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九江庐山五老峰南麓的后屏山之阳。书院傍山而建,一簇楼阁庭园尽在参天古木的掩映之中。南唐升元年间,白鹿洞正式辟为书馆,称白鹿洞学馆,亦称“庐山国学”。宋仁宗五年,改称“白鹿洞之书堂”,与当时的岳麓书院、应天府、嵩阳书院并为“四大书院”。
书院的创始人可以追溯到唐朝的李渤。个人认为,此李渤即苏轼名篇《石钟山记》中“盖笑俪道元之简,而李渤之陋也”中的那个。因为两人活动时间类似,活动地点类似,身份类似。
南唐昇元四年(940),南唐政权在李渤隐居的地方建立学馆,称“庐山国学”,又称“白鹿国学”。这是一所与金陵(今南京)国子监相类似的高等学府。北宋初年,江州的乡贤明起等,在白鹿洞办起了书院,“白鹿洞书院”之名从此始,但不久即废。直到著名理学家朱熹重修书院之后,白鹿洞书院才扬名国内。朱熹不仅重修了白鹿洞书院,而且还建立了严格的书院规章制度。
《白鹿洞书院教条》不但体现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思想,而且成为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样式,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
自朱熹之后,白鹿洞书院“一时文风士习之盛济济焉,彬彬焉”它与岳麓书院一样,成为宋代传习理学的重要基地。
元代末年,白鹿洞书院被毁于战火。明代最早的一次维修为正统元年(1436),以后还有成化、弘治、嘉靖、万历年间的维修。进入清代,白鹿洞书院仍有多次维修,办学不断。19世纪末期,我国的政治、经济发生急剧的变化,出现了教育改革的热潮。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帝下令变法,改书院为学堂。白鹿洞书院于光绪二十九年停办,洞田归南康府(今星子)中学堂管理。宣统二年(1910),白鹿洞书院改为江西高等林业学堂。国民党时期,蒋介石准备要南昌中正大学接管白鹿洞书院,但未实现。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对白鹿洞书院进行保护和维修。1959年列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成立庐山白鹿洞文物管理所;1988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二级自然保护区,同年设置作为学术研究机构的白鹿洞书院建置;1990年成立庐山白鹿洞书院管理委员会。现在,白鹿洞书院已形成集文物管理、教学、学术研究、旅游接待、林园建设五位一体的综合管理体制。
1928年,胡适来到白鹿洞书院,并对其赞不绝口。胡适盛赞白鹿洞有两个原因,一是“白鹿洞书院是最早的书院,是我国书院的‘四大祀宗’之一”;二是朱熹亲定的《白鹿洞规》“简要明白,遂成为后世七百年的教育宗旨。”
在他的《庐山游记》中,他有一段著名的论断:“庐山有三处史迹代表三大趋势:
(一)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
(二)白鹿洞,代表中国近代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
(三)牯岭,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刘少奇同志曾由武汉到达庐山白鹿洞书院,住在御书阁,从事革命活动。1959年8月刘少奇主席再次来到白鹿洞书院,旧地重游非常高兴,据当时陪同来的原九江专区专员朱冰同志回忆:“8月19日上午,我接通知乘车到庐山脚下威家公路边迎候少奇同志。会车后,一同沿公路南行”。“当时进书院没有公路,要走三、四里路。少奇同志坚持前往,他一下车,就顺手在随从人员手中接过一顶草帽,戴在头上,兴致勃勃地同大家一起走着山村田埂羊肠小道”。“进院时,大家都已汗流浃背。”走到藏书阁前,他若有所思地说:“我曾在这里住过,当时上面有不少书哩。”因阁楼维修,藏书已转移星子县文化馆保存,不在阁里了。很幸运,我的爷爷,也就是当时我们村的村委书记,能够陪同刘少奇同志一起参观白鹿洞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