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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战士闻一多的堂弟、画家闻钧天30年前捐赠给闻氏故乡湖北浠水县150幅国画，以“支援家乡文化建设”。可经历6任文化馆馆长交接后，所剩无几。现任馆长徐良称，前任周金林只移交了63幅画，并称有些画“被领导拿去送人了”。相关专案组表示，已从某位
据称，闻钧天的国画曾经作为中日建交后的国礼，赠送给日本政府，其艺术价值可见一斑。而100多幅“支援家乡文化建设”的画作，更凝聚着老人的心血。文化馆的历任馆长们，浠水县的领导们，自然深知其收藏的价值。当然，这些赠品在移赠和交接过程中缺乏严格的契约文书，缺少明晰的权责约束。当事人或许本身就不愿意建立严格的交接管理制度，以便混水摸鱼。该县一书画界人士称，“这些人就是利用身份之便，利用交接手续不清，为自己的利益把文物拿走。”
由于艺术捐赠品的管理失范，监守自盗并非少见。2010年，陕西咸阳人卓登将曾任于右任卫队长的父亲传下的于右任书法作品122件捐赠给咸阳市政协，可十几年后，“政协说这些东西找不见了，不知道去了哪里。”不久前，有人匿名举报，上世纪90年代捐赠给天安门城楼的一批书画作品中，包括程十发在内的5位画家的8幅作品，如今下落不明。一些文物管理单位错把自己当成了文物所有者，“关起门来就以为都是他们的了”。不仅可以将珍贵的国家文物当作人情献媚，甚至利用制度的缺失，侵占贪污，据为己有。
虽然监守自盗并非《刑法》规定的罪名，但此类行为符合“职务侵占罪”以及“贪污罪”的构成要件。“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即为职务侵占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然而，对私分捐赠品之类官场秽闻，处置时一般十分低调。只要将侵占的文物归还，就既往不咎了。因为侵吞和私分的背后，往往涉及更多的地方官员，有些或正在任上，于是便大事化小，不了了之。这一潜规则，自然就助长了监守自盗者的觊觎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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