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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于《北京晚报》读到杨璐记述其书斋的散文《书舟》，有缘来访书舟，见到沈从文、王世襄、张颔所题匾额，又见杨璐自题楹联：架贮古书三万卷，自赊明月五千年。可见其风致。他是原北京古籍出版社总编辑。 ...
曾于《北京晚报》读到杨璐记述其书斋的散文《书舟》，有缘来访书舟，见到沈从文、王世襄、张颔所题匾额，又见杨璐自题楹联：“架贮古书三万卷，自赊明月五千年。”可见其风致。他是原北京古籍出版社总编辑。
杨璐藏古书，可谓缥缃满室，浏览约近万册，但问起藏书的故事他却说：“不多。我不是藏书者。”一则为工作和读书而买书，不刻意追求，不为物役，都是“随缘”购得；二是别人一册一函买进，他是成架成屋买进。如书上“完白山人”印鉴的是清代“国朝第一”的书法篆刻家邓石如的千册家藏。他的老师谢国桢告诉他：“行家面对一屋子书画先拿什么？第一眼看中的准没错。”他从满屋书丛中抽出一套白绵纸的明代钤印印谱，略作翻检，便深知这一屋书的价值。该书一套八册，虽经五百年岁月沧桑，依然纯白鲜红。后据国家图书馆相关专家查证，此乃全本，以前只是听闻，从未得见。书的序言里，记录了成书的故事：明代从古墓里发现一桐棺，棺内竟装藏秦汉代以来各种印玺，以官印为主。于是便钤印成书，并在首页用篆印注明每册用朱砂分量，以防假冒。杨璐认为此事或古人杜撰，但是此书无疑是历代篆刻者的珍贵参考资料，据说也得到乾隆皇帝认可。夜读古书，读到入神处似与前人心语对话，此时便给古书写题跋，如2002年题写此书：“秘籍谁家物？名镌邓石如。白棉皎日月，赤篆灿虫鱼。天禄思孤本，桐棺出六书。挑灯勤考证，疑复入殷墟。”邓稼先是邓石如六世孙，见到签名“邓稼先稚存”的楷书习字帖，是明拓片，杨璐说：“若建两弹元勋纪念馆，应献出此帖，以为纪念。”
邓石如藏书版本、内容俱佳，多印有藏书章。面对这些书，杨璐能读出藏书人的性情。他认为邓石如是把藏书当作学问来研读。从其所作大量题跋、批注可见字字心血，尤其是书中缺字，都被一一考证补全。受此启发，杨璐编辑出版了一套“无缺字本”名家碑帖。包括欧阳询书《九成宫》、颜真卿书《多宝塔》、柳公权书《玄秘塔》等，方法是遍访诸碑，对碑拓缺损处详加勘查考证，一一证明其原为何字，又广泛涉猎诸家书迹，选择其笔意相同的字弥补缺处，与全碑浑然一体。比如柳公权的《玄秘塔》帖，便补足了51个缺字。有人戏称，此帖成了形式上的善本，原帖反成了“残本”。近日在国子监叙香斋聚会，见到壁间悬挂的竟是此“无缺字本”拓片。
对于邢之襄的一屋藏书，杨璐在书中《购进南宫邢氏藏书》记述：“善本塞庭除，摩挲感慨初。枯荣君子泽，聚散世家书。北苑钦风骨，南宫揖笠车。公诗余付梓，夜读听呵嘘。”据说新中国成立初期，因其弟徐冰（邢西萍）在统战部工作的关系，毛泽东曾多次去邢家翻阅古书。几十年以后，杨璐也成了这批藏书的幸运读者，他不仅从中发现了清代书法家翁方纲亲笔批校的苏东坡诗集，还有一套稀见的和珅家族诗集。据说当年和珅被赐死后，嘉庆十六年，爱新觉罗·裕瑞刊刻了和珅诗集，不久，便被夺爵革职发落东北。此后无人敢再出版和珅诗集。二百年后，读书人杨璐据此整理校点出版了《和珅诗集》，并增加了和珅在衣带上题写的一首绝笔诗，以及嘉庆皇帝对此诗的评语。事实上，皇帝也认可了和珅的才气。杨璐在书上写道：出版此书不涉及历史人物的评价，只为研究者提供必要的客观史料。据此思路，《严嵩诗集》即将出版。
杨璐藏书、编书的缘分，看似偶然得来，却又是必然。藏书、编书之乐，皆因读书而生。十几岁的时候，杨璐因读到沈从文先生的书，便给沈公写信。来往之际，沈公得知少年杨璐习得一手老练的草书，且与自己师出同门，便请杨璐代为誊抄书稿。如今，杨璐仍珍藏着沈从文的创作手稿。随着沈从文的名字被写进文学史，这批手稿将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杨璐还有一个三十年未变的习惯：坚持用草书记日记。因为爱读诗词，有感而发时便以诗词自娱。岁末一日，副总编手捧纷繁报表匆匆而来，璐诗兴正浓，伏案曰：“请坐，稍安。待我写完此七律赠君。”副总编哭笑不得。
朋友要给杨璐刻一枚藏书章，他执意让朋友改为“读书”印。在他看来，藏是为了用，藏而不读，再好的书也意义不大。所谓藏书家，不过是个读书人而已。在这一方面，他称沈从文、谢国桢和王世襄三位藏家永远是读书人的导师：“沈从文不计成败苦干终生的事业雄心，谢国桢藏书著书与美食美景兼顾的高雅清心，王世襄收藏著书举重若轻的冰雪童心——读书人一生有此三心，足矣！”王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