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在诗里喊魂,在歌中怀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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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余光中面对面的时候,他额前稀疏的银发就显得醒目。老人温和的面孔清瘦,充满书卷气息。他使用温软的南方普通话言说。言说不能达意时借助手势,他的身材矮小,手臂瘦弱,手指长如竹节。见

跟余光中面对面的时候,他额前稀疏的银发就显得醒目。

老人温和的面孔清瘦,充满书卷气息。他使用温软的南方普通话言说。

言说不能达意时借助手势,他的身材矮小,手臂瘦弱,手指长如竹节。

见面的时间是仓促的,他正在打点行装,1小时之后就要离开北京踏上返回台湾的旅途。 

然而,短暂的时间并没影响他谈话的兴致。我们就在他下榻的北京建国饭店的客房说话。

余光中的《乡愁四韵》我是很早读过的。然而当音乐人罗大佑坐在体育场的舞台,面对上万民众弹着吉他唱出《乡愁四韵》的时候,我还是意识到心里温热的感动。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酒一样的长江水/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

给我一朵海棠红啊海棠红/那血一样的海棠红/那沸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

我以为写出这样诗句的人是至情至性的人,没有深切的体察,没有锥心泣血的经历很难有如此的情怀。初读这首诗的时候,我就对余光中怀有尊敬感。罗大佑的歌声加重了这份尊敬。

2004年4月6日,我在现代文学馆见到余光中先生,他从台湾来北京领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我听他的演讲,他说:把岛上的文字传回中原。这让我感到这个老人与众不同的心肠。

把岛上的文章传回中原,这是余光中假托苏轼的诗句表达自己的心志。

苏轼有很长时间被流放到海南岛,后来回到中原。跟苏轼比,余光中在岛上的时间更长。

岛上的时光孕育了余光中乡愁的情结,他说:“出生在南京,9岁以前南京一直是我的家,9岁那年我逃过了一劫,南京大屠杀的现场离母亲和我不过100公里。9年以后,为了逃避战争,我和母亲仓惶告别南京,也告别整个大陆。这一别就是半个世纪。到2000年的时候,我才重回石头城。后来我从台北又到美国,到了一个我完全陌生的社会和文化之中。乡愁对于我就是一种记忆。”

1982年,诗人流沙河编辑《星星》诗刊,介绍了余光中以乡愁为主题的诗歌。

余光中到达大陆的时候是在1992年,前后相隔了10年。

真正的乡愁,除了是诗人的一种感伤情怀,还是文化断裂的忧患。

余光中有5年是离开台湾在美国度过,在完全相反的社会和文化里生活。

“我第一次去美国30岁,那时候美国跟亚洲,跟台湾跟大陆都不一样,现在中国跟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小,就像上海,跟美国越来越接近,但那个时候差别非常大,那种差别提醒我,我是中国人,我从东方来,我的文化跟美国的文化始终不同。当你不在中国的时候,你就成为全部的中国,当你走到异国之地,所有的国耻都会贴到你的脸上,中国的痛楚就是你的痛楚。”

最浅的海峡,最深的乡愁。是余光中对台湾岛的描述。

久居台湾,余光中把自己的写作形容为“在诗里喊魂,在歌中怀乡”。

他在诗中写道:“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听两侧,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两管永生的音乐,滔滔,朝东。”

晚年的时光中,余光中大多是定居在高雄中山路的一幢居所里。

作为年过七旬的老人,余光中看到台湾的政治和社会现实,也看到台湾的文化现实。

“台湾现在施行的政策是把人进行粗糙的分类,政治人物要赢得选票,就制造粗糙的族群矛盾,制造两岸的冲突,以此操弄政治选举。包括‘去中国化’运动,执政当局想像切香肠一样把中国文化的印迹从台湾切去。”

“乡愁,如果仅仅是同乡会式的乡愁就简单,同乡的乡愁是人的基本常情。但是一个读书人的乡愁是把空间加上去,乘上时间,乘上文化的记忆,乘上沧桑感,这种乡愁就是立体的。对于个人只有小小的回忆,几十年而已,但是整个民族有几千年的记忆,那些记忆变成典故,变成神话,变成历史渗透在你的精神里,你走到哪儿会带到哪儿,所谓的秦魂汉魄、宋魂唐魄就在你的身体里。”(夏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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