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要担负起复兴民族的责任

抗战期间，中央大学虽内迁至四川，但是仍然不能摆脱日本侵略者的轰炸。日机对于中央大学本部所在的重庆沙坪坝（重庆的柏溪、成都、贵阳设有中大的分部）的空袭，有一个月曾经多达28次，某天曾逼得师生5次躲入防空洞！在那艰难的日子里，钻防空洞成了中大的“必修课”。抱有抗战必胜信念的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在1941年6月16日于重庆警报声中发表的演讲《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中曾经这样形容当时的情景：“我们和顽皮的小孩子一样，敌机来了，我们躲进洞去；敌机走了，立刻出来工作。”当时校长办公室的瓦全被炸飞，三面墙被炸倒，在夏天的烈日下，校长等人在里面继续办公，并乐观地称之为“室徒一壁”。教室被炸了，修好以后，照常上课。  
    立志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担负起“复兴民族的参谋本部”重任的中央大学师生，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在极度困难的抗战时期，在日军没完没了的轰炸声中，成就了一番事业： 
    ——学科齐全，规模庞大。至抗战胜利时，中大拥有7个学院共计41个系科，1个研究院共23个研究所，附设有1所专科学校（即全国唯一的国立牙医专科学校），在校生多达4700余人（约是战前的4倍），共有4000学生毕业（其中研究生60人），院系之多，学科之全，学生之众，举国无双。 
    ——名师云集，俊彦辈出。中央大学师资力量之雄厚，众所周知，有口皆碑。能够拥有600位教师（约是战前的2倍），其中教授和副教授290人，在抗战时期的中国是绝无仅有的。例如，1941年和1943年教育部实行“部聘教授”制，两批共评选出“部聘教授”45名，中央大学有12席，超过1/4,位居各校之首，林学家梁希、社会学家孙本文、心理学家艾伟、地理学家胡焕庸、生理学家蔡翘、英国文学专家楼光来、国学大师胡小石、历史学家柳诒徵、化学家高济宇、教育学家常导直、艺术家徐悲鸿和法学家戴修瓒都是榜上有名。据统计，这一时期先后求学于中央大学的学生后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共有55位。任新民院士、黄纬禄院士、朱光亚院士和钱骥教授这4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都是中大该时期的学生。40年代后期，中央研究院共评出院士81位，中央大学的校友竟占到四成之多。 
    ——科研成果，利国救民。中央大学广大教师立志把战时的需要和人民的渴盼作为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头号选题，取得许多重要成果。仅与抗战直接有关的科研成果，便不胜枚举，如胡焕庸的《国防地理》、朱炳海的《军事气象学大纲》、孟心如的《毒气与防御》和《化学战》等著作，李学清的“陕南矿产考察”、张可治的“川西公路考察”、戈定邦的“新疆矿产考察”、耿以礼的“青海牧场考察”、金善宝的“中国小麦区域”等研究，都对抗日战争和西部开发起到了积极的科技支撑作用。
    大学要担负起复兴民族的责任
    “我们今天已临着生死的歧路口头，若是甘于从此灭亡，自然无话可说，不然，则惟有努力奋斗，死里求生，复兴我们的民族。……愿中央大学担负复兴民族的参谋本部的责任。”这是1932年10月11日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南京解放后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即今南京大学）校长罗家伦在其就职演说《中央大学之使命》中向全体中大师生发出的强烈呼唤和紧急动员令。 
    罗家伦此时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实在是受命于危难之际。 
    罗家伦之所以能够被中大学生所接受，与他的五四时期“学生领袖”形象、游学世界顶级名校的“学者身份”和在五卅惨案中的“忠勇表现”大有关联。罗家伦早年在北京大学求学时恰逢五四运动爆发，作为学生领袖之一，5月4日那天他一直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并被推为代表之一前往各国使馆递送《意见书》，是他最早提出了“五四”和“五四运动”的概念。自北大毕业以后，罗家伦先后留学欧美。回国后罗家伦参加了北伐战争。1928年5月3日，日军侵占济南，将国民革命军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长、南京国民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等17名外交人员捆绑毒打后残忍杀害。身为战地政务委员会教育处长的罗家伦临危受命，怀着“壮士一去不复还”的决心，亲赴济南同凶残的日军师团长进行交涉，其胆识深为朝野所钦佩。 
    也正是具有这样的阅历和感愤，罗家伦才提出了立意高远、气度恢弘的“中央大学之使命”。他说：一个民族要能自立图存，必须具备自己的民族文化。这种文化，乃是民族精神的结晶，民族团结图存的基础。而要创造我国的有机体的民族文化，国立中央大学责无旁贷，义不容辞。 
    罗家伦Ji昂慷慨地寄语中大师生，要负得起上述使命，“必定先要养成新的学风”，进而“由一校的风气，转移到全国的风气”。这种新的风气，就是诚、朴、雄、伟。诚，就是就是“对学问要有诚意，不以它为升官发财的途径，不以它为取得文凭资格的工具”，“对我们的使命更要有诚意”，要“坚定地守着认定的目标走去”。朴，就是质朴和朴实，就是要“埋头用功，不计功利，而在学问上作远大而艰苦的努力”，而不能将宝贵的光阴虚耗在“时髦的小册子，短文章”上面。雄，就是大雄无畏，荡涤“中国民族的柔软萎靡”，“男子要有丈夫气，女子要无病态”，因为“不作雄健的民族，便是衰亡的民族”。伟，就是伟大崇高，就是要“集中精力，放开眼界，努力做出几件伟大的事业，或是完成几件伟大的作品”，“凡事总须从伟大的方向做去，民族方有成功”。2002年5月，南京大学确立“诚朴雄伟，励学敦行”为校训。 
    罗家伦希望中央大学能“担负起复兴民族的参谋本部的责任”，广大师生要“时刻把民族的存亡一个念头存在胸中，成为内心的一种推动力”，因为“只有这种内心的推动力才能继续不断地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以完成复兴中国民族的伟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