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的外相和内涵

      近年来，“国学”似乎越来越热了，围绕“国学”所展开的讨论也越来越多。其实，“国学”有着多种涵义，反映了中西文化关系的百年变迁，是一个时代性很强的名词，也是一个适应性、实用性很强的名词，不能把它简单地看作一个学术名词。在“国学”越来越热之际，有必要把它自登上历史舞台之日起到现在为止，在不同场合出现时的种种外相和内涵约略考察一下。

      在晚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争论中，“国学”是“夷学”、“洋学”、“西学”等概念的对立面，这时它是一个文化名词。在学制改革的过程中，“国学”作为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总称，与从西方传来的文、理、法、商、工、农、医“七科之学”形成对立，这时它是一个学科分类体系中的教育名词。在清代末年的革命高潮中，有一面新的“国学”旗帜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这就是邓实、章太炎等人在《国粹学报》上所提倡的作为“君学”对立面的“国学”。打出这面旗帜的理论根据是，中国之所以落后不长进，根源在于中国人的头脑被秦汉以来皇帝所提倡的“君学”所毒害。“君学”灌输朝廷即国家、事君等同于爱国的专制思想。中国人中毒很深，不能认识自己的力量，更谈不上什么民主性的要求。有鉴于此，邓实、章太炎等人提倡一种“不媚时君”、“不媚外族”的真正中国人自己的“国学”。在这种情况下，“国学”一词成为反映民主革命要求的政治名词。

      随着上述事件相继发生，“国学”身上又渐渐长出一种新义，即作为“中华民族学术文化总代表”这样一种涵义，因而演变成一个学术名词。邓实认为，国学是一国所自有之学；章太炎认为，国学是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胡适则认为，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国故学”的使命则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近几年，还有这种涵义的所谓“新国学”出现，可见一直有人把它作为一个学术名词来使用。作为一个学术名词，“国学”的内涵其实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研究”或“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研究”。这样来理解“国学”似乎比较准确、比较妥当，既肯定了文化的本土性和历史性，也展示了文化的时代气息。

      准确理解和把握“国学”的这一内涵，可以给我们讨论“国学”提供时空定位的框架。当下，有的人一见“国学”二字就光火，认为所谓的“国学”，实际上是清朝末年一直到五四运动，有些保守的人抵制西方“科学与民主”文化的一种借口，是一个狭隘、保守、笼统、含混而且顽固透顶的口号。在他们的眼中，“国学”就是讲儒家的那点东西，是封建的思想文化。这样的看法，未免有些武断，不够全面。其实，像邓实、章太炎等提倡的那种作为“君学”对立面的“国学”，不正是一种“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学”吗？因此，在讨论“国学”之时，弄清它在不同场合出现时的种种外相和内涵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