镜子或家具上面，都不允许有++形象出现。17世纪西班牙绘画大师委拉士开兹之敢于画出“镜前的维纳斯”，乃是在国王的庇护下，所以戈雅这两幅画中的++++油画，也许是绝无仅有的一幅。

      1784年标志着戈雅的绘画生涯飞黄腾达和他同宫廷与贵族和联系以及他社会活动的开始。他被马德里接收为圣费南多学院的会员。随之，又升任为该院的副院长。这时期他在肖像画上有突出的表现。他给皇戚、贵族、将军、教士、演员、画家、甚至斗牛士都画过肖像，在他的画时里，大块的阴影消失了，而色彩则有了空前柔和的搭配。这些作品都充满着热情，善于揭示人物的内在特征，这是他的现实主义手法在肖像画上的最大贡献。1800年绘制的“查理四世一家”（图5）就是这种肖像画的最典型的一幅。

查理四世一家 （图5）

      国王卡洛斯四世是个脑满肠肥、低能昏庸的统治者，他极愿意站到画架前让戈雅作画。他臃肿的身体活象一只火鸡；皇后玛丽亚·鲁伊萨则歪着脖子，装出一副认真的样子，由于她长得丑陋，加上脸上现出一本正经的状态，反而显得十分可笑。两边则是他们的女儿、女婿、儿媳和姐弟。有的挺胸凸肚，有的呆苦木鸡。人物呈弧线形地前后交错站开。国王的姐姐唐娜·何赛法（左起第五人），因为长得实在不理想，画家只得把她画成脸转向后面的样子，国王的兄弟唐?巴斯夸尔（紧挨在国王后面、只露出一个头部，也因俗恶不堪，没有去画他的全身。只有几个儿童稍显娇秀些，如中央由皇后搀扶的小王子帕乌拉及皇后左侧的小公主伊萨贝尔，但都因表情不够灵活而使这幅画枯燥无味。戈雅倒并不在有意丑化这些皇族成员，而是凭着他那天才的洞察力，深入挖掘这些人物只知享受的空虚灵魂，从而生动地揭示出这些人物的本质特征。

      “13”在西方传统观念中是个不吉利的数字，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可又要使皇族一家一个不漏，画家便在画面左侧后景中的暗部，添画了戈雅的半截身子。在这里戈雅没有用明亮的颜色去渲染自己，仅仅为了打破忌讳，使全书取得统一。戈雅以表现锦绣的衣服和金银宝石饰物等装饰色彩来加强这幅画的宝贵气氛。但全局上并没有蓄意的装饰意图。它的现实主义价值在于，为后世提供了历史人物的真实范例。

5月2日的起义 （图6）

      1808年发生了一场新的灾难，但这一回已经不是他个人的灾难，而是西班牙的灾难了：法国人入侵，查理四世退位，约瑟夫·波拿巴的统治。戈雅的一些开明的朋友都曾满意于法国人的到来。就如从前戈雅曾经认为查理四世及其宫廷是自己的主人一样，现在他也接受了约瑟夫·波拿巴所建立的“西班牙秩序”和为拿破仑的博物馆选送五十幅油画的任务。但是，现在却充满了对法国人入侵的惊恐与愤怒。在1814年2月24日法国人撤退后，戈雅向摄政王表示了“用自己的画笔铭刻我们的起义者反对欧洲暴君的丰功伟绩的无比强烈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