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山不孤 西泠不老

　　公元2011年12月13日，冬日杭州。对已空缺了6年社长之久的西泠印社来说，无疑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在西泠印社第八届理事会第六次会议上，饶宗颐先生当选为西泠印社第7任社长，刘江先生当选执行社长。这一海内外瞩目的百年文人艺术社团再次拥有了自己的掌门人。

　　西泠印社为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之文人艺术社团，自清光绪三十年创立迄今，已逾百零八年，印灯传焰，延及域外，深为海内外印人所宝重。在当代文化语境下，饶宗颐与刘江，香港与杭州的结缘，尤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湖上金石之约

　　香港是一个国际大都市，杭州是一个小桥流水人家。时至今日，香江之水，西湖之漪，却篆刻成一枚永恒的印章，深深镌刻在西泠印社108年的历史瞬间。

　　于冬日，跟随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再次重返孤山，往事仿佛历历在目：1904年的西子湖畔——清朝末期，社会动荡，4位穿着长衫、戴着瓜皮帽、整天之乎者也的老先生，在孤山建起了西泠印社。

　　“西泠印社成立之奇妙，可以说是一个谜；西泠印社创始人的4人组合，也堪称绝配。”陈振濂解释，现在比较顺的叫法是丁、王、叶、吴。

　　第一位丁仁，是杭郡乡绅，家里是以实业起家的大家豪族。丁仁的祖父做了生意，赚了钱，但兴趣爱好却在人文金石。丁家祖上的藏书楼叫做“八千卷楼”。现在关于杭州老城最为详细和权威的文献《武林坊巷志》，就是丁家编的。可以说，丁家的地域文化的掌控力和影响是无与伦比的。

　　第二位是王福庵，祖上是翰林。但他与丁氏不一样，他痴迷于篆刻，西泠印社不能没有篆刻的专家，因为它是印社。王福庵是开宗立派的巨匠。有这样一位专业人士，西泠印社的艺术地位就树立起来了。他代表了专业形象。

　　第三位、第四位是叶铭和吴隐，他们原来是学碑刻的工匠。叶铭虽然身份一般，但当时在西泠印社他承担了管家的角色，我们可以把他看成是西泠印社的守护神。而吴隐则是一位极有经济头脑的人，西泠印社一成立，他就去上海开拓业务。杭州西泠印社成立不到几个月，他在上海开西泠印社的分店，然后出版印谱做印泥，赚了钱回来建设孤山。我们现在看到 孤山上有很多建筑，以前都是没有的，吴隐用从上海赚来的钱在孤山上盖房子，又提供很多雅集的活动经费，可以说，他是西泠印社的财神爷。

　　陈振濂笑言：一个是地方乡绅，有根基，一个是篆刻大师，一个是守护神，一个是财神爷，这4个人成立西泠印社，堪称是绝配，少任何一个角色都不行。而且4个人关系还非常好，4个人本来都有能力当社长，但他们互相约定，要让西泠印社成为一个人文荟萃之地，成为全国的西泠，世界的西泠，他们谁都不居首，齐心协力，又请出了在上海的吴昌硕当社长。吴昌硕于1927年去世之后，四君子中除了吴隐先于1922年谢世外，丁、王、叶三公均在，但他们似乎也是有成约在先，皆不肯继任社长，而不得不等到1948年再邀请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出任社长。

　　“这一时期，西泠印社社长缺位长达21年，除去抗日战争的8年印社本身处于停滞状态，至少也有十几年未有社长。”陈振濂解释，这十几年间，论名望则丁仁，论篆刻影响则王福庵，论实务则叶铭，本来也皆可以继任社长，却还是一致谦避逊让，宁愿社长空缺而社务活动照常。像这样的“非常规思考”，既反映了创社四君子的高风亮节，同时又包含了某种特定的思考内容——印社之长，并非懂印即可？

　　数数看，丁仁有《西泠八家印选》，王福庵平生刻印数以万计，有开宗立派之功，叶铭有《广印人传》。西泠印社的4位创始人都是篆刻界的精英，论印社资历均够，但似乎他们最初就有一种约定，西泠的社长必须是诗、书、画、印兼长者方可当任。

　　令人尤为感动的是，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普通的文化人，始终坚守住了自己的底线——抗战时期，西泠印社这些貌不惊人、不无迂阔的穿长衫文人却饶有风骨。杭州沦陷后，当时丁、王、叶都到上海租界去了（吴隐已经去世），西泠印社的所有活动被迫停止，临时雇了父子二人维护孤山。丁、王、叶在上海度日艰难，但他们还是省出钱来，每个月定期寄到杭州，支付杭州一老一少两位的工资，整整坚持了8年。

　　1949年，丁仁病危，对吴隐的儿子吴振平还有王福庵说，应该把西泠印社交给政府，王福庵、吴振平专程到杭州，把所有的账本、财产、契约全部交给军管会，只提一个要求，就是保存“西泠印社”的名字不要换。