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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近在眉睫，突然想到“礼”。讲究礼仪，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记得南怀瑾先生打过一个比方，说“礼经”是中国文化中的宪法。比方嘛，姑妄听之吧！事实上生活不可无礼。固然老祖宗说过“礼多
我久寓他乡。有一年春节曾“衣锦荣归”；其实，衣着依旧，也并无“峨冠博带”，只不过是“上海归来”，新近又得到一个“博导”头衔，至爱亲明自是“刮目相看”。谁知因此遇到不少烦恼！首先是亲友皆“有请”，声明“洁樽候教”。喜逢佳节又久别重逢，像我这样被认为“有身份”的人，却自忖不像，不敢恭维。反觉“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更麻烦的是作为“贵宾”叩门访友，一定要随身带“手信”，碰到小公民还得一一发“封包”，据说这是一种时尚与“派头”。俗话说难为“观音请罗汉”，免俗则失礼，从俗盘缠又欠丰。送什么？也颇踌躇！天津雅梨黄澄澄的顶中看，便置它一篓作“手信”吧，没想到家里人说不行，“生梨”（“生离”的谐音）人家忌讳，意头欠佳。那么，按此类推，买苹果也不行了，“苹”“贫”同音；香蕉呢？更糟糕！据说广东人逢年过节烧饭要特别注意，千万莫烧“焦”了锅。本来我还带回去一部新著，满以为秀才人情还不失为“雅致”，不料得到的反馈竟是新年大流“输输声”（又是碰上“书”的谐音），多不吉利。看来入乡随俗，送礼还不是随心所欲的。为了省钱、省事、省麻烦，我只能尽量深居简出，或者佯称身体欠佳，不敢妄动，等节令过后再说。
中国是礼仪之邦，的确礼多人不怪。何况讲礼还是一种文明呢！然而，什么都有个“度”。“礼者理也”，施礼在人，心意在己。问题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过分讲究，便成繁文缛礼，礼多反而适得其反。封建传统行礼治，比喻为旧社会的文化宪法正合适；它规定很多礼制仪文，“大而冠婚丧制，小而视听言动，皆有节文也”。所谓“节文”者，不过是“品节文章”耳。《史记》有云：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很明显，这是一种统治手段，为的是维护等级尊严；于是礼教形成法规，“非礼”就要受到非议。至于此礼是否合乎理，那是“约定俗成”，就难以言喻了。我从古代谈“礼”的经典里看到过一则有趣的记载：一位高官因公拜访级别相当的同僚，鸣锣开道到了门房送帖，被访者中门迎迓。可是就在门口礼让起来：“有劳屈驾，诚恐诚惶，请回稍候，理应在下趋府”。这样，原班人马打道回府。那位大员便整装回拜。又是“岂敢岂敢，恭请回驾”。如是守礼如仪，一再往返，被访者才终于在家中接待了客人。拘泥于节文以致如此费时失事，及今看来已属笑话了。然而这却是“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说到底，礼属人情。可是有情必有理，随着时代的步伐，礼仪也会随之趋于合理化，像“叔嫂不通问”这样的礼数，简直是不近人情又于理不通了，相传孔子一生汲汲于礼，自小习礼，所以儒家主张德理为治；而对西周的礼制繁缛，人们却思改革。据史载曾把传统的礼帽改掉了，孔子连称“吾从众”，认为这样改比过去的节俭合理而表示赞许。这就是与时俱进，是对礼制细节的一种修正，大得人心。无怪乎古人就以之为“礼贵从宜，事难泥古”的范例。当时民间就有这样的思想：礼仪与其奢侈铺张，不如朴素俭约；丧礼与其专注仪式，不如内心表示哀痛。简礼，无非让人从实际出发，不要太重有悖于理的形式吧了！
比如从前行礼什么的要作揖下跪，如今兴握手点头，不是既大方，又省便多了吗？比如单位里早就用团拜方式，把大家聚会一起过佳节，不是省得忙着走家串户，向同事们拜年了吗？比如如今时兴电话拜年，不是显得更现代化；哪怕千里迢迢，瞬间便可向亲友“恭贺新禧”了吗？……可不？“礼”关系到移风易俗；或者说，是直接关系到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侧面。“礼者理也”，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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