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画家、佛罗伦萨画派的重要代表：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 1445-1510 )

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 1445-1510 )简介：

　　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Botticeli 1445-1510）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生于佛罗伦萨一个皮革工匠之家。幼年学制金银首饰，不久，喜欢上了绘画，师从菲利普·利比。他的绘画天赋使他成为银行家科西莫·美第奇家族最宠爱的画师，并得以广交文学艺术界名流，从而开阔了眼界，为他的艺术打下了精雕细琢、富丽堂皇、华美多采的贵族印记。 然而,到了1492年，随着罗伦左去世，美第奇家族被放逐，社会政治形势多变。波提切利内心受到了震撼，画风有所变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不问世事，孤苦伶仃，1510年5月，死于贫困和寂寞之中。但是 波提切利以他富有诗意、别具一格和不可思议的天才作品，在文艺复兴诸大家中独树一帜，成为那个时期佛罗伦萨最伟大的艺术家。

     15世纪意大利大画家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1445－1510)本名亚历山德罗·迪·马里亚诺·菲利佩(Alessandro di Mariano Filipepi)，有两个人在他的生活和创作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洛伦佐·梅第奇 ((Lorenzo the Magnificent，1449－1492)和萨沃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 1498)。这是两个迥然不同的人物，前者是佛罗伦萨的统治者、宝石爱好者、浪漫的情人和诗人，后者则是主张将一切浮华投入烈火的先知。洛伦佐·梅第奇是一位精明的外交家，以高超的手腕维持着意大利各城邦之间的和平。他统治的时期在意大利人眼里是一个文明的黄金时代，而他也为波提切利提供了慷慨的赞助。不过，在今天看来，自称能直接与上帝对话、以Ji烈狂热的言辞赢得了大批忠实信徒的萨沃纳罗拉对波提切利的影响可能更为深刻。

　　来自费拉拉(Ferrara)的修士萨沃纳罗拉以关于教会和城邦危机的可怕预言抓住了佛罗伦萨人的想像，而肖像画里的萨沃纳罗拉总是一副粗野的农夫形象，眼睛凸出，还有一个肉乎乎的大鼻子。也许萨沃纳罗拉就希望别人用这种方式来描绘他，这样人们就会把他看成一个马车夫或是牧牛人，而不是自命不凡、油头粉面的腐败牧师。萨沃纳罗拉带着自己的粗野形象四处招摇，这跟他称自己为基督的“无用”仆人是一个道理。他宣称自己没有任何特殊能力——只有上帝能看到未来——而他所知的一切都来自上帝的指示。

　　按萨沃纳罗拉自己的说法，他只不过是一个声音。但那是怎样的一个声音！作为佛罗伦萨圣马可多明我会修道院的院长，他在圣马可和佛罗伦萨大教堂发表广受欢迎的训诫，并向人们传达凿凿有据的天启。这一切不只是为了抵制虚荣，萨沃纳罗拉有自己的政治野心。他想要改变世界，并在1494年得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那一年，法国入侵意大利，洛伦佐·梅第奇的儿子面对危机束手无策。佛罗伦萨于是驱逐了本城的第一家庭，变成了一个共和国。萨沃纳罗拉预见了这一切，或者说人们相信他预见了这一切。他在讲道时曾说过“上帝之剑”(sword of God)将翻山越岭而来。法王查理八世 (Charles VIII)就是“上帝之剑”，他跨过阿尔卑斯山而来，意大利所有城邦都束手就擒。这一切实在离奇，于是萨沃纳罗拉开始大展宏图。他本来已经很著名，现在更变得强大无比。越来越多的人倾听他的声音，他的信徒组成了一个绰号“哭泣者”(the Weepers)的派别——因为他们喜欢拿强烈的情感来炫耀。“哭泣者”有男有女，1496年的一幅木刻显示他的听众大多数是女人。尽管言辞Ji烈，但他的政治观点却不无创意：他鼓吹“公民政府”。在他的影响下，佛罗伦萨共和国成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国家的典范。

　　波提切利也是萨沃纳罗拉的信徒。对爱好波提切利的人来说，这似乎是画家生命中一次狂暴的灾难性转变。波提切利为取悦洛伦佐·梅第奇而画的那些迷人、文雅的杰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春》(La Primavera)：画中的神祗和情人们在苍翠欲滴的世界里享受着春天的欢乐——与“哭泣者”自我厌憎的清教主义之间的鸿沟实在是大得无以复加。考虑到萨沃纳罗拉不仅是一个焚烧艺术品的落落寡欢者，还是一个褒扬“佛罗伦萨城邦革命”的Ji进分子，波提切利对他的崇拜就更加让人难以理解。根据瓦萨里 (Giorgio Vasari，1511－1574)所著的《波提切利的一生》 (Life of Botticelli)，画家的晚年似乎既可悲又可怜——对萨沃纳罗拉的崇敬使他陷入了穷困，“他是如此忠实于萨沃纳罗拉的教派，以致于开始放弃绘画。”

　　但是，在那个时候，精英集团之外的人——画家只不过是匠人，连“艺人”都算不上——很少有机会参与政治。此外，萨沃纳罗拉给了信徒们一种解释周遭巨变的方法。政府纷纷倒台，帝国四分五裂，意大利成了一个巨大的战场。萨沃纳罗拉不仅为这一切提供了解释，而且还让人们看到了希望的微光——所有这些是一个改变基督教世界的神圣计划，而佛罗伦萨将在其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

　　波提切利并没有用直接、机械的方式在画中阐释萨沃纳罗拉的预言，人们因此质疑他与这位修士之间的关联。实际的情况更可能是：萨沃纳罗拉融合真实历史和启示性历史的幻想给了波提切利以及与他相类的许多人一种语言，他们可以借此谈论社会的不公、残酷和救赎。1495年，萨沃纳罗拉出版了一本关于自己的预言以及它们如何变成现实的便览。佛罗伦萨分裂成了几个派别，最突出的是“哭泣者”以及反对它的“愤怒者”(the Arrabiati)。与此同时，波提切利绘制了《诽谤》(Calumny)——据说古希腊画家阿佩里斯(Apelles)有一幅同题杰作，波提切利凭想像对它进行了复制。早在 1435年，阿伯提(Leon Battista Alberti，1404－1472)就在《论绘画》一书中对．称赞了阿佩里斯的《诽谤》。乍一看，波提切利的《诽谤》中的人物与阿伯提的描述完全相符。但究其实，这幅画非常有个性，充满了感情。画中被“诽谤”拖着头发的Luo体青年没有像异教徒那样把手伸向天空，而是像基督徒一样合什祷告。人们很容易想到，这幅画中隐藏着萨沃纳罗拉在那些不相信他能与上帝对话的批评者面前所作的辩解。波提切利的画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美感，他的《诽谤》使美本身成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威胁性力量，其中承载着深刻的个人恐惧。

　　波提切利的作品从不会让艺术爱好者们失望，但生活却让画家本人失望。波提切利在梅第奇“黄金时代”创作的作品编织出了艺术史上最完美的非现实，但在梅第奇去世之前，他也许就已经从萨沃纳罗拉的说教中找到了新的灵感。《诽谤》就是在为被指责为骗子的萨沃纳罗拉进行辩护，画中诽谤牺牲品那合什的双手足以让“哭泣者”潸然泪下。

　　波提切利曾对达·芬奇说，画家可以通过把浸有颜料的海绵扔向画板来画风景，因此对景物的细致观察毫无意义。这番话让后者大吃一惊。看看波提切利一些作品的背景，你会发现里面的树不过是绿色的斑点，岩石也只是随手造成的不规则形体。在梅第奇时代的波提切利作品中，自然的确是迷人的，但它永不能阻挡幻想的脚步。波提切利没有像镜子一般再现自然，而是对之进行筛选和编辑，由此创造了一个更加完美的乌托邦。他最伟大的那些作品不只是在阐释神话，而是在把神话提炼成一种无法重新还原为语言的纯粹物质。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史家疯狂地寻找着《春》的“真正”涵义，但我们需要知道的，也许只是它的美而已。

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 1445-1510 )作品欣赏：

《维纳斯的诞生》

     《维纳斯的诞生》布上画(1432年)175X283厘米，藏于乌菲齐美术馆，是他的名作，是为当时佛罗伦萨统治者美第奇的一个远房兄弟绘制的，在一幅布上画，大概创作于1432年左右此画表现女神维纳斯从爱琴海中浮水而出，风神，花神迎送于左右的情景，构图比较单纯,全画以Luo体的维纳斯女神为中心。画面上人物的体态和衣纹表现十分出色，人物与自然背景也达到巧妙的统一和谐，维纳斯是那样无动于衷地以羞怯和幽怨的感情在对待一切，她对于生活的未来不是充满乐观的信心，而是感到惆怅和迷惑，这也是波提切利矛盾世界观的反映。此画中的维纳斯形象,虽则仿效腊古典雕像，但风格全属创新，强调了秀美与清纯，同时也具有含蓄之美。

《维纳斯的诞生》时代背景：

         这幅画中情节和形象塑造是依据美第奇宫廷御用诗人波利齐阿诺的长诗。诗中描述维纳斯从爱琴海中诞生，风神把她吹送到幽静冷落的岸边，而春神芙罗娜用繁星织成的锦衣在岸边迎接她，身后是无垠的碧海蓝天，维纳斯忧郁惆怅地立在象征她诞生之源的贝壳上，体态显得娇弱无力，对迎接她的时辰女神和这个世界毫无Ji情，不屑一顾。这个形象告诉观赏者，女神是怀着惆怅来到这充满苦难的人间的。这种精神状态正是画家自己对现实态度的写照。《维纳斯诞生》还有另一涵义。

      当时在佛罗伦萨流行一种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思潮，认为美是不可能逐步完善或从非美中产生，美只能是自我完成，它是无可比拟的，实际上说的就是：美是不生不灭的永恒。画家用维纳斯的形象来解释这种美学观念，因为维纳斯一生下来就是十全十美的少女，既无童年也不会衰老，永葆美丽青春。

《维纳斯的诞生》造型受古希腊雕刻中维纳斯形象的影响：
　　
　　 维纳斯的造型很明显是受古希腊雕刻中维纳斯形象的影响，从体态和手势都有模仿卡庇托利维纳斯的痕迹，但是缺少古典雕像的健美与娴雅。这种造型和人物情态实际上成了波提切利独特的艺术风格。

 《维纳斯的诞生》和《春》共同特点：

    《维纳斯的诞生》共有三位女神，中间是踩着贝壳，刚从大海泡沫中诞生的美神，西风神的爱妻花神在一边吐出花蕾，另一侧，是正在细心给Luo露的美神披上蔷薇花斗篷的春神。

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Botticeli 1445-1510）《春》

　　《春》作于1478年，正值他37岁艺术生涯的巅峰时期。

       《春》布上画，藏于乌菲齐美术馆，波提切利的代表作，此画取材于诗人波利齐亚诺的诗歌。

       桑德罗·波提切利是意大利15世纪佛罗伦萨画派最后一位大师。在他的全部创作中，有相当多一部分采用的是古希腊与罗马神话题材。

      在16世纪时人们把这种对古代文化的兴趣视作意大利的“文艺复兴”。采用“文艺复兴”(法文Renaissance)这个词，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它“并不能把这个时代充 分地表达出来”（《自然辩证法》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444页)。

 　　意大利人采用古希腊与罗马的文化成就，是因为它们肯定了人的价值。在自然科 学与哲学中，他们注重的是唯物主义成分，在文学艺术中，则是它的现实主义成分。 这一切大大动摇了长期禁锢人民的神学思想。所以，这个时期的艺术家借用希腊神话 题材，实质上是一种反封建的艺术思想反映。 略早于《维纳斯的诞生》一画的波提切利的另一幅名画《春》(1476～1478年)， 也属于这一类题材的作品。 

  　 本世纪末古罗马哲理诗人卢克莱修在其长诗《论事物的属性》里，对这三个形象作过一番描写，这些诗句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广为流行，这可能就是波提切利绘画动机的来源。

       只是这里的风神没有贵族气息，形象比较生动，一定程度上到很象是中间美神维纳斯的仆役，而画面上唯一占有显著地位的男子形象，则是最左边那个好象在采摘树上果子的墨丘利(希腊神话中的“赫耳墨斯”)，实际上这位众神的使者是在用他的神杖驱散冬天的阴云。他是众神的信徒，在这里是报春的象征。

     作品取材于当时的著名诗人波利希安的寓言诗———一个早春的清晨，在优美雅静的果林里，端庄妩媚的爱与美之神维纳斯位居中央，正以闲散幽雅的表情等待着为春之降临举行盛大的典礼。她的右边，动人的美慧三女神身着薄如蝉翼的纱裙，沐浴着阳光，正携手翩翩起舞———“美丽”戴着人间饰物珠光闪耀，“青春”羞答答背过身去，“幸福”愉快地扭动腰肢，她们将给人间带来生命的欢乐。她们一旁的是众神使者———身披红衣、带佩刀的墨丘利，他挥舞神杖，正在驱散冬天的阴云。在维纳斯的左边，分别是花神、春神与风神，头戴花环，身披饰花盛装的花神弗罗娜正以优美飘逸的健步迎面而来，将鲜花撒向大地，象征“春回大地，万木争荣”的自然季节即将来临。而维纳斯上方飞翔的小爱神，蒙住双眼射出了他的爱情金箭。作品展示了充满着春的欢欣的众神形象，这种对于人性的赞美，具有非凡的美感。但在那些庄重而自信的形象里，总不免带着画家内心深处所埋藏的一种无名的忧伤。

　　在这里，人物比前一幅要多些，也是按照诗人波利齐安诺的诗来创作的：中间也是一位维纳斯，但形象并未比前一幅上的维纳斯有更多的欢乐情绪。相反，倒是左边三位“优美”女神(阿格莱西、塞莱亚、攸美罗西尼)描绘得富有生气：森林边，这三位女神沐浴在阳光里，正相互携手翩翩起舞。右边的一个象征“华美”，中间一个象 征“贞淑”，左边一个象征“欢悦”。她们将给人间带来生命的欢乐。 

　　波提切利用中世纪的装饰风格来展现这三位女性形象，线条富有节奏感，人物的 形体美借助于线条来体现，十分流畅。 在画的右边，分别是花神、春神与风神(自左至右)三个形象，象征“春回大地，万木争荣”的自然季节即将来临。

波提切利绘画风格：

      波提切利以其秀逸的风格、明丽灿烂的色彩和流畅轻灵的线条，以及细润而恬淡的诗意风格，这种风格影响了数代艺术家，至今仍散发着迷人的光辉。

      波提切利在文艺复兴诸大家中独树一帜。但在文艺复兴后，有较长时期西方人士未能对他作出恰当评价，直到19世纪浪漫主义和 英国拉菲尔前派运动中，他才倍受赞扬，被人们推崇为意大利文艺复兴前期的大师。由于他极善于运用线条，与东方艺术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一点也深得中国及日本研究者的重视。

波提切利绘画《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维纳斯的头上，还飞翔着被蒙住双眼的小爱神丘比特，他正朝着左边的 人准备把金箭射去。谁要是中了他的金箭，便产生如痴似狂的爱情。这一切，都是波提切利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写照，他把诗人的赞美以丰富的形象手段象征性地铺陈在这一幅画上。艺术家对美好事物的愿望，总是与他所处的生活境遇发生矛盾。波提切利在画上 展示了那么多充满着春的欢欣的天神形象，尽管他们显得庄重与自信，总不免带着画 家内心深处所埋藏的一种无名的忧伤。

　　画上的基调则是纤弱和略显悲愁。不难理解，这种伤感情调正是当时贵族文化的通病，如在劳伦佐·美第奇的一首诗中所写的：

       青春虽然欢乐 却并不长久； 让我们尽情歌舞吧， 莫问明天是否吉祥!

——《亚丽安德妮咏》 

《春》背景说明：

      波提切利是皮革商人的儿子，排行第七。早期受他的老师们的艺术影响，画面上 还充满着人生的乐趣，而且带有明显的民主气质。自从得宠进入美第奇宫廷后，由于 社会政治形势的多变，加上自己的身份与众不同，在急剧的城市贫民与工人革命的斗 争声中，美第奇被逐，宗教改革家萨伏纳罗拉被焚，德国皇帝入侵和城市共和政体瓦解……，这一切，使他感到恐惧与彷徨。而画家的内心忧郁，似乎都交织在他以后的绘画创作之中了。

      此画约203×314厘米，用“丹配拉”色作于木板上，现藏佛罗伦萨乌菲齐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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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春

　　据希腊人的传说与信仰，自然界中住着无数的神明：农牧之神(Faun，法乌恩)，半人半马神(Satyrus，萨堤罗斯)，山林女神(Dryads，德律阿得斯)，水泽女神(Naiads，那伊阿得斯)等。拉丁诗人贺拉斯(Horace)曾谓：春天来了，女神们在月光下回旋着跳舞。卢克莱修(Lucretius)亦说：维纳斯慢步走着，如皇后般庄严，她往过的路上，万物都萌芽滋长起来。

　　波提切利的《春》，正是描绘这样轻灵幽美的一幕。春的女神抱着鲜花前行，轻盈的衣裙中散满着花朵。她后面，跟着花神(Flora，佛罗拉)与微风之神(Zephyrus，厌费洛斯)更远处，三女神手牵手在跳舞。正中，是一个高贵的女神维纳斯。原来维纳斯所代表的意义就有两种：一是美丽和享乐的象征，是拉丁诗人贺拉斯、卡图卢斯(Catullus)，提布卢斯(TibulluS)等所描写的维纳斯；一是世界上一切生命之源的代表，是蒂克莱斯诗中的维纳斯。波提切利的这个翡冷翠型的女子，当然是代表后一种女神了。至于三女神后面的那人物，即是雄辩之神(Mercury，墨丘利)在采撷果实。天空还有一个爱神在撒放几支爱箭。

　　草地上、树枝上、春神衣据上、花神口唇上，到处是美丽的鲜花，整个世界布满着春的气象。

　　然而，这幅《春》的构图，并没像古典作品那般谨严，它并无主要人物为全画之主脑，也没有巧妙地安排了的次要人物作为衬托。在图中的许多女神之中，很难指出哪一个是主角；是维纳斯？是春之女神？还是三女神？雄辩之神那种旋转着背的神情又与其余女神有何关系？

　　这也许是波氏的弱点；但在拉丁诗人贺拉斯的作品中，也有很著名的一首歌曲，由许多小曲连缀而成的：但这许多小曲中间毫无相互连带的关系，只是好几首歌咏自然的独立的诗。由此观之，波提切＄他许运用着同样的方法。我们可以说他只把若干轻灵美妙的故事并列在一起，他并不费心去整理一束花，他只着眼干每朵花。

　　画题与内容之受古代思想影响既甚明显，而其表现的方法，也与拉丁诗人的手段相似：那么，在当时，这确是一件大胆而新颖的创作。迄波氏止，绘画素有为宗教做宣传之嫌，井有宗教专利品之目，然而时代的转移，已是异教思想和享乐主义渐渐复活的时候了。

　　现在试将《春》的各组人物加以分别的研究：第一是三女神，这是一组包围在烟雾似的氛围中的仙女，她们的清新飘逸的丰姿，在林木的绿给中显露出来。我们只要把她们和拉斐尔、鲁本斯(Rubens)以至十八世纪法国画家们所描绘的“三女神”做一比较，即可见波氏之作，更近于古代的、幻忽超越的、非物质的精神。她们的妮娜多姿的妩媚，在高举的手臂，伸张的手指，微倾的头颅中格外明显地表露出来。

　　可是在大体上，“三女神”并无拉斐尔的富丽与柔和，线条也W太生硬了些，左方的两个女神的姿势太相像。然这些稚拙反给予画面以清新的、天真的情趣，为在更成熟的作品中所找不到的。

　　春神，抱着鲜花，啊娜的姿态与轻盈的步履，很可以用“步步莲花”的古典去形容她。脸上的微笑表示欢乐，但欢乐中含着偶然的哀情，这已是芬奇的微笑了。笑容中藏着庄重、严肃、悲愁的情调；这正是希腊哲人伊壁鸠鲁(Epicurus)的精神。

　　在春之女神中，应当注意的还有两点：

　　一、女神的脸庞是不规则的椭圆形的，额角很高，睫毛稀少下巴微笑；这是翡冷翠美女的典型，更由波氏赋予细腻的、严肃的灵的神采。

　　二、波氏在这副优美的面貌上的成功，并不是特殊的施色，而是纯熟的素描与巧妙的线条。女神的眼睛、微笑，以至她的姿态、步履、鲜花，都是由线条表现的。

　　维纳斯微俯的头，举着的右手，衣服的帮痕，都构成一片严肃、温婉、母性的和谐。母性的，因为波提切利所代表的维纳斯，是司长万物之生命的女神。

　　至于雄辩之神面部的表情，那是更严重更悲哀了，有人说他像朱利安·梅迪契(Julian　Medici，洛伦佐的兄弟，一四七八年被刺殒命)。但这个悲哀的情调还是波提切利一切人像中所共有的，是他个人的心灵的反映，也许是一种哲学思想之征象，如上面所说的伊壁鸠鲁派的精神。他的时代原来有伊壁鸠鲁哲学复兴的潮流，故对于享乐的鄙弃与对于虚荣的厌恶，自然会趋向于悲哀了。

　　波提切利所绘的一切圣母尤富悲愁的表情。

——摘自傅雷《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

傅雷(1908-1966)简介：

　　傅雷(1908-1966)，我国著名文学艺术翻译家、文艺评论家。一生译著宏富，译文以传神为特色，更兼行文流畅，用字丰富，工于色彩变化。翻译生涯历三十年代载，翻译作品达三十四部，主要有罗曼·罗兰长篇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传记《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米开朗琪罗传》，巴尔扎克名著《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贝姨》、《邦斯舅舅》、《亚尔培·萨伐龙》、《夏倍上校》、《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甫》、《幻灭》、《赛查·皮罗多盛衰记》、《于絮尔·弥罗埃》，伏尔泰的《老实人》、《天真汉》、《查第格》，梅里美的《嘉尔曼》、《高龙巴》，丹纳名著《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贝姨》、《夏倍上校》等名著十五部；译作约五百万言，现已全部收录于《傅雷译文集》。近年来，他的遗著《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傅雷家书》等也深受读者喜爱，一版再版，一百余万言的著述也已收录于《傅雷文集》。傅雷先生为人坦荡，性格刚毅，在“文革”之初即受冲击，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凌晨，与夫人朱梅馥女士双双愤而弃世，悲壮地走完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