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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更多关注官员腐败的时候，往往忽略了民间社会的败坏或走向败坏的趋势。当我们看到官员手中握有公权力的时候，往往对每一个人手中的公权力视而不见。今年夏天，我在一座滨海小镇小住，所闻
教育从民间社会的机井里无限抽水
7月29日有一则新闻，讲重庆农村男子马泽民对儿女20多年教育投资的故事，读后令人感喟唏嘘。为了送孩子们读大学，毕业后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他外出打工20年，曾在矿难中九死一生。他将外出打工赚的钱全部花到了4个孩子的求学上。他的大女儿今年高考考了500分，被贵州一所不知名的二本院校录取。而此刻，这名男子却做出了一个决定，让大女儿和另外三个孩子全部弃学养猪，他坚定地认为养猪比上学好。
此前，我们看到各地媒体纷纷刊登高中应考的学生们弃考的报道，因为过去被视为天之娇子的大学生，正出现前所未有的待业潮，而美妙动人的大学教育，也开始在百姓心目中急剧贬值，社会底层的百姓对孩子们的教育期待，正在化为泡影。
读马泽民故事的时候，我正在一座滨海小镇小住。出租车司机在车上不自觉地叨唠着自己生活的不易：两个孩子，一个读研、一个读大学，本来是喜上加喜的事情，对他来说，却是生活中不能承受之重。他的收入主要靠三四个月的旅游黄金季节，全年的纯收入也就三四万元，加上家里的其它农业收入，几乎都用来支持孩子们读书。但令他焦虑的是，书是读了，将来毕业在哪儿工作呢？如果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或回家待业，那对他与孩子们来说，不知如何面对。他总结说，如果没有过硬的关系，很难找到理想的工作。
教育向民间社会获取利益，像抽水机一样，从民间社会的机井里无限抽水，水位不断下降，使民间社会不堪其重。可怕的不是教育高收费，而是收费之后，没有相应的回报，从而加深加重了民间社会的贫困化。农村或小城镇居民支付的教育经费几乎占他们收入的全部或绝大部分，从小学到中学，再到进入城市的大学，农村家庭以付出一代人的生活与劳作的代价，来支撑孩子们念大学的希望。而他们的孩子在城市生态里，毕业后立即成为弱势群体，没有任何族群关系可以帮助他们找到工作，更没有城市孩子那样有老可啃、有家庭关系可以依赖、有住房可以寄住。现在城市的高房价正在拒绝农村的人才来源，以经济方式拒绝新生的外来力量进入城市创业与发展。城市与教育一方面做蚕自缚，另一方面在竭泽而渔。
一面掠夺自然，一面掠夺游客
住到这座滨海小镇的公寓里，来公寓做保洁的两个青少年，都是中学生模样，一个读美术职中，一个读初中，每月800元。他们来打扫房间时，我完全看得出来，他们在家里从来就没有干过活。即便只是日常保洁工作，也有一定的技术性，并应该有一些标准的，但他们都是比较随意地打扫房间，尽可能地省事省力，规定的一个小时时间没有到，就完成了任务，交差去了。
读美术职中的那个孩子我喊他“凡高”。凡高告诉我，他现在主要是画素描，将来打算考美术院校或美术职业专科。他家里似乎属于中产家庭，骑一辆价值一千五六百元的电动自行车，性情温和而有些腼腆。他所在的那所学校以前只有几百个学生，现在有2000多，因为美术班考试时分数线低，所以学美术的人数暴增。这使我想起去年、前年山东美术院校招生考试时，上万人在操场上考试的情景。国家需要这么多美术人才吗？像这样的滨海小镇，多么需要旅游管理、服务、餐饮方面的技术人才。我20年前来这里旅游，到现在，除了旅游人数数百倍增加，看不出它的服务有什么长进，海边还是一样的脏乱，没有清洁沙滩的车辆，也没有海上救生员，数以百计的饭店里，做的菜都同一个档次、同样的风格，卫生条件也差强人意。
这座城镇的孩子们学习，与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几乎没有任何关联。也就是，教育并没有提升当地人文素质与管理水平，当地人开设的宾馆饭店几乎还停留在村庄时代的水平。但人们却学会了“掠夺”。
会掠夺的不仅仅是掌握公权力的官员，还有普通村民、渔民，或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近海海面多被承包，大量的养殖使海水富营养化，加深了海洋的污染度。出海打渔的船，只要游客给钱就下网，不管是多小的鱼虾，都捞上来，大的带走，小的丢弃在岸上，更有甚者早起在海边用极绵密的渔网捞小鱼苗，然后卖给网箱养殖者。过去在沙滩上还能看到较大的螃蟹，现在几近绝迹。钓鱼客想钓到一条像样的海鱼，几乎像彩票中奖那样难。
去年青岛海边海藻疯长，直接影响到奥运会水上项目，国家出动了海军才将海藻清理干净。而这座滨海小镇的海草却鲜有人关注，大雨过后海草也是疯长，一堆堆地被海浪推到岸边，发出海腥恶臭味，游客难以下海游泳。当地人对大海只有掠夺，没有爱护与守护。
你看海边，大海给了每个人无边的风景与柔软沙滩，而贪婪的人们却还要在海边下网，带着孩子们捕捞小鱼小虾做自己的游戏。
当地人一方面掠夺自然，一方面掠夺游客，几乎所有的计量秤都是半斤或七八两，这座旅游城里，很难见到真正意义上的秤，如果你发现了这一秘密，那么他会明言告诉你，价格将上涨一倍。如此“坦诚”的商业欺诈，也只有中国一些地方可以成为特殊一景。
真实的“黑社会”，临时聘来的警察
来公寓做保洁的另一位服务生姓白，今年16岁，一米七的个头、敦敦实实的样子，他家住在当地县城里，在一所非重点学生读书。他告诉我，他从九岁开始玩网络游戏，也就是2001或2002年的样子，赚了十多万元，他们家花七万元买了一条名贵犬，其中就有他出资的四万元，可见他当时出手阔绰。我问他，会考大学吗？他说，不考了，家里有了安排，他会去另一座稍大些的城市读技术学校，然后就在那儿的开发区工作，因为那里有亲戚。显然，这座小镇的环境与工作不令他与他家里人满意。这里纯粹是季节性的工作与收益。
这位白同学向我描述了我们可能闻所未闻的小县城灰色社会生态。他说，小县城里底层是由黑社会控制着，酒吧几乎都是黑社会开的，他的一些朋友就是黑社会里的，他曾经一年半年的跟着朋友后面玩，天天喝酒，但不要钱，因为各个酒吧都是自己人开的。我问，这些孩子怎么弄钱呢，他说，帮人打架摆平事情。我说，警察不打击吗，他说，打击不了，人太多。各个地方的黑社会都是连着的，一个地方有事，其它城市的黑社会就会来帮忙。
我想，大量的青少年无所事事，成为灰色群体，这样的群体时刻可能成为黑社会，当然也时刻可能转化为有用于社会的人，就看社会如何动用资源，来教育这些孩子们。一些乡村孩子已不习惯乡村平淡的生活，加盟到城镇中，成为灰色群体或黑色社会中的一员，而这样的群体正在扩大，它裹胁的不仅是那些城镇底层的从业者，还会有警察甚至行政系统。因为他们在摆平事情上，最有效率，这样的力量一旦渗透到公职公权体系，整个民间社会的黑恶化，就令人担忧不已了。
后来我又问出租车司机，想证实一下这个县城有无黑社会，或黑社会是否力量强大，司机说，有哦，他们几个人成群，出手就找你要钱，也就是收管理费，但我不给他们。司机顺着目光还告诉我，“你看这些年轻的交通警察，都是临时聘来的，干完夏季就走人。那些真交警坐在车子里房子里，不会做这苦力的。” 难怪我过去经常看见，一些司机对警察相当粗暴，全不拿警察当回事，原来他们知道这些年轻人是临时工，手中并没有真正的警察权力。
一个缺乏有效的权力制约的县、乡、村，在经济发展初期可能是有效率的，因为它可以通过行政权力雷厉风行，大拆大建大开发，但这样下来，行政权力与行政机关都被坐大了，他们的胃口会越来越大，他们的人员越来越多，而市场却越来越有限，各种冲突因此增加。传统中国社会有乡绅的影响力，有自然生活的闲适，有家族的控制力，显得单纯而安宁。现在这些都不复存在。经济发展起来了，经济开放了，但社会却没有开放，权力没有形成有效制约，民间社会的灰质化、甚至黑恶化因此成为一种必然。
我们中的有些人，已离乡村很远，但乡村，却总还在我们心中，还在我们身边。难道我们没有一点力量，可以使我们纯朴的乡村得到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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