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普希金介绍到中国——怀念戈宝权先生

    在我接触过的人当中，热爱普希金的人非常多。他们谈起当年为普希金着迷的时候，必定提到戈宝权先生。我们的青春时光都与普希金和戈宝权的名字连结在一起了。普希金的抒情诗后来有了很多译本，但我们这代人只认戈宝权先生的译文。

    普希金是中国人民所热爱的俄国诗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喜爱文学的青年，包括中学生和大学生，诗人、作家、剧作家、画家和演员等文艺工作者，甚至年轻的机关干部，有谁不热爱普希金？不曾被他优美的诗歌所打动？他是中国读者最喜爱的外国诗人，喜爱的程度远远超过英国的拜伦和德国的歌德。中国人喜爱普希金有政治上原因，也有翻译上的原因。新中国建国后，实行“一边倒”的国策，形成一股赞美苏联的浪潮。凡是苏联肯定的我们也肯定，凡是苏联称赞的我们也称赞。苏联人热爱普希金，我们也热爱普希金。但这与中国跟着苏联吹捧米丘林和李森科等人完全是两回事。中国读者热爱普希金，是出于对他诗歌的真心喜爱，因为他的诗写得实在太美，并最易为中国读者接受。只不过这股向苏联学习的浪潮加速了普希金在中国的传播。因为不仅苏联人热爱普希金，苏联建立之前俄国人就热爱普希金。中国介绍普希金也并非始于1949年。他的小说和诗歌很早就翻译成中文。我见过《甲必丹之女》(《上尉的女儿》)的译者安寿颐先生，他说这本书是1920年从原文翻译的。后来我查到这本书是1921年出版的。普希金的其他小说、剧本和长诗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便陆续介绍到中国来，只有抒情诗介绍得少。直到1947年时代出版社出版了《普希金文集》，他的抒情诗才大量翻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来。这本文集不仅收入普希金的优美的抒情诗，还有他的长诗、剧本和小说，附有俄国作家果戈理、屠格涅夫等人以及中国著名作家对普希金的评论，并且作品全部是从俄文直接翻译过来的，译文又优美感人。可以说《普希金文集》是中国第一部全面介绍了普希金的书(那时没有《拜伦文集》和《歌德文集》)。主编是时代出版社的社长苏联人罗果夫，责任编辑便是戈宝权先生。选题可能是罗果夫定的，但约人翻译、校对、编辑、注释则无疑落在戈宝权先生一个人的身上。文集中的全部的抒情诗都是他翻译的。《普希金文集》是1947年为纪念普希金逝世一百一十周年而编译的，只印了一千八百册。1948年再版，印数也不大，1949年第三次印刷，印了两千册。我所得到的就是1949年版本，也是我进北京后买的第一本书。

    我那时是高中生，知道普希金的名字，但没有读过他的作品。《普希金文集》向我打开了俄国文化的瑰宝——普希金的诗歌。我被他的抒情诗迷住，整天读他的诗，连功课都荒废了。至今很多诗虽背不全了，但还能完整地背诵《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阴郁的日子需要镇静。

    相信吧，那愉快的日子即将来临。

    

    心永远憧憬着未来，

    现在却时常是阴沉: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就会变成亲切的怀念。

    这首诗后来不少人翻译过，也许比戈先生翻译得准确、传神，但我惟独记住戈先生的译文。因为在我心里戈宝权先生与普希金已经分不开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喜爱文学的青年都是通过《普希金文集》接触到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的作品的。这本《文集》后来多次印刷，很多人都有，但我没见过第二个有1949年版本的人。在我接触过的人当中，热爱普希金的人非常多。他们谈起当年为普希金着迷的时候，必定提到戈宝权先生。我们的青春时光都与普希金和戈宝权的名字连结在一起了。普希金的抒情诗后来有了很多译本，但我们这代人只认戈宝权先生的译文。2005年一位鲁迅研究专家给我打电话，让我给他找《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的译文。我把手边田国彬先生的新译文给他寄去。他收到后回电话说，要戈宝权的译文，不要别人的译文。戈先生的译文在他脑子里生了根，他马上判断出这不是他年轻时代读过的译文。

    1955年我第一次见到心仪已久的戈宝权先生。戈先生来参加我们的毕业考试(那时叫国家考试)。他中等身材，戴着眼镜，颧骨微高。我见到他当然很兴奋，但我是考生他是考官，无法交谈。他听了几个考生回答就走了。以后再没见过他，但听到过有关他的传闻。如“文革”期间他穿着新西服烧锅炉，遭到红卫兵斥责，他说没有旧衣服。他每天准时来到锅炉房，干活极为认真，做好准备工作，受到工人师傅的表扬。“文革”结束后，1977年我和他一起到福州师范大学参加鲁迅序跋的注释，又分在一个小组，算认识了。他和林辰先生是鲁迅博物馆的顾问，单独住一间，住在二楼上的两头。晚上虽然没有活动，但我只在年轻人房间里聊天，没到过两位老先生的房间。一次学校组织我们看戏，我同他们两位坐在前排。舞台上突然放起了真枪，砰砰声震耳，两位老先生都捂着脸缩在椅背上。看样子舞台上还要放枪，我怕他们心脏受不了，便想带他们出去。走到剧场门口，被解放军战士拦住了。我刚向他们解释:“这是戈宝权同志……”小战士马上厉声说:“什么胳膊全，这是受教育，不能中途退场。”我赶紧说能不能换到后排，他看见两位老人受惊的样子总算答应了。我们坐在后排，舞台上的枪声没那么响了。大概我们有过共同的“历险”经历，拉近了我与林先生和戈先生的距离。回北京后林先生送我一本《鲁迅事迹考》。我在福州的时候到戈先生房间去过一次。我说很喜欢孟十还翻译的《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鲁迅先生对这本书也很称赞，并说过“《果戈理怎样工作》我看过日译本，倘能译到中国来，对于文学研究者及作者，是大有益处的……”。但有的地方读不懂，可能译错了，想找原文查对，但一直没找到原文。戈先生说1935年他作为《大公报》记者随同梅兰芳访问苏联的时候买到过这本书，这本书是维列萨耶夫编《果戈理生平资料》的副产品，他回北京后找找看。回到北京后我去看他，一进屋便看见一本蓝皮的原文版《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摆在桌上，我又惊又喜，多年寻找的书找到了。他漫不经心地说:“你拿回去看吧。”后来听戈夫人告诉我，他为了找这本书在书架上爬上爬下，找了半天。我听了既感Ji又不安。我回家后对原文看孟十还的译本，发现有不少误译。我并不苛求先行者，他们那时的翻译条件远不如我们现在。但我仍然决定重译，给读者一个看得懂的译本，完成鲁迅先生的遗愿。1980年我的译本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是我翻译的第一本书。我的译本应当说有一定影响，出版社印了四次，还有著名学者写信向我要书。一半成果应归功戈先生，没有他的原文我无法翻译。以后我同戈先生的交往多起来，有问题写信请教他。他总很快答复，字写得工整，但非常小。译完《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我接着翻译《回忆果戈理》，把他同时在莫斯科买的《果戈理生平资料》借来参考。

    我曾陪同戈先生到保定和石家庄讲学。戈先生的口才与他的名气不成正比，讲演不能说很成功。首先是乡音重，其次是声音低，题目也偏了一点，下面说话的人不少。听众是来看他，而不是来“听”他的。他对我说“听见下面一片嗡嗡声。”他的夫人却收获不小，买了小米、红枣、花生等当地土产。戈先生后来迁居南京，我到南京的时候给他打过电话，但由于时间的关系没能去看他。戈夫人告我他已无法行走，出门要坐轮椅。他迁往南京之前，我去看他，他告诉我决定把藏书献给南京市图书馆。他的《果戈理生平资料》还在我手里，也应属于献书之列。但那天我不说，他也没提，但我知道他不会忘记。爱书的人岂能忘记珍贵的藏书。这本书就这样留在我手里。是他默许送给我，或者在送给我和献给图书馆之间犹豫，还是我赖着不还，现在已经说不清了。

    戈宝权先生是中俄文化交流的使者，介绍俄苏文学的先行者，并担任过中国驻苏联使馆的文化参赞，为两国文化交流作出过多方面的贡献。上世纪四十年代他在时代出版社工作，主编《苏联文学》杂志，还主编过《俄罗斯大戏剧家奥斯特罗夫斯基研究》和两本《高尔基研究年刊》，但我觉得他一生中最大的贡献是把普希金介绍到中国来。

    本文作者(左)在戈宝权(中)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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