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表现主义大师：凡高简介

荷兰表现主义大师：凡·高（Vincent Van Gogh）

      文森特·凡·高(1853-1890)生于南布拉邦特的曾德特，逝于瓦兹河畔的奥弗。说起来，他成为画家的日子是1885年12月，从那时起，他开始了既多产又短促的艺术生涯，因为他只需五年便完成了伟大的事业。如果不是他的个性突如其来的显露，我们今天无疑会把他作为表现劳动与贫困、工农辛苦的伟大画家，作为荷兰表现主义的第一人来纪念了。他成为画家乃是为了解决撕裂他灵魂的内心冲突，是为了对生活中遭受的挫折进行报复。

      他出身于一个新教牧师之家，不过，有两个作绘画批发商的叔叔，这使他得以在海牙的由叔叔转让给巴黎古皮尔的画廊作了店员。不久，画店把他派往伦敦的英国分店工作。在伦敦，他爱上了房主的女儿，并向她求婚，不幸遭到拒绝。他那不稳定的、过份神经质和过份认真的性格使这一挫折分外沉重。他离开伦敦，于1875年回到巴黎总店。很快，他便对以巴黎为中心的思潮和运动着了迷。他阅读一切能找到的书籍，参观博物馆受到同情卑贱者苦难的那些人道主义作家、画家的影响。

       《圣经》成为这位自学的画家、牧师之子的主要动力。他感受到宗教的召唤，于1876年离开古皮尔画店，重返伦敦。他进了由一位德高望重的牧师主持的教堂，并被卫理公会教徒接受为徒。他申请到矿工中去作传教士:"我感到自己被宗教所吸引，我想要安慰卑贱者。"但他的要求遭到拒绝，于是，他在这年的圣诞节，回到埃顿的父母身边。可是不久，他就和他们发生了冲突。

      从1877年的1月21日到4月30日，他到多德雷赫特去作书店店员。然而，他又不能强制自己过有规律的现实生活。越来越陶醉于宗教的天职之中，他进了布鲁塞尔的一个宗教训练班，并在三个月后抛弃学业，奔赴比利时最贫困的地区——博里纳日去传教了。他要把这个苦难地方的矿工重新带向耶稣。他自己也过着同样贫穷的生活，住在一间小木房里，睡在地板上，同他们一道吃苦，照料病人，表现出卫道者的狂热，然而却没有成功。他长着红棕色的头发，笨手笨脚，衣衫褴褛，举止古怪，眼睛过分明亮。他的牺牲精神使人吃惊，苦行主义令人不安。人们不断地挖苦他，孩子们都惧怕他，至于女人！……谁会爱这么个怪人？1879年7月，教会也不愿要他了。

      于是，文森特生活中最阴沉的时期开始了，几个月里他贫穷潦倒，精神崩溃。由于极度失望，他沿着大路流浪。他给即将进古皮尔画店工作的弟弟提奥写了封感人肺腑的信，宣布自己决定从此献身绘画。他在布鲁塞尔时，的确曾经学过素描，也临摹过一些米勒的画。他于1881年4月12日回到埃顿的父母家短住，又受到一次失恋的打击，遭到表姐"凯"的拒绝。他离开家，前往海牙，他的堂兄……画家莫夫友好地接待了他，并给他出了很好的主意。

      1882年1月，他在街上遇到又丑、又醉、怀着孩子的妓女西恩。他让她和自己生活在一起，把自己所能有的全部爱情都奉献给了这个最不值得爱的女人。他们在一起过了二十个月，最后，他终于明白，对于他来说，人的爱情和人类之爱，上帝之爱同样是不成功的。

      从此，他那屈辱的自尊便到绘画中去避难了。可是不幸却始终对这位艺术的卫道者紧追不舍。他与不同意他以绘画为业的父亲吵翻了，同海牙美术学校教师莫夫及伊斯海尔的关系也不和睦，因为他从来就认为那种教学不可忍受。于是，1883年他又回到慈祥的本堂神甫住宅之中。这次是在纽南，并且勇敢地从事绘画了。他就是以这种生硬、阴暗和悲伤的方式画了丛生的欧石南、茅草屋、织布工人、农夫。他的初期作品《鞋》、《吃土豆的人》(拉朗藏)都是该时期的代表作。环境的影响，榜样的感染，都使他坚持着这一阴沉和积极的现实主义。那末，我们应该怎样解释随之而来的辉煌杰作呢？天才的力量不管如何伟大，也不能用来解释整个改变了西方绘画的这一深刻变化。文森特到底得到了什么启示？受到了什么冲击呢？

      1885年11月，凡·高正在安特卫普，他的父亲刚刚去世。在五年之中与他一直保持通信联系的弟弟提奥给他寄来了一些补贴。他在弗拉芒港口发现了鲁本斯的画和生活的欢悦，日本版画的色彩也使他赏心悦目。他买了一些这样的版画，贴在卧室里，几小时几小时地凝视着它们。他似乎朦胧地看到自己还不清楚的欲望出路，看到一个鲜明的，鼓舞人向上和寻得平衡的新世界。 他突然决定前往巴黎，提奥接待了他，并充满感情地留他住下。

      在巴黎，文森特被印象派的画弄得眼花缭乱。他见到了毕沙罗、德加、高更、修拉。1886年6月，他进了科尔芒工作室，在那里结识了图卢兹-劳特累克。他充满Ji情地画着，画巴黎的街道、肖像、花朵。他在唐居伊老爹画廊和莫奈、基约曼、西涅克一道，展出了自己的几幅作品。当时，他的弟弟已是古皮尔画廊的负责人了，他鼓励支持了他。对日本版画着了魔的凡·高临摹了歌川广重的《雨中的桥和树》。他的色彩明亮起来，甚至从印象派画家那里借鉴来了点彩法，用到现存罗丹博物馆的《唐居伊老爹像》上。他在毕沙罗、莫奈、基约曼的画中，也看到了日本式的轻松和色彩的新鲜感。

      不管怎么说，法国印象派在这位荷兰画家的灵魂给予了决定性的一击。他是如此争强好胜，以致在逗留巴黎的二十个月中，竟作了两百多幅画。不过，1887年的秋冬使他感到难过。天空灰蒙蒙的，街道暗淡无光，都市的悲凉使他无法忍受。另外，他从巴黎画家们那里也得不到更多的东西了。可以说，他通过与他们结触而获得的青春之火已经熄灭了。他需要光和热来温暖冷却了的心灵，唤起奋发工作的热情。

      于是，他听从了图卢兹-劳特累克的建议，在1888年2月20日来到阿尔。外省的一切都使他着迷，花朵盛开的果园，漂亮的阿尔姑娘，朱阿夫团队的驻军，喝苦艾酒的人。他狂喜地喊道:"这真是东方啊！"这时，他三十五岁，并且感到自己是幸福的人，他用芦苇笔作素描，画得熟练奔放。他也作了多幅沉着的，可以说是以强劲笔调"写"就的近乎宁静的油画。他终于找到了明确的轮廓，不带阴影的光线，明亮得铿锵作响的纯色:朱红、普兰、翠绿，以及作为太阳光环的神圣黄色。抛弃了印象派的华美，拒绝了分色主义的点彩，不再作分裂的素描和追求色调的微妙变化。他以刚劲、准确、肯定的手法抓住对象的内部结构。在十五个月中，他作画二百余幅，有的画他画了三遍、四遍甚至五遍。它们是《罗纳河上的两只哈巴狗》、《日诺夫人》(阿尔妇女)、《向日葵》、《朗卢桥》、《邮差鲁林，其夫人及子女》、《夜间的咖啡馆》。

      在圣玛丽·德拉的短暂逗留时期，他也画了一些素描和油画，特别是《沙滩上的小艇》(拉朗藏)和《海景》(藏莫斯科)。最后，我们还要回顾一下他留下的著名作品《在阿尔的卧室》(1888年10月)，因为后来，他在圣-雷米作了善于这幅画的两幅记忆画。

      不过，他此时的物质生活极其艰苦，吃不饱肚子，也卖不出去画。他为幻觉症的发作所苦，变得痴呆。死的念头也纠缠着他。他好象予感到末日将临，所以疯狂地工作，处于从失望中求解脱的Ji昂之中。他的神经在燃烧，金色的光从画中涌汇出来，而他正在"宇宙熔化的中心"。物质在熔化中蜕变，同时也消耗着他的大脑，精神病的发作变得越来越经常了。他酝酿了一个被他称为"南方画"的艺术家夏令营计划，想让各派艺术家来共同创作一幅画。

      1888年10月，高更接受了他的邀请，凡·高为此高兴得要命。然而，急风暴雨般的争论很快便损害了这两个性格对立的人的关系。圣诞节的晚上，在一场毫无意义的争吵之中，凡·高把玻璃杯摔到了高更的脸上。翌日，高更在路上行走时，听到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他转过身来，看到凡·高拿着刀跟在后边，在高更严厉的目光下，凡·高停住了脚，然后逃到自己的卧室里，一刀割下了右边的耳朵，把它包在手帕里，去送给妓院中的一个女人。在住院两周之后，又到家里，画出了名作《耳朵上扎绑带的自画像》(1889年1月)。

      然而，他的幻觉症又再次发作。邻居们写了份请愿书，要求把他送入精神病院。他那外表、忧郁的性格及意气冲动使得居民们讨厌。人们害怕他，把他当作疯子。而他却从未以更深的洞察力去分析自己的疾病，竟然以如此的忍耐对待人们的敌视，更清醒、正确地谈论着自己的艺术！人们终于还是把他送进了医院。在巴黎行将结婚的提奥为此很感不安，托画家西涅克来看他。3月20日，西涅克与仍在作画、读书和写作的凡·高在一起待了一整天。觉得自己实在病得厉害，凡·高自己提出要求，于1889年5月9日，住进了圣-雷米的精神病院。

      他艺术生涯中最多产(如果不是最奇特的话)的阿尔时期结束了。就在精神院的一年中，他还作了一百五十幅油画和一百多幅素描。他像魔鬼附身一般地画着，中间有过三次长时间的发病，而且每次发病都带来痛苦的身体衰竭。他画了《夏季的精神病院》、《长着柏树的麦田》。风景在发狂，山在骚动，太阳在旋转，柏树和橄榄树被高温扭成了弯曲的形状。颜色也不再如往日明亮，黄色变得糊焦，兰色变得暗淡，朱红转向了赫石。但画中的节奏感却发挥出来了：旋转的曲线，崩溃的形状，以及在狂热的颜色和线条所构成的一片混乱之中，逃向地平线的透视。他在画上表现的好象是他在想象的晕眩中见到的东西。他用手燃起的火焰也传到了大脑，失败感在压迫着他，他的作品是否比不上他所欣赏的画家？这想法吓坏了他。

       1890年1月，他得知提奥有了儿子，并给孩子起了和他一样的名字:文森特。他那好心的兄弟是如此慈爱，那样长期负担着这个潦倒不堪、一幅画也卖不出去的画家！这时，评论家欧里埃刚刚在《法国信使》上发表了评论凡·高作品的第一篇文章，但这个荣誉只不过给他小小的安慰而已。他感到自己有病，而且精疲力竭了。

      一直很注意他病况的提奥向加歇大夫提出要求，让文森特到他在瓦兹河畔奥弗的诊所接受护理。这样，凡·高于1890年5月26日前往巴黎，并很快住到了奥弗。加歇大夫给他看病，深情地照料他，并给他当模特儿。于是，凡·高 又画了起来，它们是现存卢浮宫的唯一幅自画像，亦藏卢浮宫的《奥弗教堂》以及《奥弗市政府》、《拉武小姐》、《加歇医生像》(卢浮宫藏)。

      从其它一些作品中，可以看出这位天才只剩下已被病魔粉碎的技术。凡·高害怕疾病的再次发作，一种无法言状的悲伤浸入他的心。继续画下去吗？他的手发软了。从此，存在于他身体之中的敌人已成为强者。那末，还有什么可坚持的呢？就在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他走到几天之前还画过的一片成熟的麦田之中，面向太阳，拔出手枪，向胸膛开了一枪。两天以后，他便在三十七岁上，离开了人世。

      丧失平衡、痛苦、悲剧，显然这就是他的一生。不管他得的是精神分裂还是癫痫，其实都是一样。他和卢梭、波德莱尔一样，强烈地感到自己的生存是个失败，并且为此而深深痛苦。另外，他为抵制自己的不安而尝试了各种办法:宗教、人道主义、艺术。正是因为看到自己处于无法摆脱的疾病威胁之中，他才以更大的狂热投身绘画。艺术使他高居自己之上，克服身体上的衰竭，至少使他不过多地去思考它。这个不稳定的、过度紧张的、着了魔的人，在与社会、与自己不断地冲突之中，通过目的和方法的完美结合，创造出了杰作。

      不管这些作品的构思和制作是如何狂热，它们都不是一个疯子的作品。即使是忘我地投入绘画之中时，文森特也从未停止对平衡、秩序和理智的明确考虑。他以一种补偿活动来抵抗自己的欠缺，从失败中汲取了相当的力量，以战胜自己的无能和使自己生活在作品之中。这个本来是会被淹没在精神混乱之中的人用工作和思索战胜了软弱的倾向。就在他最泄气的时候，他还保持着对简练、和谐的热爱，还寻求着形和色的和以解以及对世界的抽象、紧凑的描写。他以丝毫不松懈的原则和准则体系要求自己，以求达到自己在极端清晰时朦胧望到的艺术理想。

      他的每件作品都是思想、决定、严肃而非离奇的愿望所产生的结果。他要求的是什么呢？是"某种虽为现实，却又是以Ji情画出的平和、悦人的东西，某种敏捷、综合、简练、集中，具有充分平静和纯粹和谐，象音乐一般，给人以慰藉的东西。"他的Ji昂，他的眩晕，他的顽强练习，都最终为他所选择的法则所驾驭。凡·高的绘画绝非出此疯子之手，而是一位有完美良知的艺术家的心血。他是一位强者，一位坚决的创造者，而决非一个在生理本能上的反常者。凡·高的洞察力实在太敏锐了！他一直在该时代寻找美的成分，而他只能找到分量不足的一部分。

      "在未来，会有一种艺术，它将是那样美好，那样年青！……"在这充满希望的叫声中，有着怎样的苦痛啊！他充满热望地准备着，努力使绘画的黄金时代成为可能，然而却知道自己并不了解它。他对胜利要比对成果更为肯定，而作为发明者和先驱者，他只保有将成功的方法传给后继者的权利。

      在一定程度上，他战胜了疾病，应该说他是以自杀来预防精神错乱。不过，他所预感到的，在信中以如此Ji动的信念宣布的新艺术，他并没有创造它，可能是因为还不到时候。他狂热的要求愈多，目标也就离他愈远。这是失败的悲剧，英雄败在黄金之乡门前的悲剧，在成就自己命运之前，被雷霆击倒的天神的悲剧。总之，凡·高是一个具有不容辩驳的伟大的人和艺术家。

      他的手和他的灵感同样准确无误，既不犹豫，也不重复。在风暴和肖像中，看不到丝毫悔意，几乎都是象日本人那样，直接向布上画去，而制作的迅速则在于思想的冲动，他写道:"使人们达到伟大的途径并不仅只限于服从自己的冲动，也能通过挫掉那座在人所感受到的和人所能作到的之间横亘的钢墙，来达到这一点。"凡·高就是这样形容那耗尽了他精力的内部决斗。不过，他也并未完全被压倒，因为他人虽被夺走，艺术仍存。它们永远存在着，因为现代绘画的大部分都是出自于此。

      凡·高是在自然主义的想象和印象主义一起洒下最后一抹余辉时，在学院派的公式土崩瓦解时，在传统老化僵死之际，应时而生的。他和塞尚、高更一起，使绘画方法重新成为研究的问题，并且在这之后，他还为二十世纪的艺术作好了准备。他的画不是为了摹仿表象或讨好上流社会的趣味，而是为了按照自己的智慧和特有感觉，去重新创造世界。

      在塞尚致力于空间观念，高更致力于构图新观念之时，凡·高则在解放色彩，使其达到强度和表现力的顶点。在他的画中，颜色巩固着素描，强调着形，给予着节奏，规定着比例和空间。它甚至获得一种价值，成为送往心灵和眼睛的记号:"从逼真的现实主义观点来看，颜色不是要达到局部真实，而是要启示某种Ji情。"他用生涩、干燥、挑衅的颜色，在对立中求得和谐。它们时而是尖利的，时而是严峻的，没有微妙区别，也没有中间过渡，采用的是凶狠的率直。"我寻求用红色和绿色表现人类最可怕的狂热"，他还这样说过。

      不过，他一直警惕着，不让颜色为形而作为牺牲。今天，我们还完全有理由象欣赏其油画那样地去欣赏其素描。他留下的大量素描作品都惊人地言简意赅，线条流利结实，将其所见的动人材料以多变的手法移写纸上。他的观察也与他人迥异其深刻与奇特都是不可否认的。

      尽管他影响了整个现代绘画，影响到诸如弗拉芒克、德兰、杜飞、弗里叶茨等野兽派画家，特别是苏丁、于特里约等表现派画家，但他却没有一位直接的后继者。他是诗人、神秘主义者、思想家。

      今天，还没有任何人比他更狂热地通过油画、素描和书信向自己提出问题。实际上，又哪里能够找到一个比他更加真实的生活范例呢？这位如此高贵、善良、真诚、游移于精神瓦解与永恒统一之间的人曾因最多种多样的思想而困惑，他已经预先体验了我们这一时而解放，时而屈从的时代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