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鉴定大师朱家蟳

      朱家蟳先生离开我们快三年了，每当想起朱先生满腹经纶的学识、高风亮节的情操，我们对他的怀念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朱家蟳先生经历丰富，学识非常渊博，他不仅精通中国书画、青铜器、古代美术史和明清历史，还在戏曲表演艺术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不过，我们与朱先生的缘分还是从鉴定古籍开始的。

      记得1998年秋季拍卖时，嘉德公司拟上拍一部《玉台新咏》，这是明代三刻宋版的书籍，我们分析是原故宫的藏书。从历史记载来看，普通的大内藏书都会有“五福五代堂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继鉴”和“天禄琳琅”六方印记。这六方印记是清宫“天禄琳琅”的藏书标志，它们中除“天禄继鉴”是嘉庆皇帝的印记外，其余五印都是乾隆皇帝的，又称“天子五玺”。但是，我们当时征集到的这部书只有“天禄琳琅”、“天禄继鉴”和“嘉庆御览之宝”，却没有其他称得上是重要鉴定依据的印记。正因如此，这部书到底是不是宫中藏书，在当时引起了很多人的质疑。我们认为这部书从装帧、印章上看都没有问题，但由于缺少有力的依据而没有十足把握。面临社会上对这部书的印章产生怀疑的巨大压力时，我们请教了朱先生，希望搞清这部书到底是不是宫中藏书。朱先生以他多年的鉴定知识和对宫廷史的高深研究，对这部书做出了判断，明确肯定了这部书的来源。朱先生认为，这部书应该是“天禄琳琅”的藏书，但并不是乾隆年间进入大内书库的。1795年，嘉庆上台，而这部书应该是在1799年乾隆去世之后，补充到“天禄琳琅”的。后来，嘉德公司古籍善本部的专家拓晓堂在国家图书馆看到一部宋版书《切韶指掌》，跟上述《玉台新咏》的情况相同，也是只有“天禄琳琅”、“天禄继鉴”和“嘉庆御览之宝”印记，进一步证实了朱先生的判断。

      难怪有专家感慨，朱先生是“知人所不知，研人所不研。”

      朱先生从来没有架子，特别乐于帮助年轻人，对于晚辈的请教，他也总是侃侃而谈，还常对后人说：“文物鉴定是一个考订的过程，要慎之又慎。”

      2003年，我们征集到了一件重要的文物——《出师颂》，希望请朱家蟳先生鉴定。但是当年3月，朱先生已经生病住院了，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朱先生的病情很严重，向朱先生的家属说明了想请朱先生鉴定的请求，他女儿肯定地说，“如果是文物，老爷子是拼了命也要看的！”于是，我们赶到了朱先生的病房，但由于病房里有很多京剧界名流也前来探望朱先生，不便打扰，所以当时没有向朱先生展示《出师颂》。

      2003年6月19日，故宫博物院专门请徐邦达、启功、朱家蟳、傅熹年、杨新、单国强等书画鉴定专家对《出师颂》进行鉴定。清晨，当我们到达故宫院门口的时候，看到朱先生已经等在那里了，他拄着拐杖，脸色非常差。我们见到朱先生特意为鉴定《出师颂》而离开医院，感Ji地说，“您身体不好就不要来了，还是多休息吧。”这时，他女儿笑着答道，“这老爷子，看上一眼咱们的文物比吃人参、吃任何药都更精神。”那天，朱先生一直坚持到鉴定结束才回到医院。

      朱家蟳先生一生多才多艺，酷爱京剧，自己唱得也好，功夫也过硬，曾获过“梅花奖”，家里挂着许多京剧剧照，在梨园界享有很高的赞誉。朱先生还爱好摄影，房间里挂的太太的照片也是朱先生自己拍摄的。谈起这些，朱先生总是乐在其中。

      朱家蟳先生出身名门，却视家藏为国家财富，曾先后将价值数亿元的文物陆续捐赠给了国家，成为建国以来向国家捐赠文物最多的人之一。他住在一处面积不大的旧房子中，启功先生曾为这个居室起了个“蜗居”的斋号，朱先生却说，“我从来没觉得清苦，我觉得挺好的。”

      1994年，朱先生最后向浙江省博物院捐赠了一批珍贵的宋元名画。可以说，这些文物中的任何一件都能够换一套大房子。有人也曾不解的问过：“现在都改革开放了，讲究的是市场经济，您为什么还将这么多稀有的文物捐赠，而不用来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环境呢？”朱先生听后，淡然一笑，不置可否。朱先生这种淡泊名利，全身心保护国家宝贵文物的精神，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