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接受史上经常有这样的现象，某些作品在它的那个时代曾经风行一时，洛阳纸贵，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光环逐渐褪色，它就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不再是万众瞩目的中心，乃至淹没无闻。研究这些作品，可以拂去历史的尘埃，让它重新放射光芒，展现自身价值，丰富文学遗产的宝藏。而研究这些作品在历史长河中的浮沉显晦，则能够觇知文学风气的变化，深化对文学史的理解，进而获得某些认识方法上的启示。元白的散文曾经光彩夺目，而终归黯然失色，在历史上的地位经历了大幅度的跌落，正是我们分析这类接受史现象的极好个案。
一 元白文略说
元稹、白居易文章有些是纯粹的骈文，有些则是在散体中包含许多浅显明白的骈句，形成富艳浅易的风格特征，与当时的流行文风比较接近，在当时享有盛誉。（注：关于唐代流行文风，请参考王运熙先生《韩愈散文的风格特征和他的文学好尚》，收入《王运熙自选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诗赋、策论和判是唐代科举考试采用的主要文体，也是流行文风的重要领域。这四种文体元白都非常擅长，元白诗的富艳平易已是众所周知，不必讨论。元白的律赋也非常富艳，李调元《赋话》：“唐时律赋，字有定限，鲜有过四百者，驰骋才情，不拘绳尺，亦惟元白为然。”（注：李调元《赋话》卷四，乾隆刻本。）《唐摭言》卷三：“乐天时年二十七，省试《性习相近远赋》、《玉水记方流诗》，携之谒李凉公逢吉。公时为校书郎，于时将他适，白遽造之，逢吉行携行看，初不以为意；及览赋头曰……，逢吉大奇之，遂写二十余本，其日，十七本都出。”（注：王定保《唐摭言》卷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元稹当年应制科为第一，他的策论被《旧唐书》认为堪与王维、杜甫的诗歌相提并论，是唐代文苑的代表作（注：《旧唐书·文苑传序》，中华书局点校本。）。《唐文归》认为元稹的对策远在张说之上，在整个唐代都是首屈一指的杰作（注：朱东观《唐文归》卷十八，古香斋刻本。）。白居易与元稹同年应制科，入乙等。《新唐书·艺文四》有《元和制策》三卷，就是专收元稹、白居易、独孤郁三人的对策，可见元白的对策在当时很有影响。判文是唐代的一种重要应用性文体。唐代士子经过礼部考试，取得做官的资格，然后还要通过吏部的考查，方能授予官职。吏部考查的主要项目是身（长相风度）、言（语言表达）、书（书法）、判，其中判最为重要。（注：关于唐代判文的情况，参见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第七章《唐代判文》，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白居易的判文在唐代最负盛名，据白居易自己称：“日者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注：《与元九书》，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四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元稹也说：“明年，（白居易）拔萃甲科。由是《性习相近远》《求玄珠》《斩白蛇》等赋，及百道判，新进士竞相传于京师矣。”（注：《白氏长庆集序》、《元稹集》卷五十一。）制诰由于其代言的特殊性质，在唐代非常受重视。元白都曾任翰林学士，掌制诰。元和末，二人一起对制诰的写作进行改革，提倡自然流畅内容充实的风格，但并没有改变用骈体写作的惯例，相反，他们有的制诰还是非常精致的骈文，如元稹《许刘总出家制》，就被收入挑选非常严格的《唐宋文举要》乙编（注：参见高步瀛《唐宋文举要》乙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元白的制诰当时影响很大，白居易编成《白朴》，专门传授制诰作法，人们“求访宝重，过于《六典》”（注：元稹《酬乐天余思未尽加为六韵》，《元稹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策、判、制诰都是唐代非常重要的文体，也是那种富艳浅易的流行文风的主要载体，判要求用骈体来写作，制诰自魏晋以来就经过骈化，主要也是用骈体来写作，策论是为了考查考生对政治问题的认识能力，但长期以来受时代写作风气的影响，考生在文字表述时，为了增强表达效果，经常插入大段的骈句。元白在这些领域享有盛誉，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的这类文章有大量浅显的骈句，或者干脆就是骈文，与时下流行文风相吻合，本身就构成流行文风的一部分。
如果说策、判、制诰都是公文，元白在写作时必须遵守当时的规则，他们这类文章表现出的富艳浅易的风格还有可能是出于对惯例的尊重，是一种被动的表现，那么他们另外一些较为私人化，因而也更能体现写作个性的文章就能够充分地说明这种文风是否出于他们自觉自愿的选择和追求。
让我们先来考察白居易的情况，请看以下例子：
矧兄遇疾于路，路无药石；归全于家，家无金帛。环堵之室，不容客；稚齿之子，未知哀戚。（《祭符离六兄文》）
其四旁耳目杖履可及者，春有锦绣谷花，夏有石门涧云，秋有虎溪月，冬有炉峰雪，阴晴显晦，昏旦含吐，千变万状，不可殚记。（《草堂记》）
竹似贤，何哉？竹本固，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体道，君子见其心，则思应用虚受者；竹节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夫如是，君子人多树之为庭实焉。（《养竹记》）
呜呼微之，始以诗交，终以诗决。弦笔两绝，其今日乎？呜呼微之，三界之间，孰不生死？四海之内，谁无交朋？然以我尔之身，为终天之别。既往者已矣，未死者如何？（《祭元微之文》）
这些段落都是用浅显的骈句来铺陈，句式整齐，极少用典，一、三两例甚至还采用了类似于民间歌谣中顶针的修辞手法。在白居易的散文中，经常出现大段大段的骈句。以上四例，从写作手段来看，分别是叙事、写景、议论和抒情。从时间跨度来看，第一篇写于贞元年间，中间两篇写于元和年间，最后一篇写于大和年间，分别是白居易早、中、晚年的作品。可见这种文风贯穿白居易一生，体现在他的创作整体中。《旧唐书》评论白居易云：“文笔富艳，尤精于诗笔”，（注：《旧唐书·白居易传》，中华书局点校本。）拈出富艳二字来形容白居易的风格，是非常准确的。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元稹的创作中。《诲侄书》虽是主要以散体写成，但其中穿插了许多骈句，如“吾窃见吾兄，自二十年来，以下士之禄，持窘绝之家，其间半是乞丐羁游，以相给足”，“及今思之，上不能及乌鸟之报复，下不能减亲戚之饥寒”，“吾自为御史来，效职无避祸之心，临事有致命之志”等等。这些骈句非常简单，句意显豁，用典极少也极平常，穿插在散体中形成富艳的效果。
从以上所举的骈句，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元白文的平易特征。实际上，平易是元白文的整体风格，尤其表现在构思和用字方面。从构思方面来看，元白文立意浅显明白，结构清楚简单。如白居易的《草堂记》先以草堂为中心，写经营草堂的经过和草堂生活的舒适，然后推扩到草堂周围的美景，最后发表适意知足的人生感慨。又如元稹《叙诗寄乐天书》，先回顾自己创作经历，然后叙述编纂诗集的原因，最后说明编纂去取的原则。这种构思有自然平易的优点，但有时不免显得比较平弱。这与韩愈古文的特点正好相反。韩愈古文通过倒插、铺垫、转折等安排，显得构思新警，虽然有时不免费解、做作，但读者在阅读时的确能体会到那种“如赤手捕长蛇”（注：孙樵《与王霖秀才书》，《孙樵集》卷二，四部丛刊本。）般因险见能的审美愉悦。从用字来看，韩愈古文有时因喜欢用奇字重字而流于怪僻晦涩（注：详细的分析见《韩愈散文的风格特征和他的文学好尚》。），而元白文则避免了这种弊病，所用的字词都是十分常见的，有时甚至是非常通俗的，如白居易《祭李侍郎文》“大开口笑，满酌酒吃”，元稹《永福寺石壁法华经记》“僧之徒误以予为名声人，相与日夜攻刺史白，乞予文”等句中的吃、名声人等。
以上讨论的都是比较私人化的文章，涉及的题材都不是那种重大严肃的社会题材，这些文章表现出的依然是那种富艳浅易的文风，这说明元白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这种文风是他们创作个性的真实体现。对于自己的这种文风，元白自身也有所体会，白居易《和答诗叙》云：“顷者在科试间常与足下（指元稹）同笔砚。每下笔时，辄相顾语，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理太周则词繁，意太切则言Ji。然与足下为文，所长在于此，所病亦在于此。足下来序果有词犯文繁之说”，富艳正是文繁的表现之一。总之，元白的散文受骈文的影响非常深，是当时流行文风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元白文历史地位的变迁
元白的散文当时非常显赫，一些重要文章如制诰、策论、判、律赋等都是士子们竞相模仿的对象，引领一时的风气，是文坛上重要的领袖人物。但也有人对他们颇有微辞。韩愈与元白同时，元白对韩愈都非常尊敬，但韩愈对元白散文的巨大影响却不置一词。韩愈提倡古文，反对骈文，尤其鄙薄科场文体，他说：“及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仆诚乐之，就求其术，或出礼部所试赋诗策等以相示，仆以为可无学而能，……闻吏部有博学弘辞选者，人尤谓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术，或出所试文章，亦礼部之类，私怪其故，然犹乐其名，因又诣州府求举，凡二试于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于中书，虽不得仕，人或谓之能焉。推自取所试读之，乃类于俳优之词，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注：《答崔立之书》，《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而元白正是以科场文章出名，他们的策赋判等都是当时士子们模仿的范本。虽然韩愈写此文时元白尚未成名，但他对元白散文的态度就由此可知。高彦休《唐阙史》卷上载：“裴度再修福先佛寺，危楼飞阁，琼砌璇题，就有日矣。将致书于秘监白乐天，请为刻珉之词。值正郎（皇甫ｓｈí＠①）在坐，忽发怒曰：近舍某而远征白，信获ｙǐ＠②于门下矣。且某之文方白之作，自谓瑶琴宝瑟而比桑间濮上之音也。然何门不可以曳长裾，某自此请长揖而退。座客旁观，靡不股栗，公婉辞敬谢之。”（注：高彦休《唐阙史》卷上，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皇甫ｓｈí＠①是韩愈的弟子，他的态度反映了当时古文一派对元白文的态度。
但是古文运动在当时的影响并不大，他们对元白文的不满并没有改变人们对元白文的追慕，无法消除元白文的影响。因此，五代时修撰的《旧唐书》仍对元白推崇无比，极尽赞扬之能事：
史臣曰：举才选士之法尚矣，自汉策贤良，隋加诗赋，罢中正之法，委铨选之司。由是务争雕虫，罕趋函丈。矫首皆希于屈宋，驾肩并拟于风骚，或侔《箴阙》之篇，或学《补亡》之句。咸欲缁铢《采葛》，糠秕《怀沙》。较丽澡于《碧鸡》，斗新奇于《白凤》，暨编之简牍，播在管弦，未逃季绪之诋诃，孰望子虚之称赏？迨今千载，不乏辞人。统论六义之源，较其三变之体，如二班者盖寡，类七子者几何？至潘陆情致之文，鲍谢清便之作，迨于徐庚，踵丽增华，纂组成而耀以珠玑，瑶台构而间以金碧。国初开文馆，高宗礼茂才，虞许擅价于前，苏李驰声于前，或位升台鼎，学际天人，润色之文，咸布编集，然而向古者伤于太僻，徇华者或至不经，龌龊者局于宫商，放纵者流于郑卫，若品调律度，扬榷古今，贤不肖皆赏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昔建安才子，始定霸于曹刘，永明词宗，先让功于沈谢。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奥，尽治乱之根ｇáｉ＠③，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之小说。赞曰：文章新体，建安永明。沈谢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长有茎英。不习孙吴，焉知用兵。（注：《旧唐书·白居易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这段文字从人才选拔制度对文学的影响谈起，认为元白的文学成就（包括散文和诗歌）远迈往古，雄视一代，是元和文坛的盟主。还将元白与建安的曹刘和永明的沈谢并称，认为他们都是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的关键人物。值得注意的是，文中特别强调元白的作品兼收古今之长，律度严谨，让各种文化程度的人都能欣赏。可见，文章是着眼于骈偶丽对，欣赏元白的富艳浅易。这固然是因为《旧唐书》的作者乃史家，他的首要任务是真实地记录历史，自然不会无视元白文在当时的影响。更主要的原因则是《旧唐书》的作者生活在五代，正是骈俪文风盛行的时代，他们深受时代文学风气的影响，《旧唐书》的论赞就是用骈文写成，（注：关于《旧唐书》的文学观，参考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五篇《隋唐五代》第三章《复古运动的消沉时期》第四节，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王运熙、杨明《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第三编《晚唐五代的文学批评》，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对元白的极力推崇就是这种影响下的自然结果。
但是到了宋代，自唐末五代以来绮靡的骈文文风，引起人们的不满，开始寻求变革，于是，古文再度复兴，元白文的地位也就日益下降。石介是宋代古文复兴早期的重要人物，曾经描述唐代古文运动的过程，极力突出韩愈的文学地位：“韩吏部愈应期会而生。学独去常俗，直以古道在己，乃以《空桑》《云和》千数百年希阔泯灭已亡之曲，独唱于万千人间，……爱而喜，前而听，随而和者，唯柳宗元、皇甫ｓｈí＠①、李翱、李观、李汉、孟郊、张籍、元稹、白居易辈数十子而已。吏部志复古道，奋不顾死，虽摈斥摧毁，十百千端，曾不少改初守，数十子亦皆协赞附会，能穷精毕力，效吏部之所为。故以一吏部十数子力，能胜万百千人之众，能起三数百年之弊，唐之文章所以坦然明白，揭示日月，浑之ｈàｏ＠④ｈàｏ＠④，浸如江海，同于三代，驾于两汉者，吏部与数十子之力也。”（注：石介《上赵先生书》，《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三，中华书局1984年版。）在《旧唐书》的作者看来，元白是文坛的盟主。而在石介的眼里，韩愈才是文坛的中心，元稹、白居易只是他领导下的参与者。
《新唐书》的主要编修者欧阳修是宋代古文复兴的主要领导，宋祁也是古文的积极提倡者。他们对《旧唐书》非常不满，认为：“衰世之士，气卑力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注：曾公亮《进唐书表》见《新唐书》书后附，中华书局点校本。）对元白散文的评价也不高，《新唐书·白居易传》：“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初，颇以规讽得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至数千篇，当时士人争传。”（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八几乎是照抄这段话。）后文又云：“居易在元和长庆时，与元稹俱有名，最长于诗，它文未称是也。”二者评价略有矛盾，但对元白文的轻视是很明显的。《文艺传》序论述唐文至韩愈“为一王法”时对元白散文根本不提，只是在下文讲到唐诗时才提起元白。
自宋代以后，古文确立了对骈文的优势，元白文就再也没有受到象《旧唐书》那样的推崇。但具体的评价，也还有较大的差异。有的认为元白是韩柳古文运动的参与者和协助者，与石介的观点相近，如谢采伯：“唐之文风，大振于贞元元和之时，韩柳倡其绪，刘白继其轨。”（注：谢采伯《密斋笔记》卷三，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本。）有的则认为元白与韩柳一样都是唐代散文的杰出作家如郑献甫：“韩子文起六朝之衰，而诗则不废六朝之体。欧公文ｃｈàｎ＠⑤五季之弊，而诗尚沿五季之风。彼岂不欲尽变？理固不能尽变也。文则安可如此乎？且诗不必有用，而文则不可无用。诗不可无格，而文则不容有格。唐人不尽为有用之文，亦不为有格之文，故其善者如韩柳元白，各自成家，其余或骈枝丽辞，小说隽语，其弊也杂。”（注：郑献甫《补学轩文集》甲集卷三，清咸丰刻本。）郑氏也还是在承认韩文的正统地位的前提下来肯定元白文的地位。另外还有些人对元白文比较评价较高，如刘麟曰：“元微之有盛名于元和长庆间，观其所论奏，莫不切当时务，诏诰、歌词自成一家，非大手笔，曷臻是哉？”（注：《元氏长庆集原序》，《元稹集》附录。）胡震亨也称“乐天平生诗文既高”，（注：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五，上海古籍1981年版。）但是，这些评价要么人微言轻，要么过于简略，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有人对元白文极力诋毁，如王正德《余师录》卷三引李朴之言云：“吾尝论唐之文章，下韩退之为柳子厚，下柳子厚为刘梦得，下刘梦得为杜牧，下杜牧为李翱、皇甫ｓｈí＠①，最下者为元稹、白居易，盖元白以澄澹简质为工，而流入于鄙，譬如哇淫之歌，虽足以快心便耳，而类乏韶ｈú＠⑥。”（注：王正德《余师录》卷三，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种批评对元白文艺术特征的认识完全错误，主要是立足于文章内容，所用的词语让人想起李戡对元白诗歌的抨击。（注：杜牧《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全唐文》卷七五五，中华书局1983年版。）
这些评论虽然存在较大差别，但都远不及《旧唐书》对元白文的推崇，则无疑是一致的。其实，元白文历史地位的大幅度跌落，还不仅表现在这些形诸文字的评论上，而更表现在那些不形诸文字的忽视上，如前面提到的《新唐书·文艺传》序，提出唐代散文“三变”，“为一王法”等观点，影响非常深远，但对元白文却熟视无睹。自宋代以后，诗文评、总集提到元白文的也少而又少。
三 元白文历史地位变迁的原因
从竞相模仿到无人问津，从主盟一代文坛到默默无闻，元白及其文章在文学史上地位的下降无疑是巨大的。这是一个文学接受史上非常值得探讨的现象。文学接受行为包括读者和本文两个主要方面。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来分析元白文历史地位的变迁。
读者对本文的接受主要决定于他的期待视野。所谓期待视野，是指由接受主体或主体间的先在理解形成的指向本文及本文创造的预期结构，它包括理解的起点及其背后的历史与传统文化背景等内容。期待视野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处在不断的建立和更新中。文学作品在历史行程中的升降就是取决于不同时代读者期待视野的变化。
元白文历史地位的变迁正反映了期待视野的更新和重建，与当时骈古文的嬗替和古文文统的建立密切相关。从元白的时代到五代，是富艳浅易的骈文风行的时代，由于元白文最能体现这种文风，因此，它受到了人们的广泛欢迎和高度评价，成为士子们竞相摹仿的范本。但是，随着古文逐渐取代骈文以及古文文统的确立，古文成为读者期待视野的中心，富艳浅易的骈文淡出，于是，元白文的历史地位就大幅度地下滑。元白文的下降过程，与韩愈古文的上升过程正好同步。
在韩愈的生前，柳宗元、李翱、皇甫ｓｈí＠①对他的散文非常赞赏，但这并不能说明韩文在当时的影响，因为这些人不是他的学生，就是他的朋友。而当时文界政界都有很大影响的裴度就曾批评韩愈、李翱的古文，（注：裴度《寄李翱书》，《全唐文》卷五三八。）《旧唐书·韩愈传》：“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焉。然时有恃才肆意，亦有孔孟之旨。”后文又曰：“韩李二文公，于陵迟之末，惶惶仁义，有志于持世范，欲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评价远逊于元白，对韩文的成就与影响都有所保留。在五代，骈俪文风盛行，韩文颇遭冷落，只有牛希济等极少数人对它还比较重视。
晚唐五代的绮靡文风引起人们的反感，于是，人们开始谋求变革，古文日益受到重视。柳开、姚铉、穆修、石介等起而倡之，极力推崇韩愈，石介著《尊韩》，宣称：“不知更几千万亿年，复有孔子；不知更几千百数年，复有吏部。”（注：石介《尊韩》，《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七。）他们的呼吁虽然尚未彻底扭转文坛风气，却使尊韩成为一个时代明确的共同意识。
欧阳修是宋代古文复兴的关键人物，他不仅大力提倡古文，写出了大量成功的作品，而且利用自己一代文宗的地位团结了许多人，形成浩大的声势，从而确立了古文的正统地位。欧阳修对韩愈的嗜好利禄等方面略有微辞，但对韩文则敬仰无比，视为写作的范本，他自觉继承韩愈的文统，一直以当代的韩愈自期，后人也常将韩欧并称。因此，主要由他和另一位古文家宋祁编撰的《新唐书》在韩愈本传和《文艺传》中对韩愈都极力颂扬。几乎与文学史上的尊韩运动同时，理学家们也开始尊韩，建立了自孔孟至韩愈的道统。苏轼顺应时代潮流，从文与道两方面立论，赞扬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注：《潮州韩文公庙碑》，《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文统与道统相济，以韩愈为核心的古文文统就这样牢固地建立起来，于是韩文的地位凛然不可侵犯。
回顾韩文的接受史，我们就会发现，从中唐到北宋中叶，元白文的下降和韩文的上升正好形成非常明显的逆向运动，与他们各自代表的骈古文的升降正相符合。在此后几百年中，古文的正统地位一直非常牢固。在这种以古文为中心的期待视野的影响下，元白文一直受到人们的忽视，只能在以古文文统为中心的认知框架下，获得自己的地位。直到五四时期，人们极力破坏旧的道统，建设新文化。同时，又提倡白话文取代文言文。随着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新的期待视野的建立，对元白文评价开始转变。如钱基博认为：“白居易之文，不废排比，而出以坦迤，陆贽之支流乎？元稹之笔，力跻遒古，而出之峻重，韩愈之别子也。”（注：钱基博《中国文学史》第418页，中华书局1996年版。）钱先生着眼于元白的差异，认为白文坦易，元文遒古，这个判断是非常准确的。虽然认为元稹是韩愈之别子，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而且过度夸大了元白的差异，但他指出白文与陆贽的密切关系，这则是千古未见的卓识。陈寅恪认为：“当时致力古文。而思有所变革者，并不限于昌黎一派。元白二公，亦当时主张复古之健者。不过宗尚稍不同，影响亦因之有别，后来遂淹没不显耳。”（注：陈寅恪《读莺莺传》，《元白诗笺证稿》第117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陈先生将元白也划为古文派，显然是没有注意到元白大量的骈文。但他指出元白文是元和文坛的宗主，是与韩柳宗尚不同的文派，则是非常正确的。钱、陈两位先生的观点受古文文统的影响很明显，但他们对旧说的突破也是同样明显的。
当然，影响读者接受元白文还有些其他因素，如元白的诗歌成就非常高，掩盖了他们散文的成就。《旧唐书·白居易》就称白居易“文笔富艳，尤精于诗笔。”《新唐书》就更进一步认为元白“最长于诗，它文未称是也。”这样就容易形成认识上的定势，认为元白文并不重要。另外，《四库全书总目》介绍《旧唐书》时云：”自宋嘉ｙòｕ＠⑦后，欧阳修、宋祁等重撰新书，此书遂废，然其本流传不绝。“（注：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六《旧唐书》，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据此，则《新唐书》比《旧唐书》流传更广，影响更大，元白不擅长散文的观点影响也就更大。但是，期待视野的更新变化无疑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本文是文学接受行为的另一主要方面。元白文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它的历史命运。仔细分析记载元白文在当时产生重要影响的史料，就会发现元白在当时受到重视的文章主要是策赋判制诰奏状等文体。制诰、奏议都是公文，必须严格遵守等级秩序和有关公式，拘束太多，难以充分发挥才情，而且应用性、时效性极强，当时过境迁，就难以唤起读者的共鸣。策赋判等都是考试应用文体，元白的这类文章最符合当时的审美风气，因此士子们趋之若鹜。但是，赋判后来都不再列为考试文体。策论的评判标准也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元白的这类文章就很难再吸引人们。从元白文的思想内容来看，虽然也有些地方符合正统思想，如白居易《策林》中提倡仁政，元稹《教本书》对皇储教育的重视等，但是这些都只是老生常谈，没有什么创见。而且元白文还有许多违反封建正统思想的地方，如白居易为和尚写了很多碑铭、塔记、经幢记等作品，其中大力宣扬佛教，《醉吟先生传》《池上篇序》等宣扬及时行乐，对封建秩序有一定的破坏。元稹依附宦官，人品颇受非议，《莺莺传》对男女恋爱的描写，也违背封建礼教。因此，元白文的思想内容决定了它们在封建时代，难以受重视。刘师培分析韩文在后代受重视地原因时，指出其中重要一点是：“两宋鸿儒，喜言道学，而昌黎所学，适与相符，遂目为文能载道，既宗其道，复法其文。韩文如《原道》《原性》诸作，以及李习之《复性书》，皆宋儒所景仰，遂以闲圣道、辟异端之功，归之昌黎。”（注：《论文杂记》一一，《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第238页，陈引驰编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明乎此，则元白文不被人们重视则是必然。从艺术成就上来说，元白文存在明显的缺陷。且不提公文和考试文体，单看元白文学性较强的散文。元白都有一些非常优秀的文学散文，如白居易《醉吟先生传》《庐山草堂记》《江州司马厅壁记》，元稹《诲侄书》《唐故万州刺史刘君墓志铭》《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等，各有特色，艺术成就都很高，充分体现了元白的才华。但遗憾的是，这类作品太少。元白的大部分散文立意寻常，结构简单，语言浅易，少曲折，少波澜，这些固然不是什么错误，但读多了就会觉得乏味，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总之，元白文最大的问题就是文风比较平，即使是他们的优秀作品也多少存在这个问题，不及韩文那样新警变化，艺术成就的确在韩文之下。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的选择是公平的。
一部文学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文学接受史。考察元白文历史评价的变迁及其原因，给我们很多启示。一部文学作品必须有独立的美学价值，才能最终被接受，确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如果主要是依靠某些外在原因而存在，即使能显赫一时，但肯定无法传之久远。对于接受者来说，任何一种认识视角都有局限，因此，我们在描述文学史的发展时，应当注意反思自身认识的盲点和误区。无论对元白文的价值判断如何，将他们完全排除在我们的视野之外都是不应该的。因为它们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巨大的影响，是一个时代文风的代表，是文学史发展序列中真实存在过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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